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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我研究生时的苏联莫斯科历险 精选

已有 9268 次阅读 2010-8-8 22:18 |个人分类:我的父母与学生时代|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跑一趟莫斯科,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本文的结论,是知道了出远门、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去旅游工作,有两件事一定要当心:一是要学会说 “不”,最好也会说“是”;二是要随身带点吃的喝的。知道了结论,您要忙,就不用往下看了。

            87年六月,我到当时的苏联莫斯科访问了六天,然后花了六、七天时间,坐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的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从二连浩特回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苏联。现在莫斯科还在,苏联已经没了,让我的苏联访问成为绝响。我访问时不懂一点俄文,过程一波三折,又有些意外的事情发生,颇有点历险的味道。一路上记了不少见闻感想,留了些文字,否则很多细节都忘了。当时记的东西比较乱,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有点空时就慢慢整理这些文字 ,仍然还有些乱,以后再慢慢修改吧。这段文字已经有点长了,本想分段发,最后还是用了批发的省事办法,在博客里留存那一段学生时代的经历,人生中的一个脚印。

 

行前的紧张

            87年四月,我因为做博士论文的需要,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到一笔经费,准备到莫斯科去访问一周。主要是去访问莫斯科‘苏联古生物研究所’,该所收藏的一些标本是我论文中需要参考的内容。

            到莫斯科去访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可以说从曼哈顿就开始体会到了。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也不切实际:计划六月中旬从纽约飞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三天,其中两天时间用来干正事,剩下一天走马观花看一下莫斯科城,然后乘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再由二连浩特市进入中国。由于四月份才拿到钱,整个时间就比较紧张,只有通过苏联官方在纽约的旅游代理来办签证等事宜,才能把所有事情及时办妥。

            我在曼哈顿中城麦迪逊大道找到一家苏联旅游代理处(Intourist),在电话上与一位叫艾娜的女子约好一个时间,我便按时到了一幢有巨大的玻璃门的大楼的七楼,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自我介绍她就是艾娜,这个代理处的副经理。这个旅游代理处与中城一带的那些宽阔明亮的豪华办公室相比,可以说是相当的寒酸。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放了两张办公桌,艾娜用一张,上面堆了一些表格和旅游宣传品。椅子边上一台打字机,旁边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之类的东西。另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我进去的时候正用一种平头的钢笔在练习书写俄文的美术字,这使我立即有些吃惊。在曼哈顿这种做生意的地方,人人都把神经蹦得紧紧的,天天都跟打仗一样,难得见到这样的闲情逸致。办公室的另一头,一扇门通入另一间看上去更小一点的房间,艾娜说那是他们经理的办公室。经理也是个俄国人,经常不在这里,具体事情都由艾娜一手操办。

艾娜告诉我说,按我的情况,应当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莫斯科,但这要花很长的时间。按规定我首先要有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的邀请信,然后才能向苏联使馆(在华盛顿)申请签证。申请签证的有关文件要发送回苏联,由外交部转送到苏联科学院,再由科学院向发邀请信的研究所进行查询,核实无误之后,再通知外交部,发函回苏联大使馆,然后才能签发入境签证。这一过程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在当年成行。

于是艾娜建议我以旅游者身份申请签证,旅游签证只需要花两个月,甚至更短时间。然而办旅游签证也不容易。首先必须要定好机票,确定到达和离开苏联的确切日期,说明在苏联期间要去的城市,而且必须先将旅馆订好。因为在申请签证时,必须要有旅馆方面的传真函,证明申请人到苏联后有地方住,不会流落街头。为了节省时间,使莫斯科之行成为真实的,我便委托艾娜帮我办这一切,包括订机票,旅馆,火车票及签证。只是要求她给我找个便宜点的旅馆。我向她诉苦说,我只是个穷学生,没有钱,有个睡觉的床位就好了,绝不挑剔。她对我很是同情理解,给了我一份莫斯科旅馆的单子,上面列有莫斯科所有对外开放的旅馆名字和不同房间的价钱。价钱分旅游淡季(冬季)和旺季两种。我出访的时间毫无疑问是在旺季,没有希望从这上面省下钱来。艾娜说,她先发个电传回莫斯科,看能否给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让我两三天后等她回音。

