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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论日本的集团主义

已有 2965 次阅读 2017-8-31 15:10 |个人分类:书论|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曾经听过这样一则笑话:有一座客轮即将沉没,船长命乘客跳海求生。他对美国人说:“跳下去,你就是英雄”,于是,美国人跳下去了。他对意大利人说:“跳下去,你会赢得女人青睐”,意大利人也毫不犹豫的跳了下去。他对德国人说:“按规则,你应该跳下去”,德国人二话没说跳了下去。最后,船长对日本人说:“大家都跳了”,于是,日本人就跳了下去。

  说来只是对国民性的一个善意调侃,但也在侧面凸显了日本国民在行为选择上的趋同倾向,即集团主义。不同于中国人以稳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族群体式生活,日本列岛狭长封闭的地理特性,使得日本人形成了孤立性的、封闭性的、危机无常的、微观缩小的“岛国意识”,与此相适应,日本人选择了以村落为原型的地域群体式生活。

  日本民族生活的地域,是被山川分割、封闭而成的零散小地域。在生产力落后、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样的地理特性使各个区域的人们形成了各自的共同体,形成了非血缘式的协作群体。同时,自然灾害频发使得日本人对于地域内集团的依赖更加的强烈。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村落地域的封闭性被打开之后,就逐步形成了以强者为中心的区域性集团和全国性集团。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就是最典型的现象,统一之后便是以将军为中心的武士集团。集团内部是等级森严的纵向集权结构,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当这样的纵向结构与对天皇的崇拜结合起来时,全日本就会形成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最大纵向集团——国家。在这个以天皇权威为中心的大家长模式中,每个成员相互团结协作,形成了家业集团与国家集团的一致性意识,这也使得日本人极易产生整个民族的一致行为。

  到了近代时期,西方思想文化进入日本列岛。在原本岛国的封闭性被打破之后,日本人民意识到“国家”这一集团是高于所有集团存在的。于是,民族一致性被发展成为天皇绝对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两种形式。到了明治时期,最终的发展归宿便是所谓的“忠君爱国”,即在“国家至上”的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的服从天皇和国家。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丧命战场。

  对于日本人来说,强烈的集团主义既是福也是祸。“祸”指的是给东亚人民带来巨大灾祸的军国主义,“福”则是奠定了日本战后经济基础的现代化腾飞。二战后,日本率先在亚洲实现了现代化,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虽然地域性的村落共同体逐渐衰落,但是日本人所具有的共同体意识并没有消失。这种精神转移到了企业中,促进了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日本在战后实行“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并行的基本用人制度,使得员工对企业抱有强烈的归属感,员工与企业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与企业发展紧密联系。同时,严格的年功序列制有效的防止了企业内部员工过度竞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企业内部的和谐。

  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长期培养下,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个人属于集团,个人命运与集团命运息息相关,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在集团中,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时,形成了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喜好而影响集体利益、提倡相互协调、灭私奉公的原则。集团主义让集团成员感到安心,但也造成谁都不愿负责、集体无责任、“集体就是正确”的现象。如果某人的行为与集体所定下的规则有所出入,则有可能被指责和孤立。同时,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小集团,都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来自其他人或其他集团的社会压力。为了不被集团所排除,个人并不会过分的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在行动时会尽可能将步调与周围人保持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力图将事件圆满解决。

  在传统社会中,日本人认为村落和村境是神的划分,村落地域之间的山川河流是由神灵保护的。因此,村内外的界限十分严格,这逐渐发展出了集团主义的另一特性,即对外来人的强烈排斥。对于外人的排斥也使得日本人在社会中的流动变得十分艰难。他们一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村落地域中,并且保持村落内的和谐稳定。   

  在日本的民族构成里,除了生活在北海道的两万多阿伊努族人之外,大和民族占到了民族构成的99.9%。这样特殊的单一民族性,为日本人强烈的民族意识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民族多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超过98%的人口是日本国民。在日本,民族多样性并不被认可和尊重。《日本时报》曾指出,无论外国人怎样努力融入日本文化,都永远是“外人”。

  在日语中,外国人这个词含有贬义。日本是一个很容易让外国人觉得亲近的国度,各种设施制度考虑周到、细致入微,至今笔者尚未觉得有让人厌恶、反感的地方。日本人毕恭毕敬、客气柔和,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但是相处时间久了,却发现始终无法和日本人再进一步深交,因为即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外国人,依然是不被日本人民所接受的“外人”。北海道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案件: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已加入日本国籍的美国人去泡温泉,被店家以不接待外国人为由无情拒绝。他愤然将浴场告上法庭,最后获赔200万日元。《朝日新闻》曾对此进行过民意调查,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日本人不希望看到更多国外游客。日本法务省甚至专门开设网站,供网民检举令邻居觉得“不安”的外国人。笔者到了日本后,听日本人说的最多的关于自身的评价便是“Shy(害羞)”了。在他们的解释中,这使得日本人无法以非常自由的心态去和别人交往,更别说陌生的外国人了。外国人想要在日本生活下去并非难事,但如果想要融入日本人的生活里,就实在是太难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获奖典礼上曾如此致辞:

  “……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人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的尴尬地位。并没有完全接纳世界的日本,也不被世界所完全接受。

  明治以来,大量日本人移居夏威夷,其中一部分向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移民。1890年,那里掀起了排日运动,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所以,如此接受日本人的移民,美国将不战而被日本人所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人在美国遭受排挤的理由即是国家主义者。依从当时的《明治宪法》,日本人的国家主义,即天皇所代表的大日本帝国观念。虽然美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成为国家主义者的根源,但他们看到了日本人作为国家主义者的独特性。

  在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中,他们是日本人的一员,而非人类中的一员。他们做人的目标,首先遵循日本人固有的标准而非全人类共同的尺度,这使得他们恰恰缺少了其他民族共同的准则和尺度。所以,当日本人和其他民族来往时,冲突和矛盾就会日益明显。日本同世界许多国家的贸易顺差,就是因为日本政府长期执行不平等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任何商品用的材料如果出自日本,都会在醒目地方写上“国产”二字。大部分的日本人都认为只有“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有些东西风靡了全球后会发现在日本竟几乎没有一点市场。这是带有一个隐形的壁垒的国度,除非他们主动去迎接外面的东西,外界想要主动融入这里实为不易。

  许多研究者认为,日本人是一个以和为贵的民族。不过,遗憾的是,这种“和”只对日本人才有效。在对待非日本人时,他们会将自我集团的利益维护到底。日本人内向的性格和封闭心理,也带来了其他民族的不信任和不理解。也许,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为日本人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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