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夷王烹齐哀公真象的分析

                                                            作者：李 沣

《竹书纪年》载：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也就是周夷王把众诸侯召到京城，并当着众诸侯的面，把齐哀公扔到开水沸腾的鼎里煮了。这一充满血醒和恐怖的处刑方式，在中国帝王史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初登帝位不久的周夷王，为什么对周家有卓越功勋的齐太公之玄孙，用这种极端方式处以死刑？诸史书都语焉不详。

齐国人写的《春秋公羊传》曰：“哀公烹乎周，纪侯譖之。”是说“周烹齐哀公”是因为纪侯告状、诬陷。但纪侯告的是什么状？诬陷的是什么罪？史书均无直接答案，但经史学家对此有些推测，主要说齐哀公淫乱。对《诗•齐风•鸡鸣》，《毛诗正义》认为是“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孔颖达疏曰：“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诸侯淫乱，在那个时代，虽然不德，但不是罪。既便齐哀公有违周礼，不管多么严重，都不至于用这种酷刑处之。

在研究这一历史悬案中，有的学者认为是周夷王此举是为了杀一儆百，“他为了竭力重振周王室之声威，竟极其残忍地烹齐哀公，以为杀一儆百，使周天子重新树立权威，但结果使诸侯离心离德。”（1）但《史记•周本纪》云：“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说明夷王燮深得众诸侯的拥戴，是众诸侯把他扶上帝位的。另外，《左传•昭二十六年》载：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把夷王与武王、成王、康王并列，并说他身体有疾时，“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说明周夷王在诸周王中，是个贤德之人，深受众诸侯的爱戴。

总之，周夷王烹齐哀公，看来不是因为他淫乱，也不是为了树立威望杀一儆百，而是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万不得已的政治原因。

一、懿、孝、夷三王的王位传承不正常

《史记•周本纪》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懿王、孝王、夷王三王的承继问题，可谓有违宗法礼制，极其反常。懿王崩，懿王的叔父辟方立，是为孝王。叔叔承侄子的王位，这既不是父死子继，也不是兄终弟及，有违夏、商、周礼制，这是其一。其二，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这个“复立”二字太重要。所谓“复立”，一种含义就是懿王崩后，按照“父死子继”的传统，应由太子燮继位，但因某种原因，太子燮未能继帝位，现孝王崩后，复立太子燮继王位；还有种可能，即懿王崩后，太子燮继承了王位，后被废黜，孝王崩后，又“复立”王位。

总之，懿王、孝王、夷王的王位继承，与传统、礼制不合，存在异常现象。这异常现象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史不能言的政治原因和政治操弄。但对这一反常态的政治乱象，经史学家一直没有正面质疑和分析判断。《毛诗正义》引徐广言：“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国。”徐广言孝王有大罪，但何罪？无解。到了宋，崔东壁在《丰镐考信录》中言：“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2）崔东壁指出，懿、孝、夷王位继承反常，“此必有其故”。但“故”为何？无解。

近代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的是胡澱咸先生，他在1967年写的《蔡簋考释》一文中说：“懿王死，太子燮未得继立，而孝王立为王。懿王的太子为什未能继他的父亲为王呢？从孝王死，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为王看，这当是由于懿王死时太子燮年幼，孝王承机篡位。孝王死，孝王子又未得位，而诸侯复立懿王子燮为王，此时显有争夺王位的斗争，夷王乃是藉诸侯之力始得立为王的。”胡澱先生明确指出：三王的王位承继中，“显有争夺王位的斗争”，“孝王承机篡位”。（3）

二、关于孝王篡位

美国学者倪德卫、夏含夷从另一个角度，对有关史料进行解读，似乎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

倪德卫在《克商以后西周诸王之年历》一文中说：“孝王可能于前882年即已开始掌权，《竹书纪年》谓前881年懿王‘迁于槐里’，这恐怕并非自愿。令孝王掌权的情势显然是，懿王无能，继位未久即逊位或遭放逐。”（4）

夏含夷说：“这些史料揭示，尽管懿王在位时间明显较长，他死后王位继承是不正常的，王位落入他叔叔手中，而不是后来才继位的夷王。倪德卫因此提出孝王的‘僭位期’事实上在懿王死前就开始了。虽然在传统史料中找不到支持这一看法的明确的证据，却有一些片断按照这种看法可以讲得通。例如《竹书纪年》记录了西方敌人对周都地带的不断入侵：‘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在记载这些入侵后，《竹书纪年》轻描淡写地提到‘十五年’懿王从都城宗周迁到一个叫槐里的地方。”（5）

