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大一的时候，我刚刚开始接触俄语，班里有近一半儿的同学中学都学过，我们那另一半没学过俄语的同学就很吃力，也很着急。当时的外教是乌克兰敖德萨来的，那位老师曾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当你在梦中也讲外语时，就说明你学好外语了。自那时起，我一直渴望哪天梦中讲俄语。至今也没做几次说俄语的梦，但那位外教我却一直记得。

她是我们学习俄语时第一个外教，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和父称，那是当年我说的最流利的一个短语了：Элеоно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我们都简称她“爱莲”。爱莲50多岁，她妆扮奇特，长长的假睫毛，修长的指甲涂着红颜色，指间常常夹着女士香烟，甚至上课时都青烟缭绕，颇有贵族风范，气质尊贵而高雅。当然，她的脾气也很暴躁。记得有一次，她在黑板上写单词，恰好那地方垂下来一根灯绳，她几次把它拨到一边而未果，最后大叫：Лёша, помоги!（廖沙，快来帮忙！）

那时候，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外教，刚上了几天课，我和班长就拿着课本去她家。其实根本没法对话，我们也就学了几个字母和单词。她不厌其烦地领我们读字母、音节和单词。我们在休息看电视的时候，她却在厨房里给我们做了土豆条煎牛肉，尽管我们是吃完晚饭后去的，但还是盛情难却，吃下平生第一顿“西餐”。后来，我们常去爱莲那里，不仅仅是为了品尝各种“美味”，还有吸引我们的电视节目。我记得有一次，爱莲给我们做了俄式杂拌汤，味道怪怪的，但很特别，我们吃时还不知叫什么名字，特地让外教写下来，用随身携带的字典查询，记住了这个单词солянка。

现在想来，正是这位爱莲老师一步步把我们带进俄语学习的殿堂，跟她的交往使我们渐渐提高了学习俄语的兴趣，而且比在课堂上学到的更多，得到的锻炼也更多。记得我磕磕巴巴地说出一句完整的俄语时，她非常耐心地倾听着，在我停顿的间隙纠正着我的发音与语调，语气缓和，态度和蔼。我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跟外教谈话也越来越自如，自信心也不断提高。

可惜，高年级的同学不很喜欢这位待人略有些高傲的“贵族外教”，一年后，这位老师就返回了乌克兰，之后再没有联系。

我们的第二位外教也不是俄罗斯来的，而是来自摩尔多瓦的基什尼奥夫——Гал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这位加林娜倒像是一位邻居老大妈，衣着朴素，为人低调，与爱莲有强烈的反差。不过，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蔼可亲，教学认真。由于我们有跟爱莲交往的先例，我们很快也跟加林娜相熟起来。那时，甲A联赛刚刚开始，每逢周末我们都去她家里看联赛转播，此外还有世界杯预选赛，丰田杯等。（我对足球的热爱是班长熏陶的。前两年我跟他网上聊天，他说早就不屑看中国足球了。他还挺有先见之明啊！看看如今的扫赌打黑风暴，我们真有些被愚弄的感觉，对中国足球彻底失去了兴趣。）

我们到加林娜那里，主要是练习口语。那时我们已经会简单的表达了，我们便自告奋勇去帮外教翻译新闻节目。记得有一次，《新闻联播》正在播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消息，Юра着急地比划着，寻找可能的表达，但不知道阿拉法特在俄语中怎么说，急得抓耳挠腮。不料加林娜悠悠地说了一句：Юра, давно я его знаю。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认识阿拉法特可能比我们的年龄都大。

有时，我们也自己一个人去外教那里。这对锻炼自己的口语可有很大的帮助。试想，外教一句汉语都不懂，你要搜肠刮肚寻找合适的表达，大脑在飞速运转，逼着你用俄语去思维，而完全忘记了汉语。这种锻炼非常有益。

我们也经常陪外教外出帮助购物什么的，那时在街头见到外国人很新奇，看到大家那崇拜的目光，我们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然也丢过丑。记得有一次，到了市场上后，加林娜跟我说要买Чёрный перец。黑辣椒？我思索半天不得其义。外教跟我解释半天，我也不明白。我们只好在市场上瞎转悠，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东西。转了大半天，我们也没有发现，正失望之时，有人靠近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黑黑的圆圆的豆粒，大小如绿豆，表面还有些沟纹疙瘩。加林娜大喜过望，连连说就是这个。我赶忙问那人是什么东西，这时我才认识了胡椒。殊不知，我们国人喜欢把胡椒磨成粉来卖，我何曾见过它们的真容啊！自此我便记住了这个词。

我常常跟学生讲，要多多“利用”外教。可惜，如今很少有学生像我们当年那样学习了，争抢着去外教那里，帮他们做些小翻译。其实，恰恰应了那句话，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学外语还是要多多跟外国人交流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