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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跨界实践及其启示

已有 7630 次阅读 2010-5-2 12:01 |个人分类:未分类|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诺贝尔奖, 决策, 精子库, 科技精英

即便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犯错误。所以,盲目迷信科学精英是危险的。这意味着对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政策乃至科技政策的制定,决策机构应当对科学精英的见解持应有的审慎的态度。

(原文发表在《科学新闻》2010年第8期,pp.68-9 根据笔者2009年6月20日的博客修改。)

 

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1910-1989)是已故著名物理学家, 曾因发明晶体管而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享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不久, 肖克利的兴趣逐渐地转向了种族,智力和优生学研究,并成为优生学身体力行的积极倡导者。由于担心美国智力水平较低的人群生育率高而造成整个人口遗传素质的下降,他曾试图说服美国科学院出资资助有关群体之间智力差异的研究。他认为, “由于遗传因素,黑人作为一个群体有智力及社会上的缺陷。他还设计了一项自愿绝育奖励计划”, 建议政府部门给那些因智商低下而绝育的人以奖励。办法是智商低于100的人若自愿绝育则付给其1000美元。

 

肖克利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但他所掌握的遗传学知识却非常粗浅。著名人类群体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萨(Luigi Cavalli-Sforza)曾评价他说:“肖克教授连一些遗传学的主要概念都没掌握”。

 

当记者维特斯庞(Roger Witherspoon)在报纸《亚特兰大宪章》上撰文,指责“肖克利的计划已在德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尝试过”,肖克利就控告该报纸诽谤。肖克利指控维特斯庞的文章指名道姓地称他是“大屠杀”的“作者,并要求报纸的业主予以经济赔偿。

 

在诉讼的审理过程中,被告请著名遗传统计学家坎普松(Oscar Kempthorne)作为专家证人, 作证肖克利不懂遗传学(从而证明肖克利的计划毫无科学根据,由此表明维特斯庞对肖克利的指责言之有据)。坎普松运用统计理论,指出肖克利错误地将相关性混同于因果性。陪审团被坎普松深入浅出的讲解及由浅入深的遗传统计学解释所折服。但由于维特斯庞的文章中确有某些过激措辞,陪审团判定肖克利胜诉。然而,陪审团又裁定维特斯庞仅需向肖克利赔偿一美元,而不是他所要求的一百二十五万美元。所以,尽管肖克利胜诉,但这场官司的胜利却是空洞苦涩的,甚至是有些屈辱的。

 

当塑料眼镜片发明家百万富翁罗伯特?格兰姆(Robert Graham)在1980年自费创建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时,肖克利是第一个捐精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为此捐精的诺贝尔奖得主。然而,肖克利关于白人的遗传素质要高于黑人及类似种族歧视的观点给该精子库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打消了其他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捐精念头。

 

及至1983, 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称有19位经常捐精的天才,包括肖克利及另两位匿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格兰姆于1997年辞世,两年之后, 该精子库被其子女及遗孀关闭。关闭时共有几百位妇女接受了精子, 产生了218个小孩。

 

二十多年后, 《卫报》记者普劳茨(David Plotz)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小孩进行了采访, 发现他们在智力及成就上与普通人毫无二致。之后, 普劳茨写了《天才制造工厂---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的历史》一书。书中将他的采访经历及发现作了详细的阐述

 

令人玩味的是,中国国内在某些大城市竟也出现过类似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的“名人精子库。几年前,广东省九届人大的一些常委会委员建议允许双方均为硕士的夫妻多生一个孩子,以提高广东省的人口素质。这个建议与格兰姆的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责问如此措施能提高人口素质的生物医学证据何在。

 

2006Joel Shurkin 出版了《残缺的天才:电子时代开创者威廉肖克利的起伏人生》一书。 该书对肖克利一生的成就及败笔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但正如书名所示, 该书对其生平并无太多的褒扬之意。而肖克利之所以从一个头戴诺贝尔奖桂冠的科学家成为一个颇有非议的人,主因就是其所从事的优生学研究。

 

肖克利的后期经历表明,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改行进入一个与自己专业大相径庭的领域是多么地不易。而如果改行研究又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而罔顾客观事实,则所得结论很可能令人嗤之以鼻、贻笑大方。同时,如果社会及经济政策仅仅根据诸如诺贝尔奖得主之类所谓“科学精英”的一家之见而制定,将会多么不可思议。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的无疾而终,充分证明天才未必生出天才。

 

肖克利一生的沉浮毁誉也说明: 诺贝尔奖得主之类的科学精英在一段时间内可能确是其研究领域里的权威,但一旦出了这个领域,其见解并非完全是真知灼见。

 

事实上,即便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犯错误。所以,盲目迷信科学精英是危险的。这意味着对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政策乃至科技政策的制定,决策机构应当对科学精英的见解持应有的审慎的态度。这在一个缺乏决策民主及公开辩论的文化传统的社会里,尤其应当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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