对懿王所迁之“槐里”，宋忠曰：“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 犬丘，即周王室的养马场，《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倪德卫、夏含夷先生均认为，周懿王还健在时，即懿王十五年，孝王已篡夺了王权，即倪先生说的“孝王的‘僭位期’事实上在懿王死前就开始了”。 （6） “僭位”就是冒用天子的职权行事，《公羊传》有“诸侯僭于天子”。倪、夏二位先生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从史料记载看也有矛盾。《竹书纪年》：“元年辛卯春正月，王继位。……九年，王陟。”但《太平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孝王在位十五年”。“九年，王陟”，表明继位前，已经执掌王权，占据王位。

“七年，戎人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戎和翟人，都是西方的少数民族。西戎侵周，七年进犯到镐京，十三年，翟人侵岐（凤翔）。在这种危险的形势下，十五年“懿王自镐徙都犬丘”。西戎、翟人东犯，懿王应由镐向东迁移，而且镐京东面有很多像样的都邑，为什么迁到镐京西面的荒漠之地？迁到戎、翟人的活动地域？迁到周王室的养马牧场？因此，把懿王十五年，懿王由镐京徙都槐里，理解为被孝王及其同党驱逐王宫，流放到槐里，是很有道理的。

对懿、孝、夷三王的王位继承中的反常现象，何幼琦先生看的更透，他对辟方“立”说：“当懿王太子尚在，即王族的大宗未绝的情况下，他（辟方）是无权继承王位的。孝王的‘立’当系篡位夺权后的自立为王。根据近年出土《王臣簋》和《柞钟》推算，懿王在位只有两年，结合太子燮逃到诸侯一事考察，辟方一定是经过流血的政变才能实现夺权的，懿王多半是在政变中被杀害了。”（7）

（一）青铜器的信息

懿王在世，被放逐犬丘，大权旁落，孝王在镐京篡位掌握实权。这个过程绝不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尖锐的，甚至是武力的冲突和斗争，就像何幼琦先生说的“是经过流血的政变”。但文献中对这段极不寻常的历史，只字未提。但从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1、懿王在世，孝王篡权，这中间两王并存，如倪德卫说的“孝王在位九年实际上有四年和夷王在位的年数相重叠。”（8）与此年代相关的铜器有《此鼎》和《十三年兴壶》，而赵光贤先生曰：“按自恭、懿以来，金文用殷正甚少，几于全用周正。降至夷世，独《此鼎》与《十三年兴壶》用殷正。”（9）这里就有懿、夷交接期间，两王有名义在位实际不在位的真实历史。

12、《燮簋》铭文有：“王令燮在市、旅。”为什么懿王不让太子燮在宫中，而让燮在“市”或“旅”中？说明懿王在位时，宫廷内斗已经十分尖锐，为太子安全计，让他远离政治中心，到可信赖的诸侯的市或旅中。

3、孝王逐懿王于犬丘（槐里），是名副其实的宫廷政变，在此前后，懿王和孝王两个阵营，必有权力的明争暗斗。宫廷的卿士王官及各路诸侯，也必有个选边站队问题。而双方政治较量的主要手段，是军事实力。由于对青铜器的断代十分困难复杂，一件有纪年的铜器属于哪位王？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从铜器铭文中的历史人物及其相互关系，能大致判断出历史事件的梗概。用此方法，对懿、孝、夷王的历史变革作些梳理和分析。

（1）关于益公

彭裕商先生在《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中，列出与益公及相关人物的铜器《师晨鼎》、《王臣簋》等四组十八件。这十八件中，史官多为“史年”（“年”或释为“尤”），有时为“尹”，相关人物有：司马共、师俗、师晨、宰舀。（10）《王臣簋》铭：“王各于大室，益公入右，王臣即立中廷。”表明益公地位显赫，位在王臣之上。所以张闻玉先生曰：“益公实共王、懿王之重臣，忠于共懿父子。”“差不多终懿王之朝，益公都是一位大权在握者。”（11）

