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苏阜屯一号墓主为《尚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上）

                             作者：李 沣

博主说明：

此文是《〈尚书·高宗肜日〉古今谈》和《〈尚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是何人？》两文的续篇。山东瀰河流域的青州苏埠屯一号墓，是商王畿以外的唯一一座商王级的四墓道大墓。商时的瀰河流域是古己（纪）国地。《尚书·高宗肜日》训王之祖己，是己国族人，因此，本文认为苏埠屯一号大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尚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因本文篇辐较长，分上、下两次发表。

一、苏埠屯青铜器的流传

图一

乾隆十四年（1749），尚书梁诗正等奉召“倣博古图遗式，精绘形模，备摹款识为《西清古鉴》一编。”其中收录“亚尊綦”器24件，如图一。

《西清古鉴》主要依据宋徽宗勅撰、王黼编纂的《宣博古图》和（宋）吕大临撰的《考古图》两书。说明“亚尊綦”器，早在宋，甚至于宋以前民间已有流传。

《西清古鉴》编绘者，对这类铜器铭文作了如下释读：“亚形中铭二字，曰尊綦。按綦、其、基古文相近，《博古图》引列子綦卫之箭谓綦，为国名。然綦国不见于书传，而彝器铭此者甚夥。┄┄又荀子目于綦色耳，欲綦声注谓綦或为其。”看来《西清古鉴》编者是把此亚形内的左上方部件释为尊，其它部件释为“綦”，而綦与其同。综合后来学者的各种释读，我个人认为《西清古鉴》的释读还是很有独到之处，把亚形内一主要构件释为“綦”或“其”是非常符合铸器者本意的。由于条件限制，《西清古鉴》对亚尊綦器的出土地点都无法注明。

《西清古鉴》收入“亚尊綦”器24件，再加上后来编纂的《西清续编》甲编、乙编和《宁寿鉴古》四书共收录“亚尊綦”器四十五件。可见，在清以前，“亚尊綦”器，不管何地出土或何人收藏，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民国24年（1931年），山东青州苏埠屯出土两组青铜器，计15件，保存在当时的益都县民众教育馆。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李济派祁延霈去实地调查。民国25年（1936年）祁延霈写出了《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一文，祁的结论是:①第一批出的圆鼎，饕餮纹，蝉纹的样式与作风，很可以殷墟出铜器比较，时代较早，恐系商器；②同属第一批出器物，但爵无花纹。残觚也是这样，恐不是同时或同地的器物；③第二批就花纹与字体看来，似较第一批时代略晚，恐系商末周初之物。祁延霈基本断定这批铜器是商代遗物。这批铜器中的，一鼎、一觚、二斧上皆有与《西清古鉴》铭“亚尊綦”相同的铭文，但由于资料的局限，祁先生对此铭文，没有进行详细地分析判断。

山东学者王献唐先生在民间购得带有“亚尊綦”铭文的斧二，他的益都朋友孙观亭说县中曾出同铭戈矛。罗振玉《贞观堂集古遗文》十二，有“亚中奉尊”形矛，题云“此矛近出青州”；于省吾《双剑誃吉图录》下，亦著录，谓山东青州出土。据王献唐所知，当时除苏埠屯出土的那15件铜器外，民间还有六件“亚中奉尊”形矛和王献唐的二斧。

其实苏埠屯铜器在这之前已有出土。据村民回忆，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村民陈俊在南岭挖土时,发现了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但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又过了六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村民杨明喜又于北岭中段挖出4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青铜鼎,底部还带有铭文。这4件铜器引起了轰动。收藏家和文物贩子竞相购买，这批青铜器最后下落不明。

对苏埠屯铜器上的那个族徽文字，王献唐先生在1944年写的《释上》一文中，对字，摹绘原纹，未做更多解析。罗振玉在《三代吉金文存》中收录有此铭文的铜器70余件，他将此铭文释为“亚中奉尊”形，与《西清古鉴》的“亚中尊綦”有共同之处，即把“酉”形字释为“尊”，区别是左面的象形，《西清古鉴》释为“綦”，罗氏释为“奉”。