三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说旅馆已经安排好了,我可以开始办签证手续。我又到了艾娜的办公室。她告诉我旅馆叫‘贝尔格莱德’(Belgrand),由两栋相同建筑的大楼构成,分别是贝尔格莱德一号楼和二号楼。我的房间定在二号楼,是一间First class单人房,每晚60 卢布。苏联的卢布不是国际流通货币,他们只收美元。当时苏联官方美元对卢布的比价是1.8美元换一个卢布,艾娜的手轻巧地在计算器上跳跃,计算器上就清楚地显示出108这个数字,这是1987年在莫斯科住一个晚上要付的代价,而我要住六个晚上,因为她只能为我订到六天以后离开莫斯科去北京的火车票。六百多美元光睡个觉!但我想不出更便宜的办法,反正又不是自己出钱,不花白不花,最后和艾娜敲定行程。615号纽约飞莫斯科,单程机票1300 美元;21号深夜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车票265美元。加上签证,电传等手续费大约一共2300美元。先付一笔定金,一个半月之后来取签证机票再最后结清。交了支票后我心里有些高兴起来,想了很久的莫斯科,终于真的要去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便耐心地做去莫斯科的准备,不时给艾娜打个电话问问签证有没有下来,回答总是还没有,请放心!我安心等待,告诉自己面包会有的。到了610号,我致电艾娜,她仍说签证没有消息,我开始着急了,请她和苏联大使馆签证处联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好,让我第二天再打电话给她。第二天的电话上她说给华盛顿的电话打不进去,同时象过去几个星期前一样告诉我不要着急,她会继续打电话联系。614 日上午,极度失望的我又一次接通艾娜的电话,当时我已经准备着不能成行。艾娜在电话上说她同领馆签证处联系上了。我正准备高兴,艾娜接着就告诉我,签证没有被批准,原因是我是中华民国的学生,也就是台湾的学生,而苏联和中华民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不能给我签证。我拿着电话筒呆了半天,艾娜在电话中大声“哈罗”两声我才缓过劲来,她可能以为我昏过去了。按现在的话说,这实在是太雷人了,神经脆弱一点非得疯了不可。我赶紧向她解释,我不是从台湾的中华民国来的,是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过去跟着你们搞社会主义的那位小兄弟那里,来的。 我那个晕啊。我的护照上虽然没有俄文,但除了中文还有英文,法文,写得一清二楚。办签证的女士们先生们总得懂一门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艾娜马上说她再给使馆打电话解释,让他们赶快签证并用快件将我的护照签证连夜寄来,这样我就可以在15 号中午12 点以前拿到,不会耽搁飞机。挂上电话我心里没有一点底,可自己一点使不上劲儿,只好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等,心里那个煎熬。

15 号上午10 点钟我给艾娜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大功告成,邮差刚刚把我的护照签证送进门。我赶紧收拾好行李,打车到艾娜处取了所有证件,然后匆忙赶往肯尼迪机场。到了机场已经过了飞机正常起飞的时间。但刚巧那天去莫斯科的乘客多,行李多,耽误了起飞时间,让我赶上了。我后面居然还排了另外几个比我还晚来的人,不知是不是也象我一样刚刚拿到签证。在飞机上自己的座位坐好,系上安全带,飞机徐徐滑动,心里倒是安下来,折腾这两个月,总算办成一件事。飞机上的乘客大半是苏联人,大包小包的带了不少东西,大声讲着俄语,对于我只是一种噪音。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开始构想莫斯科的情景,心里为自己鼓劲,不懂俄语算不了什么,纽约都能闯,莫斯科算什么?