《师永盂》铭文大意为：益公传周王的命令，分给师永（人名）土地于陕西的洛河南北的边疆地带，当时有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等五人在场听命。益公还命令郑司徒等人勘界监理王命给永的赏田。韓巍先生指出：益公為最高軍政長官，井伯為冢司馬，榮伯為司土，尹氏是史官之長，師俗父曾任司寇，單伯曾任司徒，等等，其官、職的重要程度是排名先後的依據。刘源先生说：“（井伯）身份擔任王朝大司馬，從五祀衛鼎、師永盂等器銘文來看，其政治地位很高，位居三有司等重臣之首，僅次于益公。”（12）

益公手下还有一批掌握军事大权的人，如师询、师俗等，杨宽先生说：“益公引导的师询，是高级军官，……作为王宫的警卫队长。”（13）这些信息表明，在懿王身边有一个以益公为首的掌握军政大权而效忠他的臣僚团队。

但到了孝王时，铜器中无涉及益公者。张闻玉先生说：“大概失势了”（14），实际上是孝王时益公辞世了。夷王时的《鲜钟》铭：“毕鲜作皇祖益公尊簋”，表明懿王崩后，益公也去世了。益公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史料空缺。但益公的离世，使懿、夷王位的稳固和承继，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保障，懿、夷王位的异常与益公辞世有直接关系。

（2）、关于荣伯

根据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懿王时的执政大臣益公、井公、尹氏、师俗等，孝王时记述王的活动的铜器中，已经销声匿迹，孝王最得力的卿士是荣伯、厗伯父。

《康鼎》铭：“王才（在）康宫，荣伯内右康。王命：死司王家。”

荣伯这时成了孝王的首席执政大臣。孝王召见康，是让他孝忠（孝）王家，是在拉党结派。

《同簋》铭：“王才宗周，各于大庙，荣伯右同立中庭北乡。”孝王接见同时，荣伯是宾佑。

《卯簋》铭：“隹王十有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右立中廷，荣伯呼令卯曰：‘█乃先祖考死司荣公室，昔乃且亦既令乃父死司人，不盄，爰我家用丧。今余非敢梦先公又进迭，余懋再先公官，今余隹令女死司宫人。”

陈梦家先生曰：“此为荣伯廷见卯下命书的记录，廷见时有右者荣季，于受命者任经职事，且重加赏赐。与王者廷见之礼相若。”（15）《卯簋》突显了荣伯在孝王朝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荣伯像王一样，召见、命职、赏赐臣僚“卯”。此《卯簋》，内含当时政治斗争的重要信息。一是荣氏在孝王朝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荣伯行王的权力，而他的兄弟荣季为宾右；二是荣伯命卯“死司荣公室”，即让卯孝忠荣家，誓死效忠捍卫荣家，同时让卯“死司镐宫镐人”，即要誓死孝忠孝王朝。此《簋》铭文暗示，荣伯兄弟是孝王篡夺王位的实行者、维护者，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尖锐复杂。

（3）、关于宰厗父

宰厗父的先辈就是成周八师征东夷的主将。孝王之所以能篡夺周权，身旁必有一邦掌握军权的权臣朋党，宰厗父就是孝王身边的一员武将。《害簋》载：“惟四月初吉王才厗宫，宰厗父右害立。”，陈梦家先生曰：“厗宫当是宰厗父之宫。‘右害立’者宰厗父为傧佑，立于中庭。”“王才厗宫”，孝王不在“周宫”，而在“宰厗父之宫”，充分表明了“宰厗父”权位之重。“宰”王家总管，周孝王在王家总管厗父的宫里处理国事，而宰厗父为“右”，杨宽先生曰：“册命的仪式，受命者居左，同时有引导者居右……，作为‘右’者都是公卿大臣。”（16）周孝王时，宰厗父可谓孝王的最得力的贴身总管，掌握着孝王时的生杀大权。

宰厗父是宾佑，是代王行使权力人。害是武官，孝王赏赐害的物品，按照陈梦家先生考证，主要是武器。这说明宰厗父代王向武官害赏赐武器，是让害为保卫孝王效力。

孝王重臣“宰厗父”乃齐姜之子。《遲父鐘》铭文有：“遲父乍姬齐姜龢林钟”。陈梦家先生考证说：“遲父疑即《害簋》的宰厗父……此齐姜，可能为遲父之母。”。(17)也就是说，宰厗父是齐国或者说是齐哀公的外甥。如此说，周孝王的重臣、总管乃齐国女姬齐姜的儿子。因此，政治上孝王与齐国是最亲密的，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的党友。看来周孝王的一些重大举措，包括放逐懿王，篡夺夷王之权，都与齐国有关。