二、苏埠屯墓地的发掘

1965年春，山东省博物馆在益都苏埠屯清理发掘了商代一大墓（苏埠屯  M1），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墓室有56平米，墓深8米多，有东西南北四条墓道，南墓道长26米多。墓中殉人48个。由于此墓遭三次被盗掘，埋葬物大量遗失，但仍出土青铜器圆鼎、方鼎、斝、爵，兵器有钺、矛、戈、鏃等。两青铜器大钺尤显该墓主在殷商时地位的高贵。一铜钺上有铭文“”。      

1966年春进行第二次发掘，又发掘了二号大墓和三号、五号中型墓,即苏埠屯M2.M3.M5和一座残墓M4。M2出土的铜器残片中也带有铭文。

1986年山东考古研究所又继续在此发掘，清理出有两条和一条墓道及无墓道的贵族墓6座，其中中型墓M 7有三具殉人，出土青铜鼎、簋、觚、爵等礼器，而觚、爵上都有铭文；中型墓M8为单墓道, 出土器物312件，青铜礼器礼器18件，青铜兵器235件，其中15件上有铭文“融”或“册融”。

对苏埠屯墓地的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墓葬8座，其中苏埠屯M1为殷王畿之外的惟一一座四墓道“王者之墓”。带有铭文的青铜大钺和大量铭的青铜礼器在此出土，表明史传的诸多铜器，主要出土苏埠屯。按照郭沫若1930年的说法，“殷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文字，乃是古代国族之名号，为古代氏族图腾之孑遗或转变。”（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第11页，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为氏族图腾或国族名号徽，而铜器又大量出于苏埠屯墓地，因此苏埠屯很可能就是的氏族墓地。苏埠屯墓葬的风格、人殉、出土物的形制、作风，几乎与殷王畿墓制雷同，因此氏族，是与殷王室有密切关系，并在殷王室有重要地位和威望的氏族。

对铭文，王献唐在1944年的《释》上和1972年山东博物馆的《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中，都没有解读。197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殷之彝先生写了《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一文，从此文献基本习用殷说，将铭文释为“亚醜”，将这个族氏曰“亚醜”族。

三、苏埠屯一号墓的墓主是谁？

亲自发掘苏埠屯墓地的山东考古及历史学者，对苏埠屯墓地的族属及一号大墓的墓主，始终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山东博物馆1972年写的《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一文的结论是：“据目前知道的资料，除了河南安阳商代王陵之外，这还是属于最大的商代墓

葬。我们推断，这个墓里的奴隶主的身份，应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这位奴隶主或方伯是谁？没有作结论。

（一）、亚醜、薄姑墓 地说  

1977年，方之彝先生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一文中，做了两点明确结论，一是明确地将苏埠屯徽文定为“亚醜”（1931年郭沫若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中，把隶定为“亚醜”,但注明仅是其中的一种推测。）并认为苏埠屯墓地“很有可能就是该族的墓地”；二是根据《左传》晏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这段话，断定“在殷末周初这一带乃是薄姑氏所居，而‘亚醜’族文化应该就是薄姑氏的文化遗存。”（方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把苏埠屯徽文释为“亚醜”，这是目前学界比较权威的解读，很多学术论文和学术刊物上，对苏埠屯徽文都以“亚醜”论之。但我认为这个解读并很不准确和可靠，主要因为徽文中右边的人形，与甲、金文中的“鬼”字不符，这个人形的头部，可以释为若、其、甾、西、棲，但不能释为“鬼’头，甲、金文中的鬼头，是“田”字形，与此形不类，因此，把苏埠屯徽文，释为“亚醜”有些牵强。

很多学者对此释读持否定态度，如李零、李海荣等，更有权威性的证据还有二：一是容庚先生主编的《金文编》中，十七画检字表中无“醜”字，但在附录上中标出了36个徽文，对这种徽文并没有解读，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苏埠屯徽文是“醜”字；二是高明先生编的《古文字类编》中，对“醜”字的甲骨文、铜器铭文，均列空白，意甲骨文、铜器铭文中均无“醜”字。两先生非常明确，甲骨文、金文中无“醜”字。这也就间接否定了对铜器铭文的“亚醜”解读。

