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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自在 精选

已有 12434 次阅读 2013-1-22 10:18 |个人分类:胡适鲁迅|系统分类:生活其它|关键词:知识分子,中国| 中国, 知识分子

            现在常看到的一个争议问题,就是“海龟”与“土鳖”的矛盾,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民族复兴,各种“高知”计划,学术机制、风气,科学与技术的轻重缓急,教育的成败,科技期刊,SCI,等等。但是,为什么克林顿,小泉安倍晋三,李光耀李显龙等等都海龟”,却不是一个招人议论的问题呢?围观各种争议,我感到所有这些争议背后,隐含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不自在心态。什么叫做“不自在”,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纠结”呢?我们先看下面一段引文:

            现在,中国已与世界的其他思想体系有了接触,那么,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乎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假如中国满足于把方法论问题仅仅看作是学校里的“精神修养”的一个问题,或看作获致实验室的一种工作方法的问题,这就足够了。但就我看来,问题并不真正如此简单。我认为这只是新中国必须正视的,更大的、更根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这个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

      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有机)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这个较大的问题本身是出现在新旧文化间冲突的各方面。一般来说,在艺术、文学、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基本的问题是相同的。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就我所能看到的,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接起来。

            我们当前较为特殊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

            这一段是胡适写的话。李慎之在他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一文中,用到了上面引文中的一段。他在讨论五四先贤时,是这样引出那段话的:“确实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说:”。这段引语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胡适先鼓吹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这可能是因为中文翻译出来的比较晚,因此给人这样的印象。实际上这段文字来源于胡适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17年。其论文中这一段的英文原文附在下面供参考,有关翻译的过程见注一。这段文字的翻译大体上是准确的,尽管有比较拗口的地方。但有一个小问题,即“有组织的吸收”的翻译,我认为应该是“有机地吸收” 更准确原文为:organic assimilation),和下文中的术语一致,表达了一个自然的过程,我在上面用括号表现出来。此外,我觉得胡适用这样的字眼,可能跟他当初在康乃尔大学学农业科学有关。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点燃《新文学运动》的火焰。其文中提到八点: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滥调套语;6)不用典; 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同时也表达了“文言合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等观点。陈独秀称这篇文章为“今日中国之雷音”,也于1917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火起来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回忆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这是后话。

    也是在1917年,胡适回到北京,到北大担任教授,那时他26岁。在这之前,他以文言文于1915年发表了《非留学篇》,阐述了四点: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胡适那时就意识到中西文化交融的问题,以及在这个交融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的想法。带有这种观点的胡适,当时可以说是刚好站在了历史的浪潮尖上,被推到那个位置。

      现在来看这些文字,让我们知道至少在民初,中国知识界就感到了在欧美文化中的不自在,也在寻找答案,回答:“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寻寻觅觅中,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对问题有了答案了吗?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机智和技巧体现在哪里?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的新基础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是什么?“现代文化的精华”是什么?“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是什么?从当年胡适的感叹,到今天钱学森之问,是在拷问中华文明。一个人的一生,叹一百年太短,只争朝夕太长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只能说我非常茫然,而且也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感到茫然。所以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儿是哪儿。现实地说,因为各种原因,这个寻觅的过程经历了很多的弯路。国共的政党之争,战争、政治运动、国际环境等等因素,让几代人都没有机会去深入讨论一百年前就提出来的问题。没有历史的连续性,就很难谈远见,甚至很难回到当初对问题讨论的深度。等到乱象丛生时,又都在问为什么会这样。

      民国初期中国知识界的不自在,可以说是直接受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变迁的影响。那种家门被撞破而不得不改变传统过日子方式的心情,会比今人的感触更深刻。而今天知识界的不自在,除了历史留下的不自在,还有“练”了上百年的功夫后,仍然没有消除过去不自在的失望;一种历史累积下来的负重感、以及无力消除这种负重感的纠结。

