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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要真理,政治认成功

已有 3744 次阅读 2012-4-5 09:45 |个人分类:有感而发|系统分类:生活其它|关键词:胡适| 胡适


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问为什么?答曰:他要是个好人,怎么可能做到那个位置上。这是老百姓一种简单、狭隘,但又不失有些道理的看法。

政治讲究的是成功,学术追求的是真理。政治上的成功,就是到达了目的。学术上的真理,并不是那种永恒的东西,而是一个经受了各种验证的学说或理论。

政治家追求成功,需要使用各种策略和手段,简单来说,就是不择手段。而无论用什么手段,别人看来有理无理,成功者永远都是有理的,这就是历史,例子我就不举了。

      学者追求真理,也有各种策略,最根本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事,把事情弄明白,讲清楚,知其所以然,同时能经得住别人的挑剔。更多的时候,得到的是敲打,而不是鲜花。无论有没有人献花喝彩,得到真理就意味着成功。比如生前多少有些不得志的孟德尔,在地下等了十多年,才等到他的时代的到来。人们把他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精神、荣誉和物质上的享乐。后人来看,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得到了真理。

      现在流行的,是用搞政治的方式去做学术,这个我就不说了。

      搞学术的人去搞政治,如果不能转换思维,想要以做学术追求真理的方式去搞政治,事情就麻烦了。你要去绣花,得有一双绣花的手和绣花的讲究。你要去杀猪,得有一双杀猪的手和杀猪的门道。要以绣花的方式来杀猪是不行的。在这一点上,最好的例子,无过于胡适。

    胡适做北大校长是在194510月到194812月。尽管胡适曾经筹划邀请钱三强、吴健雄等到北大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但时局动荡,从做北大校长的角度看,胡适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建树。那几年正是国、共两党正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搞教育的人,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无论如何,他是个有自己的思想留下来的北大校长。

    胡适一直都以学术的方式,去影响政治,所以一直都很糟心,也没有太多的成功可言。他的一个思想,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来说,就是拿出证据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他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希望能以改良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改造中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19454月,胡适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当时董必武是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在与会期间,二人就战后中国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胡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也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文,提议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结束内战,成为没有武力的第二大党,以议政的方式参政。很多年后,胡适意识到自己的天真,用书生做学问的方式来对待政治,岂有能成的道理。当他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战犯名单上的一员了。

      1920年毛泽东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见到前者对后者的恭敬。“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那个时候,两人在发表出来的文字中,似乎有着共同的目标。胡适还赞扬过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说它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毛泽东就已经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和胡适的改良路线,完全不同。这一点,可以从《新民学会资料》中见到。

      1921年,31岁的胡适养病在家。润之先生和他的新民学会会友,在元月二日的大雪天聚会,讨论“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润之先生认为,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时,列举了五种方法: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当时,毛润之说:“我的意见与何君(何叔衡)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的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从这些资料来看,至少有两点很清楚:1)那时在为中国前途命运折腾的人,所参考的思想方法都来自西方,而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2)早在1921年,毛泽东就认定了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

      过了很多年,当年胡适提倡的反对党机制,在台湾基本上形成了,尽管经历了很多的困难。而大陆还在寻找体制改革的方法。温总理最近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看到上述的论述,让我感到历史在打转。人们可以拭目以待,看在没有真正的反对党的体系中,中国的社会,如何建立监督机制,达到一个稳态的社会体制。我想投入这个过程的知识分子,都能分清政治和学术的差别,它们达到目的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注:这段文字,本来是给一个朋友用来讨论的。但TA说:虽然我个人更喜欢《学术要真理,政治认成功》一文,因为它更“有劲”,但谨慎考虑现时期国内的气候,只有忍痛割爱了,不过私下认为,作为博文发表似乎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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