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进程中，一系列存在或可能存在风险的设施项目纷纷建设起来。公众也不再满足于仅能温饱的生活模式，物质生活满足的同时开始追求精神文化享受，注重科学和健康。随着公众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当公众追求的生活标准受到设施项目的负面影响时，公众会公开抵制反对设施项目的建设。

厦门、大连、宁波等地因PX化工项目引发群众抗议政府，示威游行的群体性事件；山东省乳山核电站受到在银滩买房的业主极力抵制，现在还处在进一步研究论证中；京沈高铁因北京朝阳区居民质疑环评造假，现在也没有建成通车。很多类似的事件都似乎有着相同的特点：因沟通不畅，诸多临近居民的设施项目都遭到了居民的一致反对抵制。    

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便着手研究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反抗事件，O’Hare首次提出了“邻避”（NIMBY）的概念，来描述那些兴建能够带来整体性社会利益、但对周围居民产生负面影响的设施。这种因居民或者单位担心与建设项目（化工厂、核电站、垃圾场等）离得近，对自身的健康、环境质量、生活安定等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反对抵制项目建设的现象称为邻避效应。被临近居民厌恶的项目设施即称为邻避设施。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效应无法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完全解决，从规划选址到建设都面临通着公众抵制现象，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由于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附近居民往往会感到不公平和和受到剥夺。轻则造成邻避设施的难产使公共利益受到巨大损害，重则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改革进程中群众对其生活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成果的要求也明显增强但囿于相关配套体制的不尽完善，有的群众不仅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相反还出现了利益受损。因此可以说目前不少群体性事件虽然属于不被政府或法律所允许的一种非法行为但其表达的却可以说是正当的合法的权益这在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中尤为明显。

邻避设施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具有负的外部性，包括空气水质和噪声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此外也有一些非环境的影响，如房地产价格下降和社区耻辱等；其二，成本与效益不均衡通常邻避设施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但其环境的成本则集中在少数特定人群，造成了成本与效益的不对称，从而导致了不公平。因此，居民强烈反对邻避设施建造在自家附近。

邻避设施除了会造成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受损、安全风险增大、环境质量下降，还可能导致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社区形象的恶化、视觉心理不适、社会服务设施和财政的超负荷、资产价值损失等诸多负面影响，甚至陷入更多邻避设施进入社区的恶性循环。

从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PX项目、乳山核电站和京沈高铁的建设被反对抵制的事件来看，在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关系中冲突最显著的则是政府、企业与影响群体。政府是城市的管理者，是解决整个邻避事件的组织者和决策者。企业是设施建设和操作管理者，而影响群体承受设施过多的负外部性影响，在整个过程中是利益受损的一类群体，需要通过相关的措施给予其一定的补偿，因此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现象。下文中的政府仅指建设邻避设施的政府，企业仅指建设、运营邻避设施的企业，公众仅指邻避设施影响的公众。

政府作为邻避设施的主要参与者，往往对邻避设施的选址决策仅仅参照专家的意见，没有让广大民众真正参与进来，特别是图1中面临邻避风险的影响人群，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政府理应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但是，由于政府本身的生存发展等根本问题以及财政状况，官员升迁等具体问题，导致政府的公共权力具有矛盾性特点，政府行为就有可能偏离社会公共利益^[3]。因为邻避设施的项目往往是政府为GDP增长目标的建设项目，围绕政绩，通过建设项目来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果项目建设的决定权过多地由民众来抉择，很多存在风险的项目可能根本无法上马，经济建设大局会受影响。

企业作为邻避设施的另一参与者，追求的目标往往是经济效益至上。如果是市政公共服务项目，如垃圾填埋场，在建设过程中不能保证保质保量圆满完成任务，甚至会偷工减料敷衍了事；如果是大型经济项目，如化工厂，在建设、生产与管理等过程中对安全投资很有限。企业自私性的营利行为为邻避冲突埋下隐患。

公众作为邻避设施的重要参与者，往往并没有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去兼顾考虑。位于邻避设施附近的民众会认为项目产生的效益是所有人都分享的，而产生的污染等负面影响却要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必须实质性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以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当公众参与变成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参与时，公众选择的策略可能就是非政府主导的制度外的参与形式来诉求自身本不该受侵犯的合法的利益。

不难看出，政府、企业和公众各自选择的策略有可能是冲突的，冲突时就造成了政府、企业与公众不均衡利益博弈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