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凤凰卫视中文台播送了一个专门介绍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作品，大约主要是长篇小说的节目。偶然看到其中一集，讲到作家张洁当年写的《沉重的翅膀》。小说主要是讲工业部门的改革问题的。当年我正在大学，但是并没有特别关注这部小说。据说小说的反响还是很大的。

当然，这样一部描述改革的小说，要说没有争议也是不现实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就说过，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讲学大庆的那种精神，我们应该更注意讲科学，讲对人和人性的关注。在节目中提到，铁人王进喜跳到泥浆池用身体搅拌重晶石就是没有运用科学方法或者科学设备的一个现象。其实，我倒觉得节目这样来看待铁人王进喜是有点偏颇了。那个时候，王进喜跳进泥浆池，不是不讲科学，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可用的设备，或者设备还没运到。而对险情，实在来不及了，没有时间再等。不及时救险，晚一点钻井就会出问题。铁人王进喜这才不得不跳进去，用身体来搅拌泥浆。

不可否认，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有不少形式主义的做法。比如，某汽车制造厂在学大庆的过程中，也学大庆，用干打垒来建造车间厂房。结果，这个汽车制造厂地处中国南北交界的地区，根本不是像松辽平原那样的冻土带，所以在这个区域建造起来的所谓干打垒根本就立不住，刮风下雨之后就垮掉了。这就是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危害。

如果破除了形式主义，那么学习大庆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发扬科学精神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吗?实际上，这两者之间不仅不会有什么矛盾，而且也是能够相互兼容的。

比如我们的两弹一星，如果不讲科学，这个事业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样，如果没有参加两弹一星人员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个事业同样也不可能成功。两弹一星本身就是科学精神与奋斗精神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领域中，这样的奋斗精神与科学的结合是一直都存在的。比如，在我们的高铁建设过程中，在我们的基建项目当中，这样把科学精神与奋斗精神结合起来的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在这样一些大型的项目中，这两种精神都是缺一不可的。没有科学精神，不可能如此快速地造出这种高水平的高速铁路，也不可能建设出来如此众多的高质量的基建项目。而没有奋斗精神，同样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

学大庆，学大寨，都是文革前提出来的。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后来解放军自己加了一句：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只是这些口号提出不久，也实践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革虽然没有否定这样的口号，但在实践中却了走了形，变了样的。如在学大寨过程中，大寨改造狼窝掌，是根据本地地形来进行的农田改造。结果有的地方学大寨，硬是在平原上堆起一座土山，然后再在上面造梯田。这就跟前面提的，在温带地区造干打垒一样，都成为笑话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学习这种自力更生精神的严肃性与科学性。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过去特别是文革中积压下来的弊端感触很深，因此有些说法也难免偏激。例如，在《沉重的翅膀》中，作者就说出了“过去三十年的建设基本上是失败的”这样的话。也正是因为这句话，这部小说险些不能正式印刷出版。今天来看，对于作者在当时说出这样的话，只是认为对于当时所存在的弊端感到的一种愤懑，并没有认为是从根本上来否定过去的三十年。但是，后来有人故意把改革开放与前三十年割裂开来，把前三十年说得一无是处，这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毕竟，时代不同，发展过程也是一段历史，早期阶段的观点与发展过来之后对同一个问题的观点有不同的变化，也是正常的。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者与人性化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小说当时认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太考虑个人的需要、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兴趣，一味片面强调工作的需要。这样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不过，在文革前，虽然存在着这类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所展现出的对人的关爱并不是完全不存在。只是在文革中，这样的问题更为突出和严重了。我不太喜欢使用人性化这个概念，它未免有点过于抽象。对人的关心和照顾本身就应该属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是一味地要求别人服从，要求别人克服，而完全不考虑那些具体个人的实际困难和实际需要，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比起过去，确实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某些领导只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依然存在。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哄鬼的，是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损害。我们需要更为严谨的理论，更为高超的工作艺术，更要提高对人们的关心和爱护。目前存在着的现状，距离这样的要求还差得比较远。

改革之初，需要一个突破过去的思想樊篱。在这个阶段，有点矫枉过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在那之后，就需要理性的调整。如果在任何阶段都只一味地强调理性，那么更多障碍就不易突破。如果只强调突破，而完全不讲理性，后面的工作就会面临很多困难，甚至在认识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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