（4）、孝王篡夺夷王位

懿文崩，懿王叔继位，这极不正常。共、懿王在位时，向臣下发布命令，加封臣下官职或赏赐，“都必须由史官起草和宣读文书，并作为档案保存。”（18）但孝王几次重要的册封礼，如《康鼎》、《同簋》、《卯簋盖》，对康、同、卯的策封赏赐，只有荣公宾佑，无史官出场，也无作册记载。隐含着孝王惧怕史官，惧怕作册记载。

、《蔡簋》铭文为：

“唯元年既望丁亥，王在█。旦，王各庙。即立，宰舀入右蔡立中庭。王呼史年册令蔡。王若曰：蔡，昔先王既令女（汝）作宰，司王家。今余唯乃令。令汝及舀正对

各，死司王家外内。毋敢又（有）不司百工，出入姜氏令。氒有见，有即令。氒非先告

蔡，毋敢有入告。汝毋弗善效姜氏人，勿吏（使）敢止从狱。易汝玄衮衣、赤舃、敬夙夕，勿（辱）朕令。蔡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作宝簋。蔡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

“王才（在）█”。

陈梦家先生释“█”为“淢”，但他又注此字宋人释“雍”。胡澱咸先生将此字释为“水、口、隹”的集合，即甲金文“”，亦即“潍淄其道”的“潍”。这与丁山、顾颉刚先生的考证一致。丁山先生曰：“由《散盘》推之，秦、汉以来所谓‘雍水’者，固皆‘淮水’之误。”顾颉刚先生曰：“《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秦都所以名‘雍’，就因为它在雍水的旁边，正确地说，就因为它在淮水的旁边。而这条水之所以名‘淮’，即是表示秦族本居潍（古淮、潍一字）水流域，他们这一族迁到渭水流域的凤翔。”（19）关于“”字，陈梦家先生曰：“金文之‘’即《说文》之‘廙’，行屋也’屋假作幄。”（20）

因此《蔡簋》的“王在”表明，懿王后期或懿王崩后，懿王或夷王已不像《免簋》、《守宫盘》所铭的“王才（在）周”，或《师晨鼎》、《谏簋》所铭的：“王才（在）周师录宫”，而到了“”，亦即雍、亦即犬丘或曰槐里。这里住的不是“宫”，而是“行屋（幄）”，亦即“行辕”这与《竹书纪年》“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被放逐相吻合。

“唯元年既望丁亥，王在”。此器为夷王时器，因此“元年”，可理解为夷王元年。倪德卫说：公元前“868年懿王崩于放逐中，支持夷王的人宣称夷王继位。孝王的党羽最初否认其事。”（21）

懿王放逐在“”， 驾崩在“”，夷王继位在“”。但宗周的孝王依然掌握着实权，因此夷王仍然处在被放逐的“”，周的实权被其孝王篡夺。夷王依然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蔡簋》 的铭文暗示了这一点。

 “王呼史尤（年）册令蔡。王若曰：蔡，昔先王既令女（汝）作宰，司王家。”

这句话的大意是：王呼史尤（年）册令蔡，王对蔡曰：昔先王既令汝作宰，专管王家的事，今令你与舀主管接待王家宾客及对外联络事宜。史尤（年），是共、懿王时最重要史官，是共、懿王身边最信任的人。

 “今余唯乃令。令汝及舀正对各，氒有见，有即令。”死司王家外内。毋敢又（有）不司百工，出入姜氏令。”这段话的大意是，夷王宣布，命蔡和舀你们二位，今后要互相商量、互相监督，共同管好王家内外之事。并要勤勉司管百官听从姜氏的命令。”胡澱咸先生说：“从前后文意看，似此时周王死，嗣王初立，母后姜氏听政。”（22）

“氒又见面礼，又即令，氒非先告蔡，毋敢又入告”，胡先生说：“这句话是说凡是来朝见或受命者，必须先报告蔡，不先报告蔡，不能入告母后姜氏。”

“女毋弗善效姜氏人，勿使敢有止从狱”，胡先生云：“这是说你要好好教导姜氏人，不要使他们随便拘留从事狱讼的人。”

