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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谈苹果07》 瓦维洛夫的苹果:极权下科学家的悲剧与闹剧

已有 1734 次阅读 2018-7-24 21:47 |个人分类:生活点滴|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瓦维洛夫, 苏联, 科学, 苹果

 

《散谈苹果07

瓦维洛夫的苹果:极权下科学家的悲剧与闹剧

 

“极权主义制度所以称为是极权的,是因为它力图把每一个甚至是守中立的公民都变成其罪行的帮凶,设法让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都沾上受害者的鲜血,用共同犯罪的连环保来束缚住所有的人。群众性的政治集会正是为此目的服务的,在这样的集会上每个公民都要被迫费尽口舌地说忠于这个制度,宣读反对真的和假的敌人的‘抗议信’。有时,当局也需要‘支持信’,但是就像其他程序一样,这种需要成了对每一个公民的精神可靠程度的考验。一个苏联公民在社会台阶上站得愈高,他就愈难于避开抨击他的公开言论。然而,官员所最垂涎的正是作家、演员、艺术家和学者;从他们那里,从这些社会精英那里取得忠贞的声明是最为重要的。1937年不仅是大流血的一年,而且也是不断宣誓效忠的一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马克·波波夫斯基在他撰写的《瓦维洛夫案件-一个苏联科学巨星的陨落》中,对1937年苏联知识分子的处境做了精确的描述。1937128日,一大批科学家签名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要求无情镇压我们伟大祖国的卑鄙叛徒》,尼古拉·瓦维洛夫排在作者顺序中的第三位。在六年之后,瓦维洛夫也不幸成了“人民的公敌”。

苏联科学家瓦维洛夫以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而闻名于世,他第一个阐述了栽种苹果起源于中亚。他也因为在培育苏联生物学界的一个“烂苹果”—农学家李森科中负有一定责任,而付出了惨痛代价。

1栽培苹果的起源问题

人类栽培苹果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中国古代把这种水果称为“柰”,属于现在市面上的绵苹果。西汉文人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提到了众多果树花木,“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其中的“亭柰”说的是梨和苹果;唐代诗人李峤的“柰花开旧苑,萍叶蔼前诗”中的柰花,说的是苹果花。不同的苹果种类有不同的名字,如“林檎”、“花红”、“沙果”等。

大约在唐代,中国与印度交往频繁,一种名为“蘋婆”的优良苹果品种也由去西天取经的人带回到中国,蘋婆果便流行开来。清代文学家李渔写过一篇《蘋婆果赋》,说“燕有佳果,字曰蘋婆;名同老媪,实类娇娥。色先可取,无论其他:白也如黄,西子病容可拟;娇而不赤,杨妃酒面难酡。”

苹果是世界上温带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水果之一,其起源及其演化问题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因此颇受科学家关注。最早的栽培苹果起源在哪里,苏联农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在1922年首先给出了回答。他在1922年到达了如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木图市,吃惊地看到大片的野生苹果林覆盖着城市四周的山坡,便在心中形成了这里就是栽培苹果起源地的想法。也许这个想法在当地人并不陌生,因为阿尔木图本身在当地语中就是“苹果之父”的意思。1926年,瓦维洛夫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说成熟,认为现代栽培苹果起源于中亚地区的苹果野生种及其近缘变种,也就是说苹果栽培驯化的整个过程可以追溯到阿尔木图。

现在中国的很多学者在经过进一步考证研究后认为,阿尔木图的这种野生苹果种与如今中亚西亚唯一尚存的野生种塞威士苹果是同一个来源,其起源中心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新疆塞威士苹果野生种沿两条路径传播交流开来,一条是沿古丝绸之路向西,演变成为西洋苹果,因为果实脆而酸度低,也是目前栽种最多的苹果种类;一条是向东进入中国中原地区,与山荆子等野生苹果种杂交驯化成为中国本土的绵苹果。

    在清末,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多种口味的苹果在山东沿海地区大规模栽培,很受人们欢迎,其名称也逐渐演变为频果,几经简化变形,成了现在的称谓。

2、瓦维洛夫走向科学的辉煌

    尼古拉·瓦维洛夫1887112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能在商业上助自己一臂之力,父亲没有让他上普通高中,而是上了商业专科学校。瓦维洛夫在这里学习了英语、德语、法语。商校毕业后,瓦维洛夫进入农学院,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定位于栽培植物研究。1911年他农学院毕业后,因为学习成就优秀就留校工作。

瓦维洛夫建立自己的科学声誉是从1920年开始的。这一年他发表了题名为《遗传变异中的同源系定律》的论文。他在论文中认为,任何遗传变异都不是无限的,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形态上,只有沿着特定的方向才能改变。

