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态的农业，才有生态的文明（连载之一）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节选自《乡村振兴：选择与实践》（蒋高明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蒋高明以十年之力，以弘毅生态农场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农业体系，包括作物种植、禽畜养殖、园林树木……；并从农业，延伸到农民、农村，提供了一个解决三农问题、振兴乡村的完整方案；同时，为生态文明开辟了一个可行的入口，一条可行的道路。

这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

蒋高明也从生态学家，变身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实践家。

我愿意把蒋高明的工作，称之为一场农业的生态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

这部《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就是对这场实践的一个总结。值得每一位生态农业的实践者、乡村建设实践者、生态文明的倡导者，以及农业的决策者认真阅读。

一，蒋高明其人：生态学家、农民之子、古道热肠的山东大汉

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当然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是生态学家。尤其是，他是一个经常说科学坏话的科学家。对于我的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之类的言论，他毫无反感，并且跟着一起说。

作为生态学家，蒋高明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于主流话语，不同于普通公众，不同于主流学术精英，也不同于大多数科学家。这是因为，我们的主流话语是数理科学建构的。大多数学术精英的缺省配置也是数理科学建构的。数理科学的其认知基础核心之一，是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社会及自身视为机器，可以拆卸，可以改装，可以修补。而生态学家则可能有不同的自然观。

我第一次认识蒋高明是在2005年，《读书》杂志组织的“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座谈会”上。那次他讲植树造林，说在原本是草原的地方种树，是对生态的破坏。首先是树不容易活，劳民伤财；其次，不活还好，万一活了，就成了抽水机，加速当地的沙漠化。几句话醍醐灌顶，让我脑洞大开。几年后，我认真地阅读了他讲述在内蒙进行草场恢复的著作《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收获良多。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明转型时期，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几年前，生态文明克莱蒙学派的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来北师大，鉴于我对科学的激烈批评，他问，未来是否还需要科学？我想了想，说，未来需要生态学或者博物学。

不久前重读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1977年著作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在其前言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生态学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向导。

生态学（或者博物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体系，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在我看来，数理科学与机械自然观是相互建构的，是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则需要生态学或博物学，需要一种非机械的自然观。

一株庄稼为什么会从土壤里生长出来，在不同的自然观看来有不同的解释，这也决定了对农业的不同理解。从机械自然观看来，土壤可以还原成氮磷钾之类的元素，庄稼需要的那些元素是土壤“有效成分”，庄稼不需要的则是不必要的，多余的。只要有那这些元素，庄稼就能生长。人还可以精准地控制这些元素，人为地添加或减少，所以会有化肥，会有无土栽培。机械自然观是工业化农业的认知基础，也是工业文明的认知基础。只有把世界看成机器，才会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大工厂，才会建立起工业的文明。

而在生态学家看来，土壤是一个生命的集合体，其中腐殖质、微生物；蚯蚓、蚂蚁；也有杂草，飞鸟……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合作，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系统才是健康的土壤，健康的土壤上才能长出健康的粮食。种子落在土地上，是其它的生命形态，加上阳光、空气和水，共同合作，才能生长出来。蒋高明也讲元素循环，但是生态学家所理解的元素，并不是可以随意分离随意组合的元素，而是包含在整体之中的。

所以，生态农业不只关心庄稼的生长，更而是要关心土壤这个生命共同体，进而要关心整个村庄的生命共同体。，早在1948年，利奥波德就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土地伦理的观念，，把土壤中的其它生命形态视为共同体的一部分。

工业化农业只看到各种元素，只关心谷穗的分量，而毫不在意化肥、农药对把土壤中的其它生命形式的伤害、毁灭消灭殆尽。所以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说，工业化农业的所谓增产，其实是从蚯蚓那里偷来的。蚯蚓，也是蒋高明衡量土壤品质的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