对苏埠屯墓地为“薄姑氏的文化遗存”说，认同者还有张长寿、高广仁、邵望平诸先生。张长寿先生说：苏埠屯墓地“很可能是薄姑氏国君的陵寝。”（张长寿：《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见《商周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高、邵先生曰：“苏埠屯一号大墓所表现的‘王气’，在海岱区北部的东夷方国群中，似乎只有薄姑氏国君陵墓才能当之。”（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中国早期文明》第244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上述各先生认为苏埠屯一号大墓很可能是薄姑氏国君的寝陵，但他们对这个结论也有些疑惑。如张长寿先生在上文中又说：“上述两处古城（薄姑和姑幕），一在今小清河的博兴，一在今潍水上游诸城县的西北，┄┄而两处距苏埠屯均较远。”还说：“苏埠屯靠近弥河，薄姑城不会离苏埠屯太远，更不会远离弥河去建在别的河流旁。”（同上）实际上对苏埠屯墓主是薄姑君提出了怀疑。主持发掘此墓地的山东考古研究所的王恩田先生直接否定了苏埠屯墓主为薄姑氏的说法，王先生说：“蒲姑是商代东夷古国，位于今博兴县城南7.5公里。东南距益都苏埠屯约100公里”，“像蒲姑这样的国家，虽为东夷大国，其领土充其量也不过像‘公侯’那样享有‘方百里’的范围，不可能辖有远在一百公里之外的苏埠屯。”（王恩田：《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这个质疑很尖锐，国族祖先墓地一般都在国都附近，把祖先埋在很遥远的地方，单从祭祀的角度说，也不太可能。

对史上的“薄姑”,王树明先生有其独到见解，他说：“建国六十年来，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中，也未发现一处商周时代遗址或其出土遗物，可被确认是属我国古史中的所谓‘薄姑’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者。可以论定，我国古代历史记载中的东夷古国‘薄姑’一名，原来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名称。常兴照、张光明先生考证，‘薄姑’是‘箙’、‘弓’二字传写之误，‘薄姑’即‘箙弓’氏，是齐地尚箭诸部族中以‘箙’、‘弓’图象文字为徽文所部的一个族名、族称。”，还说：高清县东南、桓台县史家“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互证，‘薄姑’或曰‘箙弓’族团的这一活动中心地带，地处古济水下游。”（王树明：《山东省高清县陈庄西周城址周人设防薄姑说》，《管子学刊》2010年第四期。）按此说，薄姑是个族团，不是一个具体方国，其活动中心在桓台县北、高清县南，古济水旁。桓台县北、高清县南，在博兴县西，离苏埠屯更远。薄姑氏首领的墓地不可能离开自己活动中心的济水边，到遥远的弥河边苏埠屯安葬。

常兴照、张光明先生考证，“薄姑”即“箙弓”，史上确有大量“箙”和“弓”徽文的青铜器。对此族氏，葛会英先生云：“《周礼·司弓矢》：‘仲秋献矢箙’，郑注：‘箙，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箙部族的先祖应以制造矢箙而著称，故以箙名其族。”（葛会英：《金文氏族徽号所反映的我国氏族制度的遗痕》，《北京文物与考古》（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箙部族徽文符号为，(下图)

从族徽标志上看，薄姑氏族与氏族无关联。

当然，箙族徽文中也很多复合族徽，如与弓、戉、庚、目等的复合族徽。如葛会英先生说的，“一些著名的氏族，在某个久远的年代里，由繁衍分化而异地而居的各个分支，同地域相邻的近缘氏族再行组合为胞族（或部落）。”（同上）但葛会英先生认为箙部族与亚部族不是同一族团，他说：“商晚期，由亚分衍派生的各分支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并且制造留下各自的宗彝。”（同上）他认为亚族的六个分支是辛、共、福、㠱（或作其）守、宪 ，而箙和亚不是一个族团，也就是说箙和㠱不是一个族团，从复合族徽中也很难得出薄姑氏族与氏族有关的结论。

另外，方之彝先生的结论主要依据《左传》晏婴那段话，其实在苏埠周围，商时古国很多，学者根据甲骨文、金文考证，商时苏埠屯周围有己（㠱）、逢、齐、夷等国（孙敬明：《甲骨金文所见山东古国与商王朝和关系》，《潍坊高等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 期。）因此商时，苏埠屯地区不是只有薄姑国。