 

到达时的失落

            飞机到达莫斯科是当地下午一点左右,心里竟然有些激动,和78年第一次到北京上大学,85年刚到美国旧金山时的感觉差不多,面临的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不知是为了省电还是为了制造情调,机场大厅单调幽暗,感觉上还不如当时北京机场明亮。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大厅里闷热潮湿,让人心慌。定下心来,竖起耳朵听,才意识到自己在莫斯科真的是一个陌生人。周围的声音、文字对我毫无意义。调动自己全部的俄文知识,发现自己只知道一个俄文单词“不”,怎么写我不知道,发音接近“捏”,捏汤圆的捏。我把这个“捏”极大地运用,靠它闯了一回莫斯科。

在领取行李的传送带旁,我耐心地等着我的一个箱子。身上只背了一个包,装着护照、钱、火车票和相机,其他的东西都装在那个箱子里。等了两个小时以后,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把传送带上最后一只箱子提走,传送带停止转动,我的箱子还不见踪影。有另外几个人,跟我一样没等到行李,就去找工作人员投诉,听着他们叽里呱啦地讲,跟吵架一样。轮到我,我指着手上的行李票说:“捏,捏,捏”。工作人员用手指了一个方向,示意我们过去。大家便朝那个方向跑去,那边一间办公室的门上有俄文和英文:失物招领处。

到了莫斯科的第一件事是跑失物招领处,这是我无论如何也计划不来的。我低着头跟着那群人使劲往失物招领处里挤,巴望着我的箱子在那里。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对我大声呵斥些什么,可能是说我不该挤。我嘴里说着“捏,捏,捏”,同时摆着双手,用英文问她懂不懂英文。我的样子大概很滑稽,女士笑起来,对坐在对面的另一位小姐说了些什么。那位小姐答应着,手下忙着填写一份表格,做完了她手下的事,抬起头来用俄国腔极浓的英文问我有什么事。我便把我丢失行李的事说了一遍。 她顺手拿了一份英文表格让我填写,诸如航班号,到达的时间,行李号,旅馆名称,行李外形描述等等,相当复杂细致。花了好长时间将表格填好。那位小姐在我装飞机票的信封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第二天早上给他们打电话,看我的行李有没有着落。我心里那个不踏实,但也没有办法,惶惶地朝海关走去。

我没有行李,让人怀疑我到莫斯科来的目的,尽管这不是我的错。过关时,海关小姐要我拿出带的全部美元,我奉命交上。她仔细点过,数量比我填写的报关单上少了几块钱,因为我报关时填了个整数。海关小姐就问我是不是还有钱,眼睛里露出十分不信任的神情。我解释说是填了个整数,只是为了方便。她不由分说伸手在我身上翻起来,把我的裤兜翻出来。她实在是太强悍了,不愧是大哥家里的。我当时是目瞪口呆,不知怎么反应,嘴里一直说捏、捏、捏。她很快翻检完我所有的衣服口袋,在我的护照上盖章放行。

出了海关,我直奔负责国际旅游的 Intourist,这家机构大约相当于中国当时的旅游局,负责到苏联的国际旅游。 我把我的机票,旅馆订单,签证等证件统统拿给柜台后的一位女士看。她看完后招呼过来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个30来岁的男士,有着一双机警的眼睛。 女士告诉男士送我去贝尔格来德二区。我的机票包括了一趟由机场到旅店的免费接送。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司机问了我些什么,双手比划了一个提箱子的动作。我说,捏。他笑了,招呼我出了机场。

 

出租车司机的香烟

出租车停在侯机楼不远的路旁。当我们正准备钻进车子的时候,一位警察走过来,严厉地对司机讲些什么。司机恭恭敬敬地掏出皮夹,把驾照样的证件送给警察看。警察审视过证件,依旧十分不信任地打量我们,这种怀疑的眼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伴随我在苏联的旅程。车子开出机场后,司机心情明显地轻松起来,点上一支烟,摇下车窗。我这才得以仔细观察一下我乘的车。这是一辆很小的车,脏而陈旧,发动机的噪音十分扰人,没有空调,感觉上是50 年代的产品。纽约的出租车原本不怎么样,但总是有空调,空间大,也决没有这样颠簸。当然北京的出租车是最堂皇的,同这辆车完全没有可比性。当年在北京时,发现出租车是清一色的皇冠进口轿车。当时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国内出租车不用上海牌呢?既可以发展民族工业,又节省外汇。不过那次在北京,我一次也没拦下过出租车。

