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应当懂得一点科学常识，否则，写文章、作报道时容易讲错话，从而误导老百姓。科学报的记者更应当懂一点科学常识，科学报讲违反科学常识的话，就更不应当。《中国科学报》的记者尤其要懂一点科学常识，因为《中国科学报》是科学类报刊的“国家队”，更不能随便讲违反科学常识的话。

可是，上面讲的只是“应当”，实际上不一定如此。《中国科学报》2013年4月12日第20版《“非典”十年：SARS让我们反思科学》的作者“本报记者”似乎在科学常识上就有所欠缺。

文章提出一个不存在的“事实”，然后在这个不存在的“事实”的基础上，发表议论。该文说：“原本人们认为细菌病毒在抗生素时代完全是有克星的”，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人们”是什么人，从上下文看，应当是指全体科学界，但是，略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这里的“人们”只能是那些不懂任何科学常识的文人。

该文把SARS的产生归罪于科学、归罪于人们要“消灭细菌”、归罪于抗生素，是十分荒谬而可笑的。

事实上，由于一开始人们不知道“非典”是怎样引起的，就我这个外行的记忆，一开始有人以为是衣原体或支原体感染，所以用过抗生素治疗。后来知道了SARS病毒，就有了正确的治疗方向。但这并不是说SARS是抗生素治疗引起的。

该文说“在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上，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真正让SARS得到控制的是传统的隔离方法”。对于所有病毒性的传染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一直是隔离，即，阻止病毒的蔓延，这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实际上，治愈被感染的病人，也是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的重要方面，怎么能够说“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呢？

文章说：“对于SARS这场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效果？思考结论还是因为人类自己。”

文章认为正是抗生素的应用破坏了微生物的平衡，这才造成了SARS病毒。

科学是要靠证据说话的，说抗生素造成了SARS病毒，拿证据来！中国科学报的“本报记者”说话要有权威的根据，不能无根据的乱说。

文章无中生有地说：“不要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科学家，无论是中国科学家还是外国科学家，从来就没有想把细菌消灭。因为谁都知道，在我们人体，无论是体表、还是在消化道，都存在数不清的细菌，有许多细菌对于我们人的健康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任何科学家怎么能够“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呢？我想，只有那些完全不懂科学的文人才有能够想出这样的问题。

文章引用著名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的话：由于疫苗的产生、特效药的产生和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传染病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实际上在近30年，依然产生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作者企图给人的印象便是：旧的传染病消灭了，又产生了新的传染病，人们“白努力”了。这完全是歪曲。旧的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灾害的传染病被消灭了，原先没有被重视的传染病就凸显出来了。这正是全人类的科学家能力的结果。

正由于疫苗和包括抗生素在内的许多药物等等现代医学的进展，使全世界和全中国的人们的平均寿命，在一百来年的时间里，延长了一倍多。这是科学和技术的巨大成就。在我们的父母辈，谁家不死几个孩子？哪一个女人不每生育一个孩子就上鬼门关上去打个转？哪一个人不是到了六十岁就置起了棺材板？

现在确实还存在我们尚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和我们必须要认真对付的传染病，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努力是白费的。在人类面前永远会存在许多问题，这正是科学与迷信的分水岭，只有迷信才告诉我们他们的办法能够一劳永逸。

科学和技术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造福于人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前进的过程中，科学从不否认还存在问题。例如，只有现代医学才承认有许多没有被认识领域和治疗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承认不能包治百病。

科学也正在不断修正已有的认识和理论，不断地在实践中前进，这正是科学的特点。

十年前，SARS之所以没有造成人口如此密集的中国人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没有造成更大的灾害，应该说正是科学的胜利。鉴于这次抗争的经验和教训，十年来，科学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又有了极大的提高。可是，《中国科学报》的“本报记者”却根据某个“人文学者”的意见，认为SARS引起的反思却是科学的无用和只能起到破坏作用，真是有趣得很。