在夷王继位或曰“名义上继位”后，一来夷王年轻，二来孝王及余党实际上掌握着周的大权，因此饱经政治风雨的姜太后，走上了政治前台，处处替夷王谋划决策。为了王位的安全，王把蔡、舀召来，册命为王家总管。凡入王家之人，不经蔡允许概不准入内，表明了政治形势的严峻，也表明了姜太后的政治精明。策令中“女毋弗善效姜氏人，勿使敢有止从狱”一语，意为对姜后娘家人也好、身边人也好，要严管，不要乱用权力，尤其对狱讼，按今日说法就是对那些上访告状打官司的人不要随便拘留。因为这时孝王余党掌握着实权，哪些公开到夷王上访告状的多是崇尚夷王的地方诸侯。太后此举，一方面是贤惠，另一方面是顺应政治形势和重视民意。（23）

 　　 蔡、舀，无疑是姜后非常信得过的人。蔡，因在王的左右，此蔡应为蔡国国君。《虘钟》（《集成》00088、00089、00090、00091）表明，己伯子虘的妇人是蔡姬，是蔡国之女。己伯、釐伯，均为虘和妇人蔡姬的父辈。蔡国和纪国、釐国是婚姻国，互为亲家。舀，《舀壶盖》有“王呼尹氏册令舀，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赐汝……，用作朕文考釐公尊壶。”铭文表明，舀的祖父是成周八师的冢司徒，父亲是釐公。成周八师冢司徒，根据《沫司徒疑簋》判断，很可能性是纪国的先人。舀的父亲为釐公，釐国，纪国兄弟之国。这里懿王妇、夷王母姜氏，很可能就是铜器《孟姜匜》（《集成》10240）中的王妇孟姜，纪国女。太后启用的两位大管家，一位是纪国的亲家，一位是纪国国君的侄子，显示了夷王时纪国、纪侯在政治上的微妙地位。（24）

、《元年师事簋》和《十三年兴壶》

孝王篡夺周权，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蔡簋》表明了形势的严峻。另外《元年师事簋》和《十三年兴壶》，表明了孝王权臣的耀武扬威。

《元年师事簋》和《十三年兴壶》这两器铭文的信息，与我们上述判断有矛盾。

《元年师事簋》铭：“隹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释淢或潍），王各庙，即立，迟公入右，师事即立中廷。”上面谈到，“潍”是懿王被放逐的犬丘。在《蔡簋》中我们判断“隹元年”是懿王崩后夷王名义继位的元年。这里的“王”是夷王。但前面又认定迟公即厗父，而厗父是孝王的嫡系，最孝王身边的一员武将，因此《元年师事簋》中的“王”就是孝王。孝王携武将厗父，到懿、夷王的“行幄”宣读对师事的册命令，这极其反常。是上述判断有误，还是孝王和武将厗父故意在懿王崩后，到懿王太子处耀武扬威，干涉、抑或剥夺夷王权力的一次行动？这个疑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此相似的还有《十三年壶》

《十三年壶》铭：“王在成周司土 宫，厗父右兴，王乎作册易。”因厗父为右，此王应为孝王。孝王赏赐，在司徒 宫进行。这也极其反常，因为这位司徒，也就是《己侯钟》中的纪侯，纪侯 是周王室的司徒，是懿、夷王的嫡系，是孝王及嫡系厗父的对立面。孝王率领嫡系厗父到纪侯司徒  的宫里进行策命赏赐，内涵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图谋。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王党的关系是看，孝王的这次行动表明，在镐京，孝王的势力占绝对优势。懿、夷王及党徒处于劣势。尽管纪侯  是周的司徒，在孝王和厗父面前，也不得不忍辱低头。

以上两器勾勒了懿王崩后，宫廷两派针锋相对的政治形势。

（二）文献的暗示

1、《竹书纪年》：“元年辛卯春正月，（孝）王继位。命申侯伐西戎。”

《史记•秦本纪》：“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子█，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造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申侯之女为大骆妻，大骆为非子父，而“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懿王死，孝王篡权后第一件事就是命申侯伐西戎。周懿王死了，懿王太了燮，是靠不正手段篡夺了王权的孝王的心腹之患，因此正式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伐西戎。因为西戎和非子关系融洽，而非子驻地犬丘，即槐里，也是懿王及太子燮的驻地。因此伐西戎是假，威胁、震慑懿王太子燮是真。但这件事并不遂他愿，因为非子是申侯的外甥，他不会真正对非子动武。所以申侯强调：“申、骆重婚，西戎皆服”，“ 西垂以其故合睦”。为此，孝王变换了手法，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