汽车飞快地朝市区开,我甚至担心车子会散了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我试着同司机交谈。我说英文,他讲俄语,手脚一起比划,不断重复一个单词,好像多说几遍对方就能懂了,非常好笑。我也试过对他讲中文,情况不比讲英文好,也没有坏到哪儿去。过了一会儿,司机拿出一盒香烟,突然说英文了:“cigarette” 。我马上客气地摆手说捏。他笑了,说good。我们都为第一次成功的交流兴奋,一起说:good, good, good。有了这次成功之后,司机更加兴致勃勃起来。他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对我晃着手中的香烟,说:Winston , Camel。然后掏出他的钱包,露出里面的卢布,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说:Dollar,同时摇晃手中的香烟盒。经过几次努力,我终于明白他是想让我用美元在外汇商店帮他买 Winston或者是Camel牌香烟,然后他用卢布付给我。我猜不出这里的名堂,但自己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如果不答应他,他把我拉到莫斯科郊外的河里扔下去,我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总不能因小失大。就赶快说,OK, OK。他眉开眼笑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出成串的俄语,看上去好像是在表扬我。

我被拉到一个像是饭店的建筑物前,车停下来后,司机示意我进去买香烟,又指指他自己,摆摆手,表示他就不进去了,或是他进不去。手语对我来说最大的缺点是不够精确,怎么理解都行。我独自硬着头皮朝那大门走去。门上金光闪闪,刻着俄文字,应该是那酒店的名字。不过就算那是克格勃总部对我也是毫无意义。进得大门,右手是个小买部。没什么人,东西也不多,但都是从西欧北美来的进口货。我很快看到 Camel 牌香烟,拿了一条,上面标了个数字12 不知是美元还是卢布,或是别的什么货币。收款处站着两个小姐在聊天。我递上20 美元,只听收银机一阵作响,随即恢复安静。我拿着香烟站在那儿,等她找我钱或至少给个收据什么的。但那位小姐把两手一摊,说了句俄语。我傻傻地看着她,她又摊摊手,像是说咱们两清了,或是说你还想要什么?我在想要没有什么的话,她总得“捏”一下吧。可是她没有捏。我可以肯定地看出那两个女子有不安定和紧张的神情,估计是该找的零钱没有找给我。我不再耽搁,拿着烟走出去,心里计算着那个数字12。也许那是卢布,折合成美元,也不止20美元啊,这帐怎么算的?也许是美元,再加上关税?一直都没有明白那帐是怎么算的。

门口一帮年轻人在聊天,我猜他们也是出租车司机。见我拿烟出来,对我的司机呼啸着打口哨。进了车里,司机伸手同我握了一下,又对我竖起大拇指,十分快乐地开动了汽车。我把香烟放在他身边,他拿出钱包,啪一声打开来递到我鼻子跟前,让我从他那叠卢布中自己拿。这太神奇了,我一时不知所措,哪有这样对待钱的?那叠纸票中,最小的是一种粉红色的印有列宁头像的,好像是10 卢布,大个点的我都没敢看。我心里飞快地按一卢布对一点八美元换算了一下,我那20美元怎么着也能换10 来个卢布回来吧,就哆哆嗦嗦地拿了一张10元卢布,举着给他看,问:OK? 那哥们看也不看,皮夹啪一合,说:OKOK。看他那副模样,我心里明白,肯定是被宰了。

 

贝尔格莱德二号

旅馆就在苏联外交部大楼旁边。那条街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几天后我记住了它附近那个地铁站的名字,叫‘西蒙列丝卡亚’。在旅馆一楼住宿登记处,我把在纽约就拿到的旅馆订单递上去。他们给了我一把钥匙和一张印有饭店名称、地址、电话、房号及住宿期限的小卡片。看到一楼还有正在开业的银行,我赶紧换了两百美元的卢布。

