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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米丘林受人尊敬而李森科备受争议? 精选

已有 11787 次阅读 2011-10-31 06:04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office, style, xml

 

米丘林(1855-1935)自幼家境贫寒,只念过初中,但他对果树育种事业充满着热情和献身精神。不管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艰苦,他始终不屈不挠,顽强地工作(有人嘲笑他在果园的杂交育种工作是“把上帝的果园变成了妓院”)。在辛勤劳动的一生中,他运用多种方法选育了300多个果树品种,留下了4卷的《米丘林全集》。他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在遗传育种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发明了几种新的育种方法。他在园艺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可与美国著名的园艺学家布尔班克相比美。

 

    李森科(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于基辅农学院毕业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在30年代先后被选举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苏联农科院院士和苏联科学院院士,担任农科院院长和科学院遗传所所长的职务长达几十年之久。他的科学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在植物生理学上,他首先提出春化作用(Vernalization)的概念,并创立了阶段发育理论。

2.在遗传学上标新立异,建立了米丘林学遗传学。

3在农业生产上,发明和推广了许多新技术,提高了产量和品质。

4在生物进化方面,提出了一个关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

       

    在我的印象中,去世后能被《自然》杂志刊登告的人,都是些有突出贡献和重要影响的科学家。按《自然》的投稿规则,告栏目介绍的人物要求是“generally scientists of Nobel or equivalent standing”。1976年李森科去世后,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C D Darlington 在《自然》上发了一篇告。他在告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李森科是骗子吗?”我一直在想,假如李森科是个科学骗子,为什么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支持他?为什么瓦维洛夫和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也高度评价他在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工作?其实,李森科在科学界名声不好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李森科混淆了科学与政治。他把孟德尔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众所周知,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斯大林在修改李森科《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时,把“资产阶级遗传学”这个提法给删掉了,并在旁边做了批注,反问道:“哈哈哈,数学是什么阶级?达尔文主义是什么阶级?”

 

    在对待孟德尔遗传学的态度上,米丘林和李森科是不一样的。在长期的果树育种实践中,米丘林认识到孟德尔定律是有局限性的,不适用于靠嫁接繁殖的多年生果树,但他并没有否定孟德尔定律。米丘林说:“我毫不否认孟德尔定律的价值,相反的,我不过是坚持对它加入一些修正和补充”。而李森科把孟德尔遗传学看作是伪科学,对它进行全面否定。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李继侗先生十分尊敬米丘林,但对李森科很反感,他说:“在李森科眼里,简直是蔑视前人,目空一切,他否定这个,否定那个,最后必然否定自己。” 针对李森科,谈家桢先生也说过这样一段话:几十年遗传学的发展证明,不管是孟德尔还是摩尔根,他们的工作都有局限性,这反映了任何人都受到时代的局限,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李森科抓住孟德尔遗传学中局部不完善的东西,否定其整个理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在为人处事上,米丘林和李森科也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米丘林与瓦维洛夫的学术观点不同,但两人始终保持着友谊。在瓦维洛夫担任农科院院长期间,大力支持米丘林的研究工作。1935年苏联科学院选举米丘林为名誉院士,正是由瓦维洛夫带头提名的。而李森科和瓦维洛夫的关系则很僵(瓦维洛夫私下里曾说李森科是“an angry man”)。李森科对人傲慢无礼,随意指责。他曾多次批评和指责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杜比宁院士。而当李森科在1976年去世后,杜比宁院士则参加了他的葬礼并讲了体面的话:“虽然我仍不同意李森科的学术观点,但我今天回忆起来他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对这件事情,翟中和先生感慨地说,李森科缺乏杜比宁那样的学者风度和宽容精神。

 

       米丘林工作勤奋,待人热情。他所领导的研究所和果园,每年向全国各地答复成千封咨询的信件,有许多信件是米丘林亲自写的(收集在他的全集第4卷中)。他鼓励他的学生和同事大胆地创新,他说:“懂得我的理论和方法的不算我的好学生,推翻我的理论和方法的才是我的好学生。”  而李森科则不然,他利用斯大林的影响在组织上排除异己,压制别人,不让一些孟德尔学派的遗传研究人员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确实很霸道。

 

    当然,李森科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在春化作用和阶段发育等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早已被写进植物生理学的教科书。春化研究一直是生物和农业科学研究的活跃领域,在《自然》和《科学》等杂志上不断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1966年,美国 学者C.C. Lindegren 出版了一本书《The Cold War in Biology》,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米丘林和李森科的工作,并引用日本遗传学会会长篠远喜人的茄子嫁接杂交研究结果来说明李森科的研究中也有正确的东西。李森科发明的许多农业技术的确很有效。张冬生曾经介绍说:“二次大战中,列宁格勒正吃紧的时候,杜比宁到列宁格勒去研究战争的恐怖环境下果蝇群体有什么变化;而李森科则研究马铃薯,发明把其顶芽部分用来做种薯,其余部分拿来食用,以缓解粮食的紧张”。

 

    武汉大学的汪向明先生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曾经访问过李森科几次,其中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时他作翻译。我在电话里请汪先生谈谈他对李森科的看法,他说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李森科,不能全盘否定他的学术成就。他给我讲了几个关于李森科的故事,后来又给我寄来了几篇匈牙利专家赖基关于春小麦和冬小麦相互转变的论文复印件和他自己编著的《广义遗传学探索》的书。

 

        已故的方心芳院士在评论李森科时曾说,“学术争鸣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因为某人是汉奸就否认他是学者,不能在批评李森科时也像李森科那样的做法 --- 把政治与学术混淆”。现在看来李森科在科学研究上所做的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他的主要错误是混淆了科学与政治,以及对待不同学派的学阀作风等,我们应该从他身上吸取教训。

 

                                                      主要参考文献

1.       汪向明,1981 为科学奋斗了一生的米丘林。植物杂志 3):17-18

2.       任元彪等编,1996,遗传学与百家争鸣。北京大学出版社。

3.       Liu, Y-S. 2004. Lysenko’s contributions to biology and his tragedies. Rivista di Biologia / Biology  Forum   97 (3) 483-498

 

米丘林

李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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