2、《史记•秦本纪》孝王对非子曰：“‘其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于秦。”

对这条史料，史家均正面理解阐述，即非子养马有功，孝王沿习舜帝的做法，赐土命姓。但若联系懿王居犬丘，孝王“僭位”，孝王与懿王父子尖锐对立等反常现象，可怀疑孝王此举，有孤立瓦解夷王之意。非子本在犬丘养马，现孝王赐他的邑地在秦。秦，《水经注疏》云：渭水“又径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秦水又“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通典》：“秦州，今理上邽县，古西戎之地，秦国始封之邑。”秦谷、秦水、秦川、秦亭，秦邑，在天水郡上邽。非子的大本营本来在犬丘（槐里），现在封到了天水。懿王太子燮的主要靠山被孝王移走了。我认为“邑之秦”三字大有文章。

3、《竹书纪年》：“八年，初牧于汧、渭。”孝王九年崩，死前一年，到非子养马场汧、渭之间放牧狩猎。商、周牧猎、田猎，都带有军事演练的性质。汧、渭之间，既犬丘（槐里）的大后方。孝王死前的这一行动，恐怕与居犬的夷王有关，有对政治形势的观察、政治权位变动的考量。

三、关于齐哀公之罪

在懿王放逐犬丘，孝王篡位，孝王与懿王父子尖锐对立中，齐国、齐哀公扮演着什么角色？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史料提及，黄中业先生说：“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的史料缺乏，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与王室内部的宫廷政变有着某种关系，”（25）史料虽缺失，但史实客观存在，因此研究方法也只能根据有关史料做一些逻辑的分析或判断。

1、《诗•齐风•还》，《毛诗正义》曰：“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孔颖达疏：“《正义》曰：作《还》诗者，刺荒也。所以刺者，以哀公好田猎，从逐禽兽而无厌。”刺，即讥刺、讽刺，民间作诗，针贬时弊。作《还》诗，针贬齐哀公好田猎，逐禽兽而无厌。对此诗理解中有一问题，即齐哀公田猎是在齐地，还是在周王畿？齐哀公是齐太公的五世孙，齐君五世反葬于周。因为从吕伋始，齐国君都是王官，在周王朝服务。虽然齐哀公在王朝中任何官职不明，但从种种迹象判断，哀公似乎仍在镐京。从“王才厗宫”，而白厗父是齐国的外甥，可判断齐国君哀公，与周王室，即与孝王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此，《还》诗中的哀公好田猎，就有可能发生在孝王在位时，就有可能齐哀公为了监视、恫吓懿王太子燮，不断地在犬丘附近田猎，进行武装示威。如果与另一齐诗《东方未明》联系起来，齐哀公行动的政治背景，就有更多可疑之处。《东方未明》描述，东方未明，公就命令手下叫醒并躯赶手下的小官吏穿衣出工，“狂夫瞿瞿”，厉声喊叫训斥。手下“颠倒裳衣。倒之颠之。”就像部队紧急集合，时间急迫，衣服都穿颠倒了，可见行动的紧张任务的严重，而且天天如此，所以齐公手下的小官吏怨声载道。如果是为了消遣田猎，不会天天把部下弄的如此紧张，齐哀公的这些反常举动，暗含着宫廷的一些机密。

《东方未明》与《东方之日》，有的经史学家说是“刺齐襄公”，但郑氏笺曰：“非也。南山以下始是襄公也。”因此，《南山》前的这两诗及《鸡鸣》、《还》都是刺齐哀公的。

《毛诗序》曰：“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典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竹书纪年》有：“懿王之世，兴起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于是诸侯携德。”这段话反映的是懿王时，宫廷权争恶斗，多头政治，诸侯无所事从，失德或分化。因此，所刺“无节”，主要不是指“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而是指政出多门，号令无节，政治混乱。这样《东方未明》所刺是懿、孝王时宫廷斗争残酷，诸侯无所事从，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孝王朋党的齐哀公及其手下，担负着重要而神秘的任务，所以弄的部下天天紧紧张张，生活颠三倒四。因此，这些诗具有影射齐哀公参与孝王篡位，维护孝王执政的活动。

