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小时候真实发生的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忆起来，很是酸楚，但也很有意思，仔细琢磨起来，还很有哲理呢。

 

第一件事，打死猪的故事。大约是笔者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在农民的菜地边玩耍，忽然从地里窜出一头小黑猪来。男孩子们太淘气了，一看见小动物出来，就一哄而上地去追赶那只可怜的小猪，还不断地拿土坷垃砸它。也许是猪太小了，也许是一个叫刘安的大孩子扔出去的大土块太大了，且打到了小猪要害的脑袋部位，只听得那头小黑猪尖叫一声，在地下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这下子，小伙伴们都知道惹大祸了，腿快点的早就躲起来了。果然，不到一个时辰，邻居家的女主人，我管她叫她大奶奶的，来找她家的猪了。她发现了地下的死猪，还有温和气呢。妇人大骂是谁打死了她家的小黑猪。小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知道是谁干的，但都不敢说出来。我当时感觉到对不起她们家，自责不应该参与追猪，就鼓足勇气向她承认了错误。妇人很狡诈，见我人小，就套我的话，问我是谁打死的，只要我说出来了，她不会去找任何人麻烦的，她知道是谁干的就行了，否则就找我的家长评理。总之，她只要一句实话，如此而已。我经不住她的承诺和吓唬，就老老实实告诉她，猪是被刘安打死的。妇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变了脸，提起还有温和气的死猪，就找那个大孩子家长去了。随后的事情自然是一片哭闹。刘安在他的父母面前死不承认，妇人就将我供了出来，说是我亲眼看见并告诉她的。证人有了，刘安家只好赔偿损失。在那个年代，那可是个不小的损失啊。然而，事情并没有完，以后的日子我被刘安追着打，他要报复我。从此，我心里朦胧地感觉到，讲真话是要付出挨揍的代价的。古代的正直谏官因为说了真话，就要挨板子，遇到皇帝不高兴了还要杀头，可见讲真话真的不是好玩的。我的哥哥，大我两岁的，说我真是“憨蛋”，别人都不说，就你多嘴。从中不难看出，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由一个讲真话的孩子会逐步演变成一个说假话的大人，秋后算账的教训啊。

 

第二件，卖鸡的故事。大约我上小学三年级了，是个夏天，村里突然闹起瘟鸡来，一只接着一只地死去。文革期间，庄户人家的鸡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能眼瞅着鸡都死去吧，想出了个法子。赶紧趁活着，将家里唯一的大公鸡拿到集市上去卖吧，那样可以减少损失的，尽管大公鸡还没有得病。这个任务父亲交给我和哥哥两个孩子去卖，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卖东西，感觉有些好玩的。可真到了集市上，就不是那么好玩了。我们等啊等，盼望买主快快来，买走了我们好回家交差。但都是看得多，买的少。那个时候农民都穷，能买得起鸡的人太少了，只有那些机关上的（我们叫他们吃工资的）人才来问价的。大约到了晌午头了，有人来了。那人穿一身白大褂，戴一副眼镜, 是公社医院的大夫。他反复看了看鸡，基本相中了，也问好了价。但临到成交了，他忽然似乎非常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庄有瘟鸡的吗？”对于这个突然的问题，如果不是我多嘴，让哥哥来回答，保管就没事了。可是我太实诚了，也太急迫卖鸡了，如实说了个字“有”。说这话的时候脸都红了，但马上补充道：“可俺家的鸡没有瘟”。那穿白大褂的不听后面的解释，立即站起身来，说再看看别的去，就不要我们的了。这回哥哥不骂我是“憨蛋”了，飞来就是两脚。“就你多嘴！”，他愤怒地朝我喊道。我太委屈了，眼泪都出来了，“可俺说的是实话啊”。“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只要能卖出去，反正是卖给人吃的，关你屁事”。这是哥哥的逻辑，也是农民的逻辑，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逻辑。34年后的今天，一个异常沉痛的现实是，直到无数无辜的孩子们吃“三聚氰胺”群体生病甚至丧失性命了，人们才知道三聚氰胺“潜规则”都快十年了。

 

卖不出去的鸡只好抱回家去。我们也舍不得杀它，后来大公鸡也得了瘟病死去了，一家人才将瘟鸡美餐了一顿。打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瘟鸡也是能吃的，因为穷啊。现在不法分子将养鸡场的死鸡拿去加工食品，可惜像我这样的“憨蛋”太少了，谁都不说，等吃出问题来再说吧。这年头，谁管谁呢。

 

上面两个真实的故事充分说明，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讲真话的，讲了要么挨揍，要么断自己财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信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训了。这个逻辑从孩提时期就开始灌输了，到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炉火纯青地运用了。知识越多运用得就越好，职位更高运用得更好。现在能够听到的真话，肯定是在乡间，而非新闻发布会。比如广告，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我由于从小没有进化好，当了教授了还要说些真话，着实得罪了一大批人。彭德怀也没进化好，说了真话要了命；老舍也没有学会说瞎话，被人整得死去活来，不甘侮辱而跳了太平湖.....这样的教训多了，人就变乖了。于是，我们最喜欢说的话是“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你问问别人吧”，或者“没有啊，怎么可能呢”。这算是好的，睁着眼说瞎话，将白的说成黑的，将纸老虎说成真老虎，还振振有词地开新闻发布会，拿脑袋担保老虎就是真的，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枚不胜举。一些人讲假话不打草稿，讲真话反要考虑一番。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互相防范，惯讲空话、大话、瞎话，早已成了家常便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在全球中数我们最大，概与中国人不能讲真话有关。

 

我们小时候是讲真话来着，“孩子嘴里吐真言”，可我们长大的，吃得苦头多了，就来教育孩子们不要讲真话，甚至孩子们对父母也都藏着掖着的。您读了我的文章，是教育您的孩子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