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火车站2014年3月1日晚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这个事件给应急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现场应急响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个人发现恐怖袭击端倪后的自我响应，二是现场安保人员职责权限内的即刻响应，三是整个安保体系的全面响应。
　　对于个人响应而言，由于身处现场的主体为候车者的个人，他们一般不可能接受过恐怖袭击的训练，更难得会有专业性的演练经验，所以响应只能出自本能——或逃、或避、或惊慌失措，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的自卫措施。这一现状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场景转到另外一个汽车站或城市广场，遇到同类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现也会是等同的，这一点和封闭空间有极大的不同，比如2012年海南航空公司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机舱内的恐怖袭击事件就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对于个人生命的切身威胁，应急动员和响应几乎是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加之恐怖分子袭击所用工具的粗陋，群起的个体应急响应就可以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考虑到国人长期将处在特殊的转型时期，安全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将持续性地作为第一需求存在，将应急教育嵌入到基础教育和公众教育中需要有个整体设计的。
　　对于现场安保人员的职责权限内的响应而言，由于设施配备的局限性，长期没有遭遇过稍强烈度的事件熏染或实战模拟，安保现场响应也表现为手足无措，也只是凭借本能和责任感进行响应。
　　而整个安保体系的全面响应只要存在时间上的迟滞，效率和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事实上，由于响应程序上过于纠结于向上汇报与等待指挥者的反馈，几乎造成更大的伤亡后果。“将在外”的基本应急应对原则没有体现在这次事件中。
　　和必须通过安检措施才能进入的很多封闭空间不同，对于多数的开放空间（如广场）内的突发事件，防范或预警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时间的现场响应不到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层次的接续响应和随后安保体系的全面响应必须是及时和有效的，对于可以判断出走向和趋势的突发事件而言更是如此。
　　在那些经常出现大密度人员聚集的场所，往往都有监控等现代技术手段，火车站就是其中之一。当监测到人群骚动、甚至人员密度超过一定阈值的情况时，就要采取响应的疏散措施，而不正常骚动发生时，强力介入就应该成为必然的应急选择。从这个角度说，承平日久的状况容易造成技术反应系统的疏忽和迟滞，未经模拟演练的系统则往往形同虚设，最后会依赖传统的通讯手段和指挥模式进行应急应对。昆明火车站遭遇恐怖袭击后的应急管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视角。
　　在这一事件中，除了需要面对恐怖分子的应急之外，另外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救援了。在救援中，参与者除了包括医院及其120、999急救车之外，发生事件区域的责任机构（火车站）及其责任人员，公众（候车者、火车站一般工作人员、周边小贩等）。
　　事实上，由于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的错位或缺位，会造成恐怖袭击之后的二次伤害。医院急诊面对无法及时预付款受伤人员的拒绝救助就是其中雪上加霜的一个表现。长期以来医院作为利润创造单元的存在已经将其异化为忘记了自身根本职责的机构了。这并非是应急过程中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旧伤，一旦有机会就会复发，乃至会出现麻木不仁的现象，只有来自直接级的命令才会改变当时的状况。
　　而其他参与者则要依赖自身的道德感而非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参与到救援的过程中，态度、角色、行为则要根本自身道德感的差异而表现出纷纷复杂的人性。
　　在一个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对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充满歉意。尽管对于某些恐怖袭击事件我们难得有很好的防范和预警措施，但是，如果对比很多做得好的国家、地区、机构、行业，我们依然有值得向收到袭击惊扰的公众致歉的必要。
　　面对不可能一个人承担起所有责任的突发灾难性事件，如果每个人都怀有致歉之心，并随着一个事件的出现而积极接入，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安全。
　　于是，作为一个应急管理的研究者，要为与自己无关的灾难性事件致歉，作为政府的管理者，要对辖区或非辖区内的事件表达哀悼和道歉，然后，大家各自努力，积极地设法从各异的角度上提出更好的建议或参与到建设一个更安全的体系中去。

刊载这篇文章的期刊应该已经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