2、 《诗•大雅•桑柔》和《诗•小雅•雨无正》

 《诗•大雅•桑柔》，秦穆公以为芮良夫之诗，因此，《毛诗序》曰：“《桑柔》，芮伯刺厉王也。”与此诗相类的还有《诗•小雅•雨无正》。

《诗•小雅•雨无正》，《毛诗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但郑笺云：“亦当为刺厉王。”

关于芮伯刺厉王，确切地说，是芮伯谏厉王，因为当朝的臣对王只能进谏，而不能讥讽。《国语•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云：“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若用，周必败。”《逸周书》载：“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但厉王不听，“荣公为卿，诸侯不享，王流于彘。”但与《国语》、《逸周书》不同，《桑柔》、《雨无正》既是“刺诗”，所刺的就不是当朝的王事，而是前朝的王事。而且两诗忧心的也主要不是荣公专利、厉王悦荣公的事。

关于“芮伯”，《尚书•顾命》：“乃同大保奭（即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可见成王时，芮伯就是顾命大臣，与召公、毕公并列。青铜器有《芮公鼎》、《芮公簋》、《芮公钟》、《芮公鬲》等，尤其是《芮叔簋》与《叔簋》同出陕西武功县一墓地。大量的芮公铜器说明，芮伯的后人在懿、孝、夷、厉诸王时，依然是地位显赫的王官。与《芮叔簋》同出一墓的《叔簋》中的“”，乃“胡”，厉王名，因此陈梦家先生曰：“今谓作器者为厉王胡，器铭之王为夷王，故作器者曰：‘我惟司配皇天王’，司配夷王也。”（26）厉王时作的器，说的是夷王时的事。所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曰：“以诗之内体，虽事有在先或作在后，故大雅文武之诗，多在成王时。作论功颂德之诗，可列于后追述其美；则刺过讥失之篇，亦后世尚刺其恶。”因此，厉王时的芮伯所作的刺诗，讥讽的是厉王前，亦即懿、孝、夷王时的事。

《雨无正》：“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宗周”即“周宗”，指“镐京”。“周宗既灭”，指犬戎侵镐，也指懿王迁槐里。“靡所止戾”。“靡”意无，“止”，居所，意逃离镐京，居无定所。“正大夫离居”，意王的卿士大夫，也被放逐。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三事大夫”，即司徒、司马、司空，是王权的主要执行者。邦君诸侯，即各路诸侯。他们都不能正常地为国事尽责尽力。从《雨无正》的内容看，说的是懿、孝、夷王时的事，与厉王流彘无涉。

《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意丧乱从天降，所立之王被放逐。“降此蟊贼，稼穑卒痒。”这句从字面上释为天降害虫，把庄稼都毁了，但这里的蟊贼，指的是危害国家和百姓的害人虫。这样的害人虫出现，必然把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搞乱。因为这些“蟊贼”把国家搞乱了，所以官府和王臣“自西徂东，靡所定处。”“维此惠君，民人所瞻。”意这个惠民顺理的国君，万民对他敬仰。“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意那个害民背理的君王，独断专行，野心勃勃，使众人迷惑狂乱。

从上述内容看，两诗所表达的都不是厉王流于彘的事，而是懿王被孝王放逐犬丘，才有“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才有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才有“降此蟊贼，稼穑卒痒”，才有两个对立的君王。

诗《桑柔》，秦穆公以为芮良夫之诗，看来很有道理。芮良夫，芮伯后代。关于芮国，《汉志•左冯翊•临晋》注：“芮乡，故芮国。”《太平寰宇记•陇州•汧源》下引《水经注》云：“芮水出小陇山”。《方与纪要》云：“芮水出凤翔府陇州”。《汉志•扶凤•汧县下》云：“芮水出西北，东入泾。”《禹贡锥指》曰：“泾属渭汭”。笼统地说，芮良夫的故乡，就在汧、渭之间，也就是说与非子的封地大致在一个区域。因此，芮良夫家族与非子，与懿、夷父子都有交集，而且与荣伯、荣夷公父子也势不两立。在懿、夷父子与孝王的权力之争中，芮家人也都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中，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刻骨铭心。

3、《桑柔》中的“不辰”