1920年他受聘于萨拉托夫大学,担任农学院教授,并开始了自己漫长的世界性植物考察之旅。1920 夏天,瓦维洛夫确定了自己的南行考察路线,从莫斯科一路奔波,收集各种植物的种子,到帕米尔高原。他到过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在那里他结识了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缪勒和棉花研究专家哈兰德。他先后到了英国、法国、瑞典、荷兰、德国等国,进行农作物考察。他深入到阿富汗的南部进行考察。他到过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发现了众多植物的种子。他设法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转了一圈。瓦维洛夫到了中国西部的很多地方,然后去了中国的台湾、日本和朝鲜。通过这些艰辛的考察,瓦维洛夫掌握了20多万份关于各类种子的资料,涉及小麦、玉米豆类、禾草和果树。这些种子在试验站种植、杂交和育种试验,进行细胞学和遗传学分析。

通过对收集到的种子及其变种进行分类识别和地理位置进行匹配,1926年瓦维洛夫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专著,建立了世界栽培作物起源中心说。这一学说的主要观点是:某个物种及其大多数变种集中分布在某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是该物种的栽培起源中心;某些物种会有多个起源中心,起源中心还可分为原生中心和次生中心;因为沙漠、高山、海洋的阻隔,物种会局限于某个起源中心独立发展;大多数栽培植物起源于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栽培植物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有规律可寻。瓦维洛夫在1926年将起源中心定为5个,10年后他经过不断修正,把起源中心增加到了8个,这8个中心是中国、印度、中亚、西亚、中美、南美、地中海和埃塞俄比亚。

瓦维洛夫在科学上的贡献,得到了苏联科学界和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科学团体的认可。1923年,瓦维洛夫成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5年,苏联中央农业研究所成立,瓦维洛夫担任所长;1927年,瓦维洛夫出席在柏林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1929年瓦维洛夫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30年任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1932年出席在美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被当选为副主席;1939年虽然未能出席在英国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仍被当选为名誉主席。

3、发现米丘林和扶植李森科

瓦维洛夫是在1920年认识米丘林的。那时候,已经65岁的米丘林在一个小县城的果树苗圃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瓦维洛夫为米丘林的贫穷所感慨,为米丘林的探索精神所感染,便把为总结推广米丘林在果树杂交中取得的一些经验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为米丘林争取了荣誉证书、土地所有权、经费,担任米丘林著作和传记的总编辑。1935年,在瓦维洛夫竭力推举下,米丘林当选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一周后去世。瓦维洛夫认为米丘林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远缘杂交改变植物品种的思想和广泛利用精选品种资源进行杂交的实践。

虽然有过理论上的分歧,瓦维洛夫对年长自己很多的米丘林是尊敬有加,关心备至。而对比自己年轻的11岁的李森科,则是过度地关爱和热情提携。

瓦维洛夫是在1925年和李森科认识的,那时上过园林学校和基辅农学院的李森科在一家小的试验站工作。与人初次接触,李森科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充满激情且富有独特。他正在宣传自己新的和重大的发现:春化法。春化法的要点是那些通常被认为需要弄面使来年开花结果的秋播植物,经过低温冷处理后,可以在春天播种,在夏天正常成长。一个实际的用途就是南方的农作物可以移到北方去种植。

作为一个科学家,瓦维洛夫本应对春化法保持更加谨慎的科学态度,要看到真正的试验结果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然而可能是秉承对新事物给予支持和鼓励的本性,瓦维洛夫放弃了对李森科的质疑。在没有看到春化法的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有创造才能,独具风格。瓦维洛夫之所以看重李森科的春化法,可能还有他不能不面对却又无力解决的一个困境,那就是来自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实用主义浪潮正在席卷农业科研机构,学者们要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竞赛中,拿出增产增收的快速办法来。在现有的各个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情况下,他寄希望于其他任何有希望的新思想新做法。

1929年,李森科受邀在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专家代表上作报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反而遭到了早就做过类似实验的农学家马克西莫夫的批评。在会下瓦维洛夫还专门和马克西莫夫交换了看法,要他支持李森科。1931年,李森科调到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进行试验。瓦维洛夫邀请李森科在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做报告。李森科对春化法光辉前景的夸大描述和捍卫自己观点的坚定信念,让坐在主席团上的这些著名科学家们十分高兴。就这样,农科院为李森科拨付了专项经费,让更多试验站加入到了小麦春化试验中。1932年,瓦维洛夫也亲自到李森科的研究所进行试验考察,但他对李森科的弄虚作假和故意歪曲事实的言行已经没有任何免疫力,像信任一个纯粹的科研人员那样信任李森科。瓦维洛夫还把李森科列入了参加1932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代表名单中。在李森科未去的情况下,瓦维洛夫在介绍苏联生物学成就时也报告了李森科的卓越发现。1932年,瓦维洛夫还为争取李森科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私下做过其他人工作;1933年,瓦维洛夫还推荐李森科为苏联国家年度奖金的候选人。

1930年代初期,李森科还没有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支持的时候,是瓦维洛夫为李森科铺平了职务和学术上的升迁之路。如果把李森科比作一个坏苹果的话,是瓦维洛夫为这个坏苹果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4、在政治面前的科学家

进入1930年代,瓦维洛夫的学术声誉达到了顶峰,但他对来自政治的风险却应对不力。瓦维洛夫对最高领导人没有表现出绝对服从和公开赞美,他领导的科研机构没有为政府做出足够的政治回报,逐渐引起了政府的强烈不满。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934年取消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40周年所庆活动。