乘电梯来到自己的房间,发现106美元一天的客房与我想像中的房间相差太远。房间极小,顺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那是一张真正的单人床,宽恨不得就两尺,块头大点的俄国人躺上面都翻不了身。对着床有一架电视机,外壳是大红颜色,不知是否象征着革命,电视的天线已经折断,耷拉着。 顺手打开电视,是黑白的,画面麻麻花花,跟过去看电影地道战的效果差不多。里面发出的俄语声音很难听,能把人赶尽杀绝,赶紧关了它,以后几天再没碰过。窗边还有一黑色的老式电话。此外房间里几乎没有其他值得着墨的东西了。进屋的左手是洗手间,里面有一近一米见方的方形浴池,没有浴帘遮挡。以后每次洗完澡浴室就象遭了涝灾,遍地是水。后来我在内蒙古二连浩特住的二连饭店,只要20几人民币一天,不夸张的说,比这个房间好许多倍。那是后话。

由于长途飞行,下飞机后又是一通折腾,我已精疲力尽,冲个澡倒头就睡。一觉醒来是凌晨一点。因为时差,醒来就睡不着。口渴得要命,房间里也没有饮水,更不要说饮料。跑到洗手间喝了一通自来水,也不知那水喝得喝不得。然后躺在床上打算第二天的行动。不时迷糊一会儿,感觉好像睡了一、二十觉,天就亮了。

            天灰蒙蒙的,下着小雨,象我的心情。今天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做。 得给机场打电话,看行李找没找到。我几乎不报任何幻想,因为没有其它从纽约直飞莫斯科的班机,我的直觉是我的行李仍在肯尼迪机场。我所有换洗衣服,研究用的参考文献都放在箱子中。最要命的是我的一个小包,有我的照片,从北京回纽约的机票等,也在那里。万一箱子丢了,或等我到了北京才运来,麻烦就大了。回北京的火车要经过蒙古,得办理签证,办签证需要照片,所以我决定先去照相,否则办不了过境签证,我连火车都上不去,麻烦就大了。如果今天能拿到照片,就去蒙古使馆办签证,然后去研究所干点活,等工作完了逛一下莫斯科,21号深夜上火车,这是我的如意算盘。眼下首先是要吃点东西,很饿了,把肚子填饱再说。

凭那张小卡片,我得以享用饭店的免费早餐,当然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餐厅很大,餐桌上刀叉盘碟都摆得规规矩矩,但吃饭的人不多。服务员将我引领到一张餐桌让我坐在桌子的一头,另一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在用餐。早餐是没有选择的,大家平等的享用两根煎小泥肠,两片奶酪,一杯牛奶,还有一杯象苹果汁一样的饮料,其它还有黑面包片,黄奶油球若干。莫斯科的牛奶看上去十分浓,我喝了一口,味道怪怪的,不习惯就不再喝了。我同对面的老者打了个招呼,问早安,他对我点点头,用德语说早安,我估计是东德来的游客。后来我发现由东德到莫斯科访问的人特别多。我虽然在大学时修了一年德语,但后来多被英语挤没了。勉强还能阅读文献,听和说的能力只剩下早安,晚安和再见,这会儿刚够用。专心对付眼前的早餐,吃下盘中所有的食物,又灌下一大杯冰水,心里踏实了些。

早饭后马上在饭店的小卖部买了一份英文的莫斯科交通图。我在吃早饭时想到可以去找中国住苏联大使馆,请他们给我帮忙。而且我知道大使馆在友谊路上。拿着地图回到房间,先给机场拨电话。我用缓慢的英文告诉对方查询我的行李,我刚说完,对方一阵连珠炮的声音,没等我听清讲的是英文还是俄语,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上了。过去只知道北京电话服务差,没想到莫斯科的更差,要不就是我活该倒霉。听那说话的火气,我要再打电话,大概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还是去找使馆帮忙吧。