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传统的国度，有些挂着“哲学家”招牌的文人，由于搞不清楚科学是些什么，在抽完两包烟、喝完几两酒之时，说说科学的坏话，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但是，中国科学报的记者，却应该有一点科学常识，不能跟着人家乱喊。

附：《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第20版 文章

 ■本报记者 温新红

 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中几次大的传染病深远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史。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进一步解释这一关系：“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让国内学者从不同领域作了反思，同样的，科学人文学者也对科学技术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反思。

 时隔10年，我们回顾当时，再次听听身在其中的科学人文学者的思考。

 自然的报复

SARS带给人们最大的提示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局限。

 原本人们认为细菌病毒在抗生素时代完全是有克星的，结果SARS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克星，不知道其发病机理，也没有有效办法去应对。

 在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上，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真正让SARS得到控制的是传统的隔离方法。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致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学当成万能的，把技术当成万能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谈到SARS时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一种幻觉，以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碰壁了，人们还会认为‘我们终将超越障碍’，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现代技术是一个网，让我们想从中反叛都无可凭借。”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在谈到现代技术的本质时说，“现代很多技术哲学家一再呼吁技术时代的危险，但危险并不在于环境灾难、核电站泄漏、飞机失事，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对于危险本身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有危险。”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曾撰文说要反思科学：“抗击SARS、防治传染病是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科学一时还跟不上。人类要反思，科学的进步到底该落到哪里，是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文明的前途。”

 对于SARS这场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效果？思考结论还是因为人类自己。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说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对环境的侵入，二是抗生素的大量使用。

 尽管不清楚SARS病毒来自哪里，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而导致原始自然环境的日益缩减，生物物种的减少，人类势必侵犯了许多病毒的藏身领地，迫使它们显露出来，从而侵袭人类。

 这再次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与动物、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学关系，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想到“敬畏自然”。

 美国思想史家纳什撰写的《大自然的权利》，清楚地讲述了许多思想家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伦理主体范围的，虽然纳什本人持保留意见，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启发人们尊重外物，敬畏自然。

 刘华杰认为，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而过分强调“人类中心论”，人类不会因此而伟大起来，相反人类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20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刘华杰说。

 共生还是战胜

 除了敬畏自然，“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也要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王一方加深了对“敬畏”的理解。

 其实人和细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破坏了这一平衡。

 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刘易斯曾说，其实微生物的世界跟人类完全是和平共处的。它对人类发生攻击的那一部分很小，结果我们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消毒剂把那些正常的细菌的群落给杀灭了。

 我们没有重视的细菌到底是什么？学者给的答案是：不要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

 著名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谈到“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时说，“人类、微生物及其他生物都是在这个自然界共存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生相克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他说由于疫苗的产生、特效药的产生和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传染病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实际上在近30年，依然产生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

 因此，“在自然界，这个病毒可能寄生在某一部分的生物体里边，但是它又不侵袭另外的一些人体，当所有这些生态改变的时候，必然要产生新的疾病，所以说传染病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符合自然辩证法的实际情况”。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SARS后，谈到过细菌的启示，认为“细菌的不可毁灭性”是其特征之一。因为“细菌具有别的生物不可匹敌的生命力。它们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很低，地上天上水中土中无所不在”。即使“发生核战争，在毁灭人类的同时还将毁灭脊椎动物，但是大多数的昆虫能够幸存下来，核武器更奈何不了细菌”。

 面对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刘华杰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学会与自然共生，学会化敌为友，‘疫苗’就是这个道理。共生是进化的策略和智慧”。也就是说，要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

 既然是共生关系，那么抗击SARS疫情时，我们把“微生物世界的病毒”当成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敌人，这矛盾吗？

 王一方认为不矛盾。他说这是事情的两面性。这次病毒闯了祸，就必须要减毒，必须限制它。“大趋势是共生，个别问题上是抗击。或者说，从整体来讲，大的关系人与自然、微生物是要共生的，但具体到这次SARS病毒的出现，那就是我们要战胜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