（二）齐太公墓地说

也有学者主张齐国族墓地说。但对这种说法，需要具体分析。李零先生说：“我们不妨把上述铭文（即）隶定为一个左半从酉从皿，右半从妻或从齐、妻合体的字，读为‘亚齐。┄┄由于苏埠屯墓地的位置与齐都临淄相近，并距传说的薄姑旧地不远，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它与西周齐国的关系。过去有学者曾推测，此国就是周灭薄姑以封齐的薄姑，但如果上述考释不误，我们也可考虑，商代可能本来就有以‘齐’为国氏的一族，周人封齐，只是因袭旧名。”（李零：《苏埠屯的‘亚齐’器》，《文物天地》1962年第6期。）

李零先生把苏埠屯族徽隶定为“亚齐”，认为苏埠屯为齐氏国族的墓地。但他说的这个“齐”，不是“周齐”,不是姜太公之“齐”，而是殷商时的“齐”,“周人封齐，只是因袭旧名”。郭沫若先生也说：“齐当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

殷商确实有“齐”。卜辞有：①癸丑王卜，贞旬无忧在齐师。（《合集》36821）；②□巳，王卜贞：旬无忧 ，王占┄┄夕在齐师。（《合集》36805）《韩诗外传·卷八》：“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战国策·秦策五》：“太公望，齐之逐夫。”因齐国有长女不出嫁的风俗，男方到女方家成为招赘。太公曾是齐人的赘婿。说明太公年轻时，就是齐国人的上门女婿。这样这也证明了商时就有齐国。李零先生隶定的“亚齐”是商时的齐国，不是姜太公受封的齐国。

（日）黄川田修先生借李零先生的将读为“妻（齐），推论说：“苏埠遗址就极有可能是西周早期前后齐国统治阶层的墓地”；“吕尚或其后裔给自己建造这种亚字形墓的可能性也相当不小”；“苏埠屯遗址很可能就是齐侯墓地，”（黄川田修：《齐国始封地考》，《文物春秋》2005年第4期。）黄川田修先生的结论十分明确，即苏埠屯四墓道大墓 就是吕尚的墓地，这也就是说，苏埠屯一号大墓其年代是周初。

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曾有如下议论：“苏埠屯一号大墓与殷墟王陵墓葬几乎一模一样，因此苏埠屯墓葬，尤其是一号大墓，应是商晚期的贵族墓葬而不可能是西周时的贵族墓葬，认为该墓葬为齐国贵族的墓葬有些勉强。另外，文献记载，齐国五世返葬于周，即‘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礼记·檀弓上》）文献记载非常明确，齐太公及子孙五代并没有葬在山东地。另外，殷商与西周的墓葬制度不同，殷商贵族墓有大量人殉┄┄而西周墓葬没有人殉。”（李沣：《探寻寿光古国》第139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现在众多学者都认为一号大墓是商时墓，黄川田修先生也说：“苏埠屯遗址出土有很多商式陶器，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器类有爵和觚。西江清高先生曾有过论述，认为这类器物在安阳外的地区几乎没有发现。”（同上）因此，把商时墓，说成埋葬着周时人，这是逻辑的混乱。

（三）、斟灌墓地说

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苏埠屯徽文可依据形和义解读为斟灌，同时苏埠屯墓地与夏时斟灌国处于同一区域。