我打开刚买的英文版地图找‘友谊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想像所能及的拼音,排字法都用遍,就是找不到“友谊路”。突然明白过来,发现这地图上的英文街道名称完全不靠谱,不知它们是如何按俄语译过去的。当时的心情就是这制图人实在太不够朋友了,拿俄国拼音来蒙人。搞不明白,我把地图丢在一边,跑下楼去,在接待处比划着跟一个老先生打听中国使馆在哪里。几个回合下来,他居然懂了,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俄文写的地址我看不懂,可那串可爱的阿拉伯数字我还真懂。立即拨通电话,对方一声‘喂’,我顿时感到自己在一个密封的铁罐里闷了很久,铁罐上忽然开了一个口子,阳光和空气都涌了进来。电话转来转去转到使馆教育组,一位女士请我去使馆一趟把情况说清楚。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组织,得救了。赶紧出门去打的。

 

中国使馆

天空仍然下着雨,时大时小,没有要停的样子。饭店门口站着一群出租车司机, 我对着他们说Taxi。几个人都围上来,当看到我手中中国使馆的地址后,又都失去了兴趣,摇摇头走开。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路近,赚不了几个钱。我问他们要多少才肯送我去,几个家伙互相看看,一个家伙犹豫了一下说10卢布。我明知被宰,也毫无办法,自己没本领找到领馆,也没那个时间。于是慷慨地一挥手,那司机便跟我走了。后来发现,从旅馆去友谊路乘地铁或巴士只要5戈比。一卢布是100戈比,我的那趟出租车,花了两百倍的价钱,心里那个别扭。但对出租司机来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好啊。

中国领事馆是一栋有相当规模的建筑。我猜它一定是中国驻外使馆中最大的一个,与当初中苏友好时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十分相称。可在今天的细雨中却有一种破败、人去楼空的冷落感。大楼前有个苏联士兵的小岗楼,我径直朝办公楼走过去哨兵也没阻拦,大概我的脸就是通行证。大楼所有的门都紧闭着,我逐一将门推了一遍,发现都锁着。正纳闷如何才能进到楼里,发现楼旁边的台阶上坐了一个人,而且是中国人。我走上去用英文对他哈罗。他回过头来,直接了当用山东话问我:干嘛你? 吓我一跳。很熟悉的声音,又有点陌生,还有点滑稽。山东人穿着极为破旧的工作服,正看着前面不远处用树枝点燃的火,火上烧着一个铁桶,熔着沥青,青色的烟很浓。我想他一定是领馆的维修工人,而且领馆的楼里一定有什么地方漏雨了。我问他如何才能进得楼去,他说要绕到后面才有传达室,嘱咐了好几遍如何走,真是好人。我绕到楼后面,果然有一扇小门开着。进了大楼,看见一个女人在清理房间,她见到我,问我干什么,我解释了一遍我的问题,她让我去教育组。

教育组设在离使馆大楼不远的一栋红砖楼里。进门的大厅十分昏暗。首先看到的是地上一大堆用草绳捆成捆的粗瓷大碗,肯定是从国内运过来的。我当时有一种进了某个生产队队部的错觉。后来才知道这里有领馆的招待所,一晚上只要5个卢布。那些大碗可能是招待所食堂给客人用餐的。很懊恼自己没能住到这里来。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中能有地方住。再说,不给那旅馆交美元订房间,我也拿不到签证。这生意是按苏联共产主义的规矩做的,人家说什么就是是什么,宰你没商量。

大厅左边的小窗口看进去,屋里坐着个在打毛衣的女人。我按规矩交上护照,说明来意,她给我登记上,让我去二楼教育组。二楼教育组屋内有几个留学生正缠着一位工作人员讲什么,没人理我。 找了几个房间,找到一位姓张的领事,他听说我从纽约过来,遇到困难,便让我从头把故事讲了一遍。我还顺带向他控诉了旅馆如何的贵,乘出租车被敲竹杠等等。领事挺同情地看着我说:可能美国来的学生比较有钱,把我噎得说不上话来。他为我沏上茶,问我这边的接待单位是哪个。我说是苏联科学院,具体人我现在还没联系上,因为我的签证是到了最后一刻才拿到,没有办法通知他们。领事说,这就难办了,苏联这边可能不会让你进研究所。我解释我的工作不涉及保密问题,他说我还是犯了错,应该联系好再来。我当然也希望是这样,但等所有的东西都办妥了,我就来不了了。

