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的一世情缘 （5）

篱风

五、人生的沉重与无奈

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又被世人称作“被牺牲掉的一代”。

我们这一生的悲欢，不仅是新中国这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历史见证，更背负着这半个多世纪筚路蓝缕的历史重负。

上世纪80年代，作家张洁曾以小说《沉重的翅膀》享誉文坛。实际上，这一代人倍感沉重的，何止是两只奋飞无望的沉重的翅膀，分明是难以承受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之重。而与这一段沉重的历史血脉相连的，是这一代人难以言说的生命之重和比个人生命更为沉重的一代人生。

早在济南工作期间，我就为自己尚处于期待之中的“未来时”原创文学作品确定了“篱风”这一署名，意为“吹过竹篱的清风”。这其中的原委，除了舐犊情深——自己的两个子女名字的组合，是直接的缘起之外，更为深层的，是对陶渊明才学与风骨的仰慕。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旷世名句，不仅是“篱风”这一笔名的出处，还可以让人们自然联想到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人生境界。如能凭借“心远地自偏”这一境界，舒缓一下这代人难以承受的人生之重，自然是这“被牺牲掉的一代”最大的人生奢望。

显然，嘈杂庸碌的现实人生，既没有清爽的竹篱，也不可能有宜人的清风。于是，这个寄托着我的文学梦和对轻松、洒脱与清新的精神生活的憧憬与渴望的笔名，便长期沉睡在书房，很有些“但愿长醉不复醒”的意思。

“新中国的同龄人”之所以被戏称“被牺牲掉的一代”，不仅仅源于他们人生的沉重，还有更多的无奈。

职业生涯如此，文学追梦，也照样难脱窠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满怀对文学梦的憧憬，我将散文《生命的流水》和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箭与歌》的译作两份文稿，分别寄往北京和天津的两个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两个月候告期过后，依然是泥牛入海。可是就在我大失所望之中，这两份稿件竟然先后都发表了出来。不过署名作者，却是两位素昧平生的朋友。

显然，这两位朋友分别是我的这两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而且是“忠实的读者”。因为作品的标题和正文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外国文学翻译，在译界有“再创作”之誉。尤其是诗歌翻译，最能够体现不同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与语言特色。因此，看到自己这首外文诗歌译作的用韵与用语得到如此的尊重，自然不免心存感激。

也许我的这两位“忠实的读者”很喜欢这两件作品，以至于“爱不释手”，“一不小心”，竟然有意无意地误将自己的身份由读者转换为作者。

当年作为作者，尤其是一个涉世不深，痴情正深的文学梦的追梦者，作品能够得到发表就已经有几分得意，自然也就无意追究何以至此。可是这样一来，就苦了几十年来一直沉睡在书房角落的作品原稿。这两份签有原作者署名的原稿如有一天大梦方醒，想必会由于作为真实的自己却“永无出头之日”而抱恨终生。

但愿这两起不够愉快的文坛往事，完全是出于某种“历史的误会”，而绝对不会是世俗的污浊对文学圣坛的亵渎。

想到这里，不禁又想起对1976年《五月花》诗稿的黑色记忆......

由此可见，我与文学这一世情缘，并不总是在阳光与春风的呵护之下的那种温馨与浪漫，与世俗社会同样，不但难免阴霾和晦暗，有时甚至还会有寒气透骨的森然——要实现文学的梦想，就少不了在文学的江湖上的闯荡，更免不了要历遍这九九八十一难的磨难与历练。

这两起事件过后，我无意继续充当各文学刊物“自然来稿”的稿源，只把自己对文学的“痴情”深埋在心底，如有所作，便仿效陶渊明这位先贤，在同学与朋友间交流与借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倏然又回想起那首小诗，那首调离济南之前，写于千佛山脚下的《秋叶》，就是对自己这一沉重而无奈人生的诉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