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院士不仅仅是荣誉称号？

 

在很多国家，院士是一种荣誉称号。因为是荣誉称号，而不是职位，那么只能享有荣誉称号带来的权利，而不能享有职位带来的权力。在两院章程规定上，中国的两院院士也不例外。例如，在回答“中国院士是否终身制”这样的问题上，如果院士只是荣誉称号，答案应该没有任何争论，荣誉是可以终身享有的。那么，在中国，院士是否只是荣誉称号呢？

 

事实上，中国院士终身的内涵与国外院士有着巨大的差异，目前中国的院士的荣誉称号已经被异化为一种岗位、职位、资源、影响力等等权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怪罪于院士本人和院士制度本身。

 

可能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向中国政府这样如此重视院士群体，重视对科技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每年一次的院士大会和每年一次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都集体出席，发表重要讲话，对院士提出更高的要求，服务于国家的使命。地方政府和各个科研机构也效仿中央政府，对院士给予了特别关注，把院士的数量多少作为科技实力和科研水平的象征，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的主力。很明显，即使不是有意识的，政府行政的力量已经或多或少地添加到了院士身上。

 

行政的权利也渗透在院士的选举过程中。虽然选举过程是民主的，但仍然要经过机构提名、部委筛选上报等层层行政部门，这和人事干部的选拔任命程序也相差无几。院士评选中的寻租活动由此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一轮的人事制度改革中，科研人员的岗位按照分级管理。一级教授（研究员）由各部委决定。各部门似乎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只有院士才能是一级教授。这实际上把院士等同于岗位、职位了。

 

在这种情况下，院士的终身荣誉称号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终身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比部级领导更加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部级政府官员也热衷评选院士的原因。

 

对院士的过度重视，也导致了院士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兼职过多，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时间更少。即使是非常年轻的院士往往也无法站在科研最前沿，从事科研工作。

 

对于已经是在金字塔顶端的院士的特惠制度和极端重视，而是对那些正在向科学高峰迈进的年轻群体的相对忽视和缺乏关怀，使得中国的院士制度改革问题在相当时间内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些人甚至建议取消中国的院士制度。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对院士的如此重视和崇拜是一件好事，更别说在中国强大的官本位思想观念面前，院士是科学共同体抗衡官本位观念的重要力量之一。我们需要的是，院士群体的更加纯洁和院士制度的更加完善会让这种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数为71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有719人。2007年是历年来院士增选人数最少的一次。今后的趋势是，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每次增选均不超过30人。估计到2020年，中国两院院士的人数为2000人左右。这使得院士人数增加过多与我国实际科研水平提高不多的矛盾得到缓解。如果真要让院士有特权，最好每年还是要更少一些人。既然每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都可以缺席，院士的选举也可以宁缺勿滥了。少些，精些，让他人无可挑剔。

 

2007年当选的29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大的69岁，最小的41岁，平均年龄53.7岁，其中60岁以下的20人，占69%。[1]新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是1991年院士增选工作制度化以来平均年龄最轻的一次。由于年轻科学家的不断成长，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科技人员断层得到弥补，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将保持下去。院士年轻化的好处在于，新当选的院士最有可能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他们也最有可能带领更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科研前沿做出新的贡献。但是，刻意的院士年轻化与院士的荣誉称号制度也是矛盾的。按照院士章程，当选院士，是对一个人终身科技成就的肯定，应当不受年龄限制的。对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发明家的发明成就、工程师的技术成就的承认在时间上历来都是由长有短，像诺贝尔奖一样，如一人真对科学发现有重大贡献，只是很晚才得到科学共同体认同，年龄不应该成为问题。年龄不是问题，真正让成就说了算。

 

院士制度的完善不是独立的，和国家的政治体制、科研体制和文化密切相关。如果把科研人员能够在学术领域有更多的学术自由（正如行政人员在管理方面有更多的科层一样），如果把一般科研人员成长的普惠政策搞得好一些（正如政府正努力把普通人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如三险搞好一样），如果机构和个人以平常心对待院士（正如成年人用平常心对待歌影视明星一样），院士的荣誉终身制就会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

 

在回到本来面目之前，政府应该强制性地结束院士附带的职业终身制，采取一刀切的手段，例如规定院士必须在70岁时退休（党和政府领导人也在70岁后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院士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不同的方面继续发挥余热。

 （本文同时发于www.casted.org.cn/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