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元月5日，我上传了博文《跨年读书——<诗品>》。内容涉及到《诗品集注》这本书。两天以后，《诗品集注》的撰著者曹旭教授加我微信，对博文中指出《诗品集注》一书的疏失表示感谢。曹教授说，这本书印行多个版次了，也有增订本，但尚未发现我所指出的问题。他说，近期拟进一步修订，希望我再发现书中的疏漏，及时提供给他，以使这本书更加完善。曹旭教授向我索要通讯地址，说要寄《诗品集注》的增订本和其他著作。大前天，我收到了曹教授寄来的书，计有五种六册：《诗品集注》2011年增订本一册，《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增订本）》上下册，除此以外，还有《岁月如箫》《客竂听蝉》《我是稻草人》等三本散文集。

     从与曹旭教授的通话及其赠书所附作者简介中，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发现，虽然来往不多，我们在学术之途上有种种交集。他是复旦首届的文科博士，导师是王运熙教授。王运熙先生是一个安祥温和的纯粹的学者，1984年，我曾随先师华锺彦教授在他的家里作客，博文《复旦记忆》记述了这些往事。（科学网—复旦记忆 - 姚小鸥的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995742.html）这其间，曹旭教授正在王先生门下读博士。在上引博文中，还附有上海师大马茂元先生与华先生的合影。这幅照片是我在马先生家中为他们两位所摄。曹教授在《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的前言中，记述撰写缘起，说这本书写作的最初动因是马茂元先生对他的引导。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初探》是我在学习古典文学之初最早读到的学术著作之一。

      曹旭教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的散文也很有特色。《客竂听蝉》写他在日本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其中有一篇写到日本处理垃圾的文章，引起我的共鸣。我也注意过这类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博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封的垃圾问题》分上、下两次发表在科学网。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1888&do=blog&id=821007另外，我的博文《归国有期》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1888&do=blog&id=499701也谈到了一点日本的垃圾处理。曹旭教授注意社会问题，观察细致，思考深入。对日本垃圾问题的叙述比我全面得多。他的散文集《我是稻草人》，列入“当代儿童文学散文十家”，文字澄明亲切，很适合孩子们阅读。

      现在回到赠书这个行为本身。学者之间彼此赠书，很常见，但曹旭教授因我指出其著作中的疏失而寄赠这批书籍，殷殷之情已经超出一般的学人交际的礼节，而达到心灵沟通的境界，这种情况现在太少了。尤其是前一段在某学术群里发生的事，与此形成了几乎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鲜明对照，所以令人感慨。

      2020年12月8日晚，在一个学术群里，有人就以笔名杜荇发表的《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的作者身份进行讨论。南开大学宁某提出，这个人应该是曾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任笃行先生。他的 主要理由是：“作为专业研究者，看过‘杜荇’的文章，立即会认识到这是一篇专业性很强，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学术深度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样的论文，没有几十年的专门训练和积累，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我对这一课题本无专门研究，但看双方论辩似乎理由都不十分充足，尤其是宁某一方，逻辑明显不通。于是说：”外行插嘴：徐先生和宁先生的论证似乎各有道理，也都有不十分完美之处。《文史哲》文章出自谁手，就两位目前的论证来说，尚未能遽下断语。“我说：”最好的办法是问一下当年在文史哲杂志工作的人，应当还有健在的。不然，似乎可以考校康与任两人相关文章。“后一条，实际上提醒了论证的方法。我自以为用客气含蓄的方式说出，可以为对方所接受。宁某回应：“还请姚小鸥先生赐教，拙文不完美之处，以便纠谬改正。”这应该是把宁某惹怒了，向我挑战。可我头脑简单，以已度人，以为对方真的虚心，于是回答：“您说的‘有几十年的专门训练和积累’的是谁？康生还是任笃行？””如果是康生，那么，和您主张的任作此文相悖。如果是任，他根本不具备您所言条件。“”看一下任的履历即可知。“我还说：“我对何人所作，并无主张，只是说您和徐先生所论，皆不十分完美而已。我们搞考据的，往往有这个毛病，请老兄谅解。”我说：“宁先生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有长期学术训练的人，但任并不具备这个条件。这就是我妄言，高论尚不十分完美之关键点。”我想，这个回应已经完全解决了问题。因为据山东大学校友录，任出生于1923年12月，1946年入山东大学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1962年任蒲松龄编辑室编辑。《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发表于《文史哲》1963年四期（1963年8月1日刊出）。文章的发表是有周期的，所以文章一定是在此之前若干时间里完成。而据有关档案材料，1963年十月以前，该书长期是在康生、齐燕铭等人手中（当时山东省把该书报送中央，康生分管，且其内行，曾在五十年代以“叶余”为笔名在《文学遗产》发表有关《聊斋志异》版本的文章），所以任既无数十年的学术训练，也似乎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仔细研究这部《聊斋志异》的版本。

      宁的回答是：“‘几十年专门训练和积累’并非有专门特指，而是指杜荇文章在客观上应该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客观上需要几十年，但不是必须几十年。大学少年班不乏比别人早毕业若干年者。任笃行1950年大学毕业，文章发表于1963年，加上大学四年，已经是十七年了。十七年时间加上他本人可能的勤奋，也并非绝无可能。就在任笃行身边发生的事情就有，李希凡和蓝翎受到毛主席表彰的还是大学本科学生。他们达到这个水准需要什么年呢？如果二十年可以算几十年的话，那么任笃行还差三年，他十几年的强化训练把三年补回来难道绝对不可能吗？”

      我当时就在群里感叹：这真是神逻辑！大家能够相信南开大学教授会公开以这样的话语方式进行学术讨论吗？以上宁某的话绝非我编造，有微信图片为证。在这篇博文里，我只想告诉大家，此事最终在该群掀起轩然大波，给我本人惹了不小的麻烦。教训之一是，南开大学的教授，而且据说是名教授，水平如此，真让人难受，但这就是学术界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事。第二，在各群里，还是少说为佳，因为你以为按常识行事很安全，实际上可能给你带来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