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经（1911-1992），江苏南京出生，在其父母孙熹圣、隋心慈[1]的影响下，立志投身电影教育事业。1927年考入金陵大学学习，由校长陈裕光亲自为其针对以后即将从事的“电影教育”事业设计了长达七年的本科教育课程，他先后主修了化工、物理、电机、国文、神学、戏剧、音乐等多门课程，193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于理学院。1934年理学院创立“教育电影部”，孙即担任院长魏学仁的电影拍摄及电影教育助手，成绩斐然。先后协助院长拍摄、独自拍摄了百余部，翻译外国电影66部，其中孙明经独立编摄完成的50余部[2]。

在长期实践锻炼的基础上，1936年孙被任命为“教育电影部”专职负责人。1936、1937年是孙明经领导下的金陵大学“影音部”的“黄金发展期”，他们既对本院系、本校学生讲映自己拍摄的“教育电影”（不同于商业娱乐电影，主要以创作播映我们现在称之为“科教片”和“纪录片”为主的“电影教育”运动，积极履行以电影为媒介对学生及大众进行文化科学教育的传播宗旨），同时也对社会摄制、流通、公映影片以及培养影音教育人才。据统计，该阶段全国流通的教育电影半数以上均为该部提供，其中自拍80余部，非常优秀的，如： 1936《陶瓷》、《烟台花边》、《景德镇制陶》、《灯泡制造》、《电灯与气灯》、《日蚀食》、《健身运动》、《防毒》，1937《防空》，1938《自贡井盐》等。其中由院长魏学仁和孙明经等一同拍摄的《农人之春》，曾获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农村国际电影比赛会三等奖，是我国第一部获国际电影比赛奖项的电影及科教片[3]；1936年院长拍摄的《日食》使用的是1935年刚刚发明的彩色柯达胶片，是全中国第一部彩色科教片，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记录日食的彩色影片[4]。

1938年以后，金陵大学被迫内迁入川，影音部先后在重庆、成都等地，继续其影音教育事业与电影创作实践，以孙明经为代表的影音教育前辈们，愈是艰难困苦，愈为电影事业、电教事业及抗战宣传事业殚心竭虑。1936年、1943年，在孙明经领导下，“教育电影部”与当时教育部社教司、西康省、国家资源委员会等分别合作，孙带领同事、学生曾不远万里远赴西康地区及华东、西南部分省份将民国不同区域的民情及现代工业发展情况摄制成“国情电影”，为现代中国的起步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其中优秀的，如：1936-1943《西康》（该主题影片由8部影片组成，包括《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是目前关于藏区的最早的影像纪录）、《连云海港》、《中兴煤矿》、《故都北平》、《万里长城》，1943《防空电厂》、《长寿水力发电》、《机械制造》、《电话制造》、《铜锌铝》、《拉铜线》、《电机制造》等。

1940-1941年孙明经接受美国洛氏基金资助赴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州大学视觉教育中心及其他电影机构考察电影及电影教育事业，并加入了美国电影工程师协会。1942年回国时，孙明经为金大购买了1吨重的设备和器材历经辗转运回成都，并带回了大量影音方面的前沿资料。回归后，孙明经正式担任金大教育电影部（后改名为影音部）主任、电化教育专修科主任，全面负责金大电影及电影教育工作；同年，应专业发展之需要，率领同仁创办专业杂志《电影与播音》，成为目前所发现的当时全国由大学主办的唯一的学术性电影及电影教育综合性期刊，在全国相关行业颇具影响力，对外国人了解中国影音教育及影音事业也颇具影响力，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派费正清博士亲赴金大购买该杂志数套收藏。

抗战结束后，孙明经及其同仁积极筹划金大高等影音教育的拓展与深化，但因时局关系长远计划暂时搁浅。1946年，年仅35岁的孙明经因其影音事业方面的卓越业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任为大众传媒组中国委员。1947年，孙明经拍摄了《民主前锋》，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片，影片记录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抗战期间在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一起联合办学及抗战胜利后重返家园的艰难历程。1948年，孙拍摄了他最后一部电影——彩色无声片《南京》。

1949年4月，南京解放。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孙明经带领金大影音部电影师生及设备北上，与其他相关兄弟院校一起、并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创立于1950年的北京表演艺术研究所（1951年改称中央电影学校、1953年改称北京电影学校，1956年被国务院批准改制升格为北京电影学院），创立了摄影专业，为电影学院的摄影教学教育做出了开拓性贡献。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反右斗争中，孙明经被错划为右派，直至1979年被平反，时年他年近七旬，教过了他电影教育生涯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第五代”。

1992年孙明经因病逝世。

 

相对于现今愈来愈高科技化、多元化、影视合流化、普及化的中国科教电影及纪录片事业来说，当年中国非商业电影、尤其是金大理学院以孙先生为执行领导的影音部的教育电影事业发展仍然是令人感佩的，它“创造了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电影发展历史中非剧情电影发展的一个高峰”[5]。

当时的国家，战火纷飞、一穷二白，前途未卜，我们可以看到以金大校长陈裕光等诸多高校师生们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热切愿望，他们虽然学科背景各不相同，但其拳拳报国之心、对电影新媒介的崇尚接纳及积极利用其以寄托普及教育、提升国民文化素养的现代科学务实观念却是不约而同的。他们以真挚的爱国情怀、职业的敏锐远见将电影这一新兴大众媒介与民众教育、国家建设、民族文化传播紧密连接在了一起，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拉开了最初的影像序幕、留下了最珍贵的影像记录、文字记录与理性思考。

孙明经先生在家庭及诸位师长的熏陶与精心栽培下，终于成长为这个现代知识分子团体中第一个年轻的真正的专职电影高等教育知识分子，这是孙先生个人的成长机遇和幸运，也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性必然选择。1936年，孙明经专职负责教育电影部以来，他一直率领本部师生勤勉努力，将电影教育、电影救国的理念及思想贯彻始终、身体力行，为后辈从业者做出了极好的表率。

研读资料、回顾往昔，今人后辈不该更与时俱进、全力推进电影与教育的融合及创新！以孙明经先生为代表的先辈们提出的“电影的教育化及教育的电影化”的教育梦想与前景，在当下这个影像时代已然成为现实，并不断地在向前发展与超越，让我们共同努力和期待我国的电影事业及电影教育事业新的繁荣与跨越，并期待它们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及其广远传播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孙明经先生语录：

电影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是教育和建设的利器，是促进和平的桥梁，是促进世界大同的媒介。……它可以直接记录形象、动作和声音，彩色电影还可以直接记录彩色，立体电影还可以记录立体的感觉。因为它能够记录的范围如此广博而且直接，所以它最便于记载事实、传递思想、发挥情绪。

 

电影可以独立于学校工作，银幕就是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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