领事要我先同接待单位联系上,让他们帮我找我的箱子。我开始明白他是在往外推 ,可我不能白费这一天时间没干一点事, 于是我请那位领事给我帮两个忙:一是请他们帮我给机场打个电话,用俄语查询行李;二是帮我办理蒙古的过境签证。我想即使我在莫斯科什么工作都没有干成,总得能回北京才行,否则我就得流落莫斯科街头了。领事自知不好拒绝,说电话可以帮我打,蒙古签证他不管办,而管的人现在不在。并说今天刚送了一批护照去蒙古使馆签证,下次送要等到下个星期一。他建议我可以在使馆等管签证的领事回来,跟他谈谈看有什么办法。而管签证的领事什么时候回来却不知道。他先打了电话,我的行李还是没有到。我在楼梯口的沙发上坐下,等管签证的领事。但直觉上,我感到等使馆的人帮忙有点靠不住,有限的时间,就这么耗掉了,不如自己去闯。于是又找到张领事提了两个更具体的问题:蒙古领事馆的地址和附近哪里有照相馆。得知蒙古领馆就在我住的旅店附近,真是谢天谢地,我觉得是老天在帮忙。

 

照相馆

            我在细雨中到了一个生活区。碰见一位苏联妇女打伞走过,我比划着问她哪里可以买到伞。按她给我指的方向,我找到了一家百货店。进去看见橱窗里有那种在纽约3美元一把的折叠伞,用一次就扔掉也没关系。但一看价钱,27卢布。再一换算,271.8, 我根本就没有算出结果来就走掉了,那雨伞我肯定买不起。赶紧去找照相馆吧。幸好雨不大,把头发弄湿,衣服弄潮,但不至于让我成了落汤鸡。一路上见人我就问“照相馆”。能这样问,是英文里的“相片”或“照相”的读音和俄文的发音相似,加上我的肢体语言,渐渐地我觉得我越来越接近一家照相馆。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去处找到了一家。

照相馆门开着,里面没人,我把背包放在椅子上轻松一下。对着墙上的镜子照一下,头发被淋湿贴在脸上,面色苍白,一副逃犯像。等了一阵不见人来,见墙上有一红色按钮,就按下去,却听不到动静,只好坐等。过了好一会,来了一位30 岁样子的妇女和一位手提文件箱的中年男人。 那女人看我一眼,示意我去照相室。我把我的护照翻开给她看,示意我是拍护照相片。然后在椅子上端坐,她打开了照相用灯。令我吃惊的是那竟是日光灯。竖着在相机的左右排列,一边四个灯管,右边一组中的一根还不亮。那相机除了镜头象是工业产品,相机的外壳是抹上漆但又掉了许多块的木头盒子。我突然之间对老修大哥的工业水平产生了疑问。我在60年代中国的相馆里也没见过这样原始的相机,那盒子的模样和我文革时在家钉的兔子笼差不多。我还在那儿楞神,咔嚓一声,我的像已经照完了。摄影师不打招呼,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也许我在那儿发愣的状态正适合护照像。 然后是付钱,我给她十卢布,她找我6卢布,然后低头写收据。 我指着日历问什么时候可以取相片,她翻过两页,指着19号。 我马上急了,赶紧说捏、捏、捏。我明白,要是三天后才拿到照片,办蒙古国签证若要等两天,再碰上周末,我岂不是就走不了了!我当时真急了,指指日历上当天的日子,用尽各种办法,极力表达我必须当天中午就得拿到照片。一张破照片,干嘛要用这么长时间啊。那女的看着我,眼神很奇怪,大概觉得我有神经病。最后我没辙了,掏出一张崭新的5卢布钞票,比划着说: 中午给我照片,我多付5卢布。那女人犹豫了一下,拿着钞票进到一间屋子里去。一会儿,她和那个男的一起出来,钞票在男人手里捏着。他看了一眼,对我点头,然后在纸上写“1”,指指日历上今天的日子。我明白那是让我一点钟来取照片,我们算是成交了。看看时间,不到11点。雨也停了,我便出门去溜达,心里有点高兴,觉得终于在莫斯科办成了一件事。才发现,原来全世界人民都挺喜欢钱的,也感到共产主义大概还是斗不过资本主义啊。一路上,看见这个区域的住宅楼,和北京70年代的楼很相似,都是那种四四方方,三、四层的灰色楼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中午拿到照片,是印成一串的八张,好像还没有干透,也不剪开就都给了我。照片有点虚,我的头发又是湿的,那个狼狈样真有点像个通缉犯,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不过好歹时间是省下来了。拿了照片我就直奔附近的蒙古使馆。办签证很顺利,对我这样乘火车过境的人,当时就拿到了签证。其中一件小事,是我在窗口上办签证时,有点紧张,十分担心会出一点什么问题把我拒签。忽然想到该给人家一点小礼物什么的,我包里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莫名其妙地掏出一盒彩色柯达胶卷给了那位办签证的领事。那人拿着看了半天,收下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明白那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真是有点害怕,万一我拿不到签证,我咋办?拿到蒙古签证后,我心安了很多,至少不至于流落莫斯科街头了。