对苏埠屯徽文，唐兰先生释之为“裸”，亦即“灌”，因《周礼·春官》：“以肆献裸先王”，注：“裸之言灌也。”罗振玉先生释为“奉”，敬奉，形义。

杜在忠先生综合王献唐、容庚、杨伯峻等先贤的解读，得出“故对字的考释，以其会意，即，许书之盥，假借其音，亦为斟灌之灌。因此，苏埠屯一带当属夏代姒姓斟灌氏后裔在商时的贵族墓地所在。”（杜在忠：《关于夏代早期活动的初步探析》，载《杜在忠学术文存》第93、9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对苏埠屯徽文研究最为全面而深刻的还属王树明先生。王树明先生对铭文的总体和各个构件，进行分解、对比、综合后，得出如下结论：“‘亚醜’徽文是一人操作‘酉’、‘挹勺’、‘其’四个不同器物之形，以表示‘滤酒’或‘酾酒’场面的一图形文字。”“‘亚醜’徽文，是甚亦即斟灌族的徽文标记。因‘斟’本字‘甚’，是‘亚醜’族先民实行裸礼场面的摹画。所以，所谓‘亚醜’徽文又可以称为‘裸礼’徽文，或可简称之为‘灌’。又是以来，所谓斟族也可称之为灌族。┄┄由‘亚醜’徽文‘滤酒’灌地，人形经‘化装’有诡异、神秘之状分析，所谓‘亚醜’徽文，很可能是有夏与国斟灌之祖┄┄滤酒灌地，藉以祈祷神灵庇佑举行宗教祭祀活动场面的摹画。”（王树明：《‘亚醜’推论》，载《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针对上述分析，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曾做过如下概括：“王树明先生的推论与唐兰先生的识读相符，与杜在忠、王锡平、孙敬明诸先生的识读和分析也非常一致，把‘亚醜’徽文与斟灌古国联系起来，看来还是有根据的。”（李沣：《探寻寿光古国》第42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

在此，我还想顺着王先生的思路，对苏埠屯徽文做些解读补充。苏埠屯铜器是个庞大的集群，其徽文和部件及总体部局，都有很大变化。苏埠屯徽文可以说是这个族氏历史的概括。从下图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9

图二

第一、图1、2 的右边部件是个“若”字，而若即桑。《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徐锴曰：“桑音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乃蚕所食也。”若木即桑树叶、桑木枝；图，3、4、9左上方的部件不是酒字，而是果实，是桑葚（椹），下面（图3、4、5）是个“口”字。东夷首领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穷桑也是东夷首领少皋之号，少皋世济穷桑。说明古时东夷遍地为桑，在以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采桑葚食之，是重要的原古生活状态，《诗·泮水》：“食人桑黮”。甲骨文有大采、小采，《吕览·本味》云：“有辛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是商人采葚为食的例证。《说文》：“葚，桑实也”,食之可以止饥。食桑葚止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汉，《后汉书·献帝纪》载：兴平元年陕西大旱“桑复生葚椹，人得以食。”

图5、7、8，“葚”字变成了“酒”字。葚变酒，是个自然现象。任何果实放久了便发酵变酒。周清泉先生说：“商人以椹为饭，以酒为饮，所采集的桑椹存貯在空桑中，日子久了，椹汁发酵成酒。”（周清泉：《文字考古》第1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从酒的历史上看，酒之始是果酒而不是粮食酒。

原始的桑葚酒，葚粒与葚汁混在一起，黑色葚粒浮在上面，如蚂蚁状，称“浮蚁”。《释名·释饮食》：“汎（泛）齐，浮蚁在上汎汎然也。沈齐，濁滓在下汁清在上也。”这种没有过滤的“濁酒”又叫“沈齐”。濁酒有六种，又叫“六齐”，所以“齐”也是酒之称。濁酒必须用竹、草、树条编织的“其”类器物过滤，如王先生说的：“‘亚醜’徽文是一人操作‘酉’、‘挹勺’、‘其’（图7、8左下方部件）四个不同器物之形，以表示‘滤酒’或‘酾酒’场面的一图形文字。”随之，图3、4、5的“口”字变成了“田”字，象形也变成了以酒灌地。右边的“若”（桑树）变成了神秘的进行祭祀的人形。

“斟”字从酒从斗。古人饮酒，用勺从尊中取出，叫酌；将勺中酒倒入饮者杯中，叫斟。大勺叫斗，《诗》“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勺也即斗。

综上所述，苏埠屯徽文中有葚、有其、酒（或尊）、勺（斗）有斟酒祭祀之人。李玄伯先生说过：“姓实即原始社会之图腾”，还说“斟姓图腾为桑葚”（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第34、83页，开明书店1949年版。）把这个徽文理解为斟酒灌地，是有道理的。苏埠屯又在古斟灌国的区域内，“故此地可能是斟灌氏后裔于商时的墓区”（《杜在忠学术文存》第95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的结论贴切而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