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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问题的疑而不是信 精选

已有 6412 次阅读 2012-1-8 06:04 |个人分类:有关科学与教育|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我写《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二三事时,提到一个概念:内共生理论:不同的简单细胞和细菌融合,产生新的复杂、高等的细胞。这些复杂细胞再构成更为复杂的生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生命形式。在分子水平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或者叫横向基因转移(lateral gene transferLGT),说的是一种生物从另外一种生物获得基因,这和通过祖裔关系而获得基因物质的垂直或纵向转移(vertical transfer)完全不同。这种基因的横向转移,是生物演化中快速、大规模改变遗传物质并影响到生物演化的一个重要机制。

        如果把自然界中的现像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我认为过去的一百年中,西方的科学体系进入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无论是被纳入或被入侵,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共生”现象,或者是横向基因转移。从民国初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到现在“海龟”与“土鳖”的话题,我都认为是这个内共生过程必然的产物。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形成一种更为优越的文化,发展出人类社会更为先进的形式?这个不是谁能回答的问题,而需要一个社会实践,问题无穷,而我笃定是见不到结果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只想说一个例子,讲这个内共生过程中的现象之一。

        几年前,在一次北大的会议上,一位学者在开幕式上提到,相对于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最初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甚至是很受欢迎。究其原因,是中国没有一种宗教或固有的思想,与进化论强烈抵触。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但我觉得,这样的通行无阻,对一个积弱已久的社会,短期能起到震撼和醒悟作用,长期却未见得是好事。人们常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够,但到底不够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知识界,急于找到能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完全没有批判的分析,就吞下了 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个果。没有咀嚼,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也难说吸收了多少。没有追究它的因,更没有谁出来唱反调,基本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不抵抗。尽管从道理上,不同文化中好的东西需要互相学习,但对于西方科学,不抵抗接受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科学的误解,因为它丢掉了科学中的精髓:批判精神。我们现在科学上的浮躁,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科学消化不良的表现。在一个缺乏批判精神的环境中做科研,人们可以事无忌惮,从随意做事到乱说和造假,都可能出现。如果在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环境中,大家都会战战兢兢地做事。

        达尔文进化论早年的传播,在不同的地区,人们都是各取所需的。说起适者生存”,在寒冷的加拿大,拓荒者看到的是对恶劣气候环境的应对。在温暖的新西兰,则更多地体现在白人扩张地盘中,如何面对土著的毛利人。在欧洲传统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地方,比如澳大利亚,进化论传播得比较慢;相对而言,在1869年才建立第一所大学的新西兰,它的传播反而比较快,因为受到传统的阻力比较小。不同的社会族群,比如妇女,美国南方的黑人,犹太人,基督教徒,等等,都有不同的反应。但所有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反应,似乎都不如进化论在中国造成的动静那么大,那么热烈。尽管当时中国一些受欧洲传教士影响的报刊,曾经有过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声音,但总的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严复有选择地介绍和很多人的热捧,很顺利地进入中国,深入人心。一直到现在,这种思维都在继续着。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所谓道理,只是一个特定过程中的道理,必须要随时间理性的对待、质疑和修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很少问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必要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在消耗化石能源的基础上,以物质丰度为富有的参考标准,进行社会发展?别忘了中文中的一句:骑虎容易,下虎难。

        差不多100年前,胡适1915年在日记中,写过下面一段:“偶语韦女士吾国士夫不拒新思想,因举《天演论》为证。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二十年来,“天择”“ 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常语。女士曰:‘此亦未必为中国士夫之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胡适认为,韦女士的说法“此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

        那个“韦女士”,是传说中胡博士的相好之一。不过胡适怕他妈,也不敢真的对抗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好也不敢怎么地,最后凑合着和从未见过面的江东秀结婚,过了一辈子。这是一个文化江湖上美丽的传说,也是一个讽刺。和鲁迅的朱安、许广平故事相比,让人唏嘘感叹。胡适日记因为经过他的编辑,有修正主义的嫌疑,需要有条件地去看。如果那些话真是韦女士的话,不是胡博士的聊斋,那可以说明这个韦女士还是有才的,能把问题看到这个份上,既要了解中国文化,也要知道西方科学。

        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纵观过去的一百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轻受新思想的西方,各种新思想蓬蓬勃勃;在轻受新思想的东方,尤其在中国,有多少新思想产生? 这表面上像是个悖论,但事实上,不轻受新思想,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之一; 具有不轻受新思想的人群,就是滋生新思想和创新的土壤。因为不轻受,所以要重证据,才能出真东西。反之则不然。从上面的内共生理论和水平基因转移,到中性理论,自私的基因,间断平衡,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去年听了美国科学院院士P.G. Falkowski的一个报告,讲地球生物化学系统的演化。在讲到有关光合作用机制的形成时,他认为那由一百五十多个基因形成的“机器”,利用太阳能劈开水分子,产生氧气和化学能,是地球生命演化中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复杂过程。尽管人们现在仍然不清楚那个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但他有一个论点是:植物的演化在20多亿年前就已经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花花草草,只是那个演化结果的不同组装(repackage)。当时就有一个学生提问,显得有些激动,认为Falkowski的观点很扰人(disturbing)。这样的学术观点,自然会在学术讨论中继续下去,我没有能力去评判。但我感到那个学生能在权威面前质疑,是科学能成长的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在科学融入中国儒家文化过程中,缺乏这样的质疑,一直到今天。我见过很多中国科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权威前面很少有人敢吭声说反对意见,钝得令人叹息。上下一百年,所谓“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所以,西方的科学体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过去说过,科学的本质是疑而不是信,如果听话的乖学生都是好学生,那中国的科学就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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