      百年的沧桑,让人学到的东西,也许是可以断定中国的“全盘西化是不可取的。但改革开放的过程,也让人明白,中国走向充分世界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那种不自在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且有很多混沌不清的地方。比如,今天可以看到很多人提倡“国学”,其基本的立场,都是希望在中国的文化中,能够找到些智慧,体现中华文化的自我,能够消除那种“不自在”。但国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故学,是一个中性名词,这在民初的知识界是个常识。说它是中性名词,是因为国故中有精华的东西,也有糟粕的内容。有些东西比较好识别,比如莫高窟是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而裹小脚、太监是一种文化的糟粕。但在思想层面上,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是精华? 如果在历史中它可以被认为是精华而流传下来,它是否能够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被发扬光大,不仅让中国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也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所以,简单地提倡国学本身,有点过于笼统,首先需要知道国学中的“精华”到底是什么。谁有答案?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是一个受到伤害的文明。直到今天,仍然还处在一个复原的过程中。多少代人,无论信仰,都希望能摆脱这种状况,痊愈这个伤痕,重新恢复中华文明的自信和辉煌。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人习惯了一种自卑的思维,别人说点什么,无论有理无理,都会从一种被欺负的心态来回应。或者自己做了点什么好东西出来,就加油添醋的渲染一番,在自家屋子里爽。两者都是弱者的表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现在该是到了跨越这种思维,脱茧而出的时候了。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坦然面对这个世界。

      很多人在讨论过去百年的历史时,把中西文化对立,以一种负面的看法去看西方文化的入侵。我曾经在博文中提到文化的“内共生”现象,“如果把自然界中的现像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我认为过去的一百年中,西方的科学体系进入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无论是被纳入或被入侵,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共生”现象,或者是横向基因转移。从民国初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到现在“海龟”与“土鳖”的话题,我都认为是这个内共生过程必然的产物。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形成一种更为优越的文化,发展出人类社会更为先进的形式?我们通常会反思西方科学进入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但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接起来。中国虽然这100来年一直都在这样的不自在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融入造成的。相对而言,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西方文化中,没有得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它们的文化内涵因此会少很多,也许会因此而缺少后劲。但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100年前提出来的: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到底是什么?

      胡适提到的那种自然、合理的“不自在”,在中国知识界也许还要持续上百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有了钱、有了更强大的枪炮而消失。如果一定要用什么硬指标来表现什么时候中国知识界就能自在了,我想是当全世界的教科书中,有N%的内容来源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时候;当全世界各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某些中国人原创的技术和产品时候。那个时候,我想中国知识界就会释然,不再有什么不自在了。


            “Now that China ha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other thought-systems of the world, it has seemed to some that the lack of methodology i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can now be supplied by introducing into China the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methods which have developed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time of Aristotle to this day. This would be sufficient if China were contented to regard the problem of methodology merely as a problem of " mental discipline" in the schools or even as one of acquiring a working method for the laboratories. But as I look at it, the problem is not really so simple. The problem as I conceive it is only one phase of a still larger and more fundamental problem which New China must face.

            This larger problem is: How can we Chinese feel at ease in this new world which at first sight appears to be so much at variance with what we have long regarded as our own civilization?

            For it is perfectly natural and justifiable that a nation with a glorious past and with a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 of its own making should never feel quite at home in a new civilization, if that new civilization is looked upon as part and parcel imported from alien

lands and forced upon it by external necessities of national existence. And it would surely be a great loss to mankind at large if the acceptance of this new civilization should take the form of abrupt displacement instead of organic assimilation, there by caus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old civilization. The real problem, therefore, may be restated thus: How can we best assimilate modern civilization in such a manner as to make it congenial and congruous and continuous with the civilization of our own making?

            This larger problem presents itself in every phase of the great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civilization and the new. In art, in literature, in politics, and in social life in general, the underlying problem is fundamentally the same. The solution of this great problem, as far as I can see, will depend solely on the foresight and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New China, and on the tact and skill with which they can success fully connect the best in modern civilization with the best in our own civilization.

            For our present purpose the more specific problem is: Where can we find a congenial stock with which we may organically link the thought-systems of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so that we may further build up our ow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n the new foundation of an internal assimil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注一:这段文字是是胡适博士论文的一段,在欧阳哲生编撰的胡适文集第六册中,出版说明是这样的:“《先秦名学史》是胡适19159月至1917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题为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胡适译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后该作“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英文版,以后又印行两版。1982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专人将本书译成中文,李匡武教授负责校订,19831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此次收入本集时,编者对译文中的某些引文和专有名词据原作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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