193612月召开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是瓦维洛夫和李森科命运的最大转折点。瓦维洛夫将从一个著名的遗传学家彻底变成苏联农业科学的罪人,加速这一转变的竟是依靠瓦维洛夫的多年扶持而上位的李森科;李森科则从一个虚假农艺学的鼓吹者变成苏联农业科学的掌门人,促使这一改变的是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特定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李森科。懂一些生物学却不懂遗传学知识的李森科,与不懂自然科学却专攻自然辨证法的普列津特组合成了一个联盟,即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为了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他们放大了米丘林在园艺学取得的一些成就,生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学术派别—“米丘林学派”,生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生物学—“米丘林生物学”。米丘林生物学的核心是外界条件是生物遗传与变异的决定性因素,而轻视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在遗传和变异中的作用。这一核心内容与政府领导人要求定向改造自然和人群从而改变社会关系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通过进一步阐发米丘林生物学在政治含义和哲学意义,米丘林生物学被打上了进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的生物学的标签,而与米丘林生物学对立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被打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苏维埃的生物学的标签。李森科为自己贴上了米丘林生物学家的标签,以瓦维洛夫为首的众多生物学家则被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打上了遗传学家的标签,锒铛入狱。

1937年的一次盛大集会上,李森科作了《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演讲,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喝彩,也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年,李森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0年李森科成了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院长。

    瓦维洛夫呢?尽管他被剥夺了领导职务,但一边为了争取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生存而四处求情,一边呼吁政府抵制李森科推行的学术闭关自守政策。194086日,瓦维洛夫被捕,主要罪状有内外两个版本,一份内部文件指控瓦维洛夫就是因为他为了推翻李森科和米丘林提出的春化法和遗传学方面的新理论,安排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李森科和米丘林理论的破坏活动;对外宣称的是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即瓦维洛夫是一个颠覆苏维埃政权地下活动的人民公敌。194179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瓦维洛夫极刑—枪决,剥夺私人财产。判决之后,瓦维洛夫向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写了一份赦免请求书,1941726日他的赦免请求被拒绝。但是阴差阳错,瓦维洛夫没有被立即执行枪决,而是被押解到了萨拉托夫的一座集中营,关押进了一个死囚房间内。1943126日,瓦维洛夫在病死监狱中。

Vavilov_in_prison.jpg

5、另一个瓦维洛夫的命运

    与苏联生物学不得不面对政治的强烈干预一样,苏联物理学整体上也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受到迫害的物理学家有布朗斯泰、朗道、卡皮查等人。但与生物学相比,物理学算是幸运的。两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物理学更多服务于需要保密的苏联国防事业,物理学家队伍中也没有出现像李森科那样服务于政府意识形态的代表性人物。

尼古拉瓦维洛夫有一个弟弟,叫谢尔盖瓦维洛夫(本文称谢尔盖,以区别前文中的瓦维洛夫)。谢尔盖比哥哥尼古拉小四岁,是苏联的著名物理学家。他的最大成就是对光能转化规律和条件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荧光研究对荧光灯生产工艺具有指导意义和经济价值。1943年,谢尔盖被授予列宁勋章,获得斯大林奖金。1945年,谢尔盖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院长。

这一任命引起了世界不少人的猜疑。有人认为,为了缓和因为尼古拉遇害造成的苏联科学界与欧美科学界的紧张,苏联政府不得已而为之。让谢尔盖担任院长,可以减少西方科学家对尼古拉死亡原因的进一步质疑追问,掩盖政府在科学界犯下的罪行。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存在两方面的疑点:一方面,人们可能低估了苏联政府面对西方的强硬态度,因为苏联与欧美的对抗已经持续并将继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低估了谢尔盖在科研组织方面的能力,谢尔盖多年来一直负责国家光学中心的工作,并兼任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谢尔盖接受这一任命,也让一些人感到不解或者误解,不解的是谢尔盖应该以哥哥的不幸死亡为理由而谢绝任命,误解的是谢尔盖通过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极力巴结政府领导人,才当上了院长。不过,这种不解或者误解可能也忽视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个方面是,这一任命来自斯大林,拒绝斯大林的任命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需要极大的勇气,在性格上谢尔盖比哥哥更内敛和温和一些;另一方面,当时觊觎苏联科学院院长位置的人中,有两人特别显眼,一位是李森科,一位是维辛斯基,如果这两人谁当选都会给苏联科学带来灭顶之灾,这是谢尔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不管怎么说,谢尔盖担任苏联科学院院长期间,在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尽力保持了某种平衡,在委曲求全和息事宁人中试图承担起自己挽救苏联物理学并领导其发展的责任和使命。1951125日,不满60岁的谢尔盖因病去世。

   苏联生物学的灾难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倒台、李森科的覆灭而结束。1965年以后,他们回到了正常的轨道,用现代遗传学取代米丘林生物学,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波波夫斯基著,闻一译,瓦维洛夫案件:一位苏联科学巨星的陨落,东方出版社,1993年。

笑蜀,苏联遗传学劫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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