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我从复旦大学学生处调到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后跟校长办公室合并为学校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才发现，这里的政策研究不是Policy Studies，而是Institutional Research。前者是学术研究，后者是咨询研究（详细对比如下表）。

表1、政策咨询研究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差别

资料来源：赵炬明（2014）

党委办公室领导给我的定位是“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一是“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二是“对有政策性、倾向性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三是对“重要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开展跟踪研究”。并且明确告知，“这项工作以前还没有人做过，所以需要逐步的探索和磨合”。我心里一咯噔，心想：“这难道不应该是一所一流院校早就应该建立成熟体系的工作吗？”我又问：“那学校政策研究室是什么功能？跟党委的政策研究有什么不同？”被告知他们主要是辅助校长开展重要文件、讲话准备工作的。我心想：“这不是行政文秘人员的工作吗？”在各种疑惑中懵懵懂懂上岗了。

过几天，没见有任务交代，我问领导：“工作职责基本清楚了，第一个研究做什么？”领导说：“具体研究什么需要自己去挖掘、去捕捉。”随后，我“梦游”了几日。当我注意到学校基本上每周召开一次党政联席会议（校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两会并一会），就给领导建议：“能否每周将下周的议题提前告知，我来提供一些决策支撑信息？”又被告知：“想法虽然挺好，但是周一的党政联席会议，好多议题到前一周的周五还汇总不齐。”我说：“那就直接问校领导近期需要做什么题目呗。”领导闪过一丝无奈的笑容：“校领导们都很忙，不可能随时出题目。这样吧，等校领导班子务虚会议题确定下来，我们针对议题组织一些支撑材料。”我又追问：“务虚会议题什么时候确定？”领导说：“可能要到五六月份。你要多旁听各类学校的会议，善于捕捉校领导们关注什么议题。”我又问：“我可以旁听哪些会议？”领导说：“原则上，除了党政联席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常委会以外的会议，都可以自由地去听。”

接下来，我全程跟踪了学校组织院系迎接本科教学评估的所有会议，跟着领导跑了几个院系的调研，还自主地约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在国权路门附近的上岛咖啡做访谈。在此基础上，我列了如下研究议题，向领导请示：

1、关于学校发展战略的研究。比较复旦和国际、国内同类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应用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如何更加科学地制定和优化学校的发展战略。

2、关于大学组织设计的研究。围绕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需要，应用组织学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如何不断优化学校的组织设计，以适应学校战略管理和发展的需要。

3、关于大学组织执行力的研究。大学组织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在组织的执行力方面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所欠缺，可以围绕体制和机制创新，以及激励、约束等关键问题，应用企业组织执行力研究的有关成果，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给出提高学校各级组织执行力的解决方案。

4、关于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培养状况的调研。大学的战略和大学的执行力归根结底落实在教师队伍身上，青年教师队伍的培养更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学校已经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大对青年教师队伍培养的力度。可以通过全校性的、系统的青年教师队伍培养状况调研，为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培养政策的拟定和执行提供决策参考。

5、关于学校通识教育推行状况的调研。在本科生教育教学改革和学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的背景下，学校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全校师生员工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可以通过全校性的“通识教育”大讨论，提高认识、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学校也需要系统评估一年半的通识教育实践效果，为通识教育向纵深的推进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

6、关于学校教育质量评估的调研和研究。围绕学校内涵式发展和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有必要逐步探索一套科学地评估学校教育质量的指标体系；同时也很有必要应用指标体系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综合的评估，为“十一五”期间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决策参考。

资料来源：笔者2007年3月的工作笔记。

领导看了以后反馈：“题目都很大，可以跟踪研究，优先从青年教师培养的题目开始做起。”从此，我的工作就有了方向。之前在学校学生处、青年研究中心做学生事务研究和青年研究工作的时候，复旦高教所熊庆年教授曾经给我们一个指导和鼓励：“在美国的院校研究当中，针对学生的研究占90%，所以学生事务研究和青年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对照反思，感觉列的题目似乎对学生群体的关注不够。所以，我请教正在美国范德比尔大学访学的高教所田凌晖老师，她邮件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又告诉我中山大学的屈琼斐老师在加州伯克利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工作半年，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敏教授一直跟踪美国院校研究协会（AIR）的动态，可以向他们深入请教。所以，不久以后我就建议党办领导邀请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屈琼斐老师来给我们作报告。她介绍了了伯克利的情况，也对比了中美高校在院校研究过程中对主题把握存在的差异。她说：“对美国的院校而言，学生是顾客，是上帝，所以院校研究必须针对他们；中国的院校研究则往往围绕规划、政策、学科、专业等议题展开。这是两国高等教育不同的体系结构所决定的。”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院校研究除了为领导而谋，更重要地是为学生而谋，为领导而谋的根本还是为学生而谋。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我感觉到一种倾向性，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在捕捉主要领导的所思所想，并且尽可能地通过研究材料来支撑学校的政策走向。我就向一位高教研究专家请教，如何才能真正保证研究的独立性。他告诉我：“美国的院校研究虽然也在行政系统当中，但是他们是专业人士，所以专业性支撑了他们的独立性。中国的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距离决策中心太远，又忙于学科建设；行政系统中的院校研究人员只是机关的一员，必须服从行政的指令。”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思考如何才能获得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有一次和学工的老领导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他跟我说：“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你要转为高教研究所教师，同时你也要跟学校的决策中枢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机关做院校研究很难保证独立性。”我回去讨教党办领导，学校有没有可能赋予政策研究职能比较强的独立性。领导回答：“我们本来就是领导班子的参谋和助手，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在行政系统中要改变行政系统是很难的。只有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才可能在院校研究工作中真正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后来我攻读了博士学位，离开了几乎在所有单位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母校，来到了隔壁的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作为一名教育学科的学术人员，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作为一名发展规划研究中心的成员，距离学校的决策中心很近，所以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能够贴合学校的需要。但是，我始终认为，每一个机构的运行，都离不开决策中枢系统、决策咨询系统和决策信息系统的紧密配合，院校决策咨询系统的独立性必须得到保证。高校必须在体制机制上保障院校研究机构的独立性，确保他们能够真正独立地为学校决策中枢部门提供决策建议和决策备选方案。

身份转变之后，我又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作为一名学者，如何把握服务本校和服务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次跟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任的交流中我得到了答案：“高等教育研究需要考虑微观，也需要考虑宏观。作为一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先应该做好自己本校的微观研究，同时也要关注宏观研究。宏观研究有两个指向，一是只有把握宏观才能更好地做好微观；二是好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可以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提供政策指向。”

最近两年以来，我发起了院校研究主题微信群的建设，通过新技术将专业领域的同行凝聚到一起，得到了院校研究主题微信群专家们的很多指导和鼓励，他们不以年龄、职称和资历考量人，令我十分感动，这里不一一列举感谢。在一个高教研究、院校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和专业共同体合作网络当中，彼此分享经验、拓展合作，共同寻求中国高等教育的良好制度安排，大家都不再孤独，还充满盼头。每一次的学术会议、专业会议、工作会议都是志同道合者聚会的最佳时机。

北大贺飞老师接任“院校研究与决策咨询”微信群群主后，殚精竭虑，令人感动，使得“院校研究与决策咨询”微信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教研究500人论坛”。他最近发起一批同行主办一个“院校研究与决策咨询”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约我撰文烧把火。我姑且分享一点自己的心路历程，期望能为这个公号，以及不就即将在长沙召开的2016院校研究年会预热做一点微薄的努力。

不忘初心，同舟共济！

（作者：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来源：院校研究与决策咨询微信公众号，公众号ID：IRDC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