《桑柔》诗中有：“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居。”孔颖达疏曰：“我既不得还归，故皆忧心殷殷，然顾念我之乡土居宅也。既不得归，故自伤我之生也不得时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从西而往于东，无所安定而居处。”这样从字面识读，似乎也顺理成章。但经史学家都是把厉王无道，国人相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为该诗的政治背景的，如前所述，《桑柔》中的内容情节，与此背景不合。因此，经史学家的这些释读，字面上说得通，但诗的背景弄错了，诗的本意及寓意就不可能如实地揭示出来。余冠英先生曰：诗经与楚辞，“它们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深厚，见仁见智，难以穷尽。”（27）《桑柔》这段诗的前一段是：“君子实维，秉心无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意思是宫廷那些王臣贤士，一心辅佐君王，没有人争权夺利。是谁离经叛道，制造祸端？而且至今还在从中作梗。这一段提出了“是谁制造祸端”的问题？下一段应与此照映。

“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居。”就是回答上面的提问，即是说臣民在忧心国家命运的当口，宫廷里出了个妄臣“不辰”，因此“逢天僤怒”，弄的王臣百官，从东到西，无安定居处。

“不辰”，是齐哀公的大名，哀公之“哀”是死后的谥名。在这历史的漩涡中挣扎、脑怒的芮良夫，他熟知而且痛恨“不辰”这位齐国国君，因此这里的“我生不辰”，即我们朝里出了“不辰”这个人。“逢天僤怒”，不辰的举动，臣僚诸侯不满，上天也极其愤怒。这样释读与传统的释读相悖，但“我生不辰”，按照传统的释读，即“我生不逢时”，如此识读，与下一句“逢天僤怒”无法连接。“刺诗”直面政治，但因为是诗，必隐晦曲折，含蓄影射。所以这里的“不辰”，可直读为时节意，但从诗刺政治的层面上也可理解为人名。

与此相关的是晋人孙绰的《表哀诗》中有：“咨生不辰。仁考夙徂。”之语。孙绰写的是“表哀诗”，突出个“哀”字，而齐哀公所以死后谥名“哀”，就是因为他一生作恶多端，死的很惨，就像周厉王一样，一生残忍无道，所以死后谥名“厉”。

这样释读，尽管史无证，但与诗的政治背景相合，可作为一家之言。因此，我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懿王被放逐，太子燮（夷王）被冷落，孝王及党羽祸乱朝政，齐国君主及其左右是这些政治阴谋的策划者和首要执行者。因此，当夷王复王位后，严惩罪魁祸首，即是夷王的政治本能，恐怕也是众诸侯的强烈要求。起码是纪国的强烈要求。“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夷王是当着众诸侯的面烹的齐哀公，烹齐哀公后夷王更得诸侯拥戴表明，烹齐哀公是得到众诸侯认可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齐哀公确有大逆不道之罪。”（28）

完稿于2019年3月4日星期一

注释

（1）郭伟川：《两周史论》第28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2）《崔东辟遗书》第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胡澱咸：《甲骨文金文释林》第26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倪德卫：《克商以后西周诸王之年历》，转引自《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38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转引自夏含夷《西周诸王年代》，见《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27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李沣注：按倪德卫先生推算，懿王于前881年“迁于槐里”，孝王于前882年已开始掌权。而懿王死于前872年，这就是说在懿王死前十年，孝王已“经僭位”，已经篡夺了王权。

（7）何幼琦：《西周四世佚史初探》，《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8）倪德卫：《克商以后西周诸王之年历》，引自《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38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引自《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31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363、364页，巴蜀书社2003年版。

（11）(14)（张闻玉：《共懿夷王序、王年考》，引自《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3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刘源：《從（录見）簋銘淺談西周王朝三有司的任用 》，载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13）杨宽：《西周史》第3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第223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16）杨宽：《西周史》第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陈梦家：《西周青铜器断代》第227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18）杨宽：《西周史》335页。

（19）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转引自《古史考》六，第108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2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第142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倪德卫：《克商以后西周诸王之年历》，载《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38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胡澱咸：《甲骨文金文释林》第26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3）(24)（李沣：《探寻寿光古国》第303、304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

（25）黄中业：《三代纪事本末》第28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11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27）余冠英、韦凤娟：《诗经与楚辞精品》第1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8）李沣：《探寻寿光古国》第278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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