 

酒吧里的运气

            晚饭时,遇上一位从西雅图去莫斯科的美国老者,看上去60来岁,问能否跟我坐在一个桌上吃饭。用餐的人不多,老人大概一个人也无聊。我们就坐在一个桌上吃。他一边吃,一边抱怨那个鸡肉面条汤跟水似的。我倒是挺喜欢清淡点的汤。晚饭后没有事干,出了旅馆门想看看晚上的莫斯科什么样子。一出门,就上来了几个人,然后对我说些听不懂的话,鬼鬼祟祟的样子。我感觉有些不对,不敢一人出去走,赶紧回到饭店里。饭店有一个地下的楼层,是酒吧,表明要用“硬通货”才能消费。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在北京友谊商店用兑换卷的味道。没有地方可去,我就到酒吧里去坐,要了杯啤酒。结果那个西雅图去的美国老者也在这里。同时还认识了一个在芬兰航空公司(Finnair)工作的人。聊了会天后,我对他讲起我丢了行李的事情,他就很热情地说他可以给纽约的机场发传真,帮我去查我的行李。我一听很高兴,把我的行李票号给了他。他喝完酒就走了。那个美国老者又过来跟我聊天。出乎我意外的是,不知什么原因,他要给我300美元的旅行支票。我一时觉得这好像没有道理。但他坚持给了我,当天晚上我一直都在嘀咕,这家伙是不是CIA的人。不过,要是真的是CIA, 300也太少了点吧。这300块虽然不是不义之财,但是不明之财。莫斯科难道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匪夷所思,我一直都不敢用那张旅行支票。

            第二天在酒吧,那位芬兰航空公司的先生告诉我,他得到的消息是我的行李还在纽约。原因有二:一是我到得比较晚,二是从纽约飞莫斯科的人都带了太多的行李,电视机,录音机等电器和各种苏联稀缺的东西,把飞机装得满当当的。所以我的行李没有上飞机。他给机场去了电传,请他们把我的行李上到一趟去法兰克福,然后再转莫斯科的飞机送过来,但要两天以后才能到。此时此刻,我还能说什么呢,除了谢别人,等行李,我能做的事有限。无论如何,我的行李有了点消息,心中要踏实了许多。然后就去研究所,看能否做点工作。

 

黑市美元

            第二天吃完早饭时,在饭店大厅中碰上一位年轻人,会说英文,走上来跟我打招呼,称自己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要跟我换美元,说是1美元换5卢布。我觉得他大概是一种原始类型、开悟比较早的倒爷。一听那个比价,我差点哇一声叫出来。官方是1卢布换1.8美元,桌子下面怎么就差了这么多?数学好的可以算一下这之间的差别。 我心里砰砰跳,对那个学生说我不敢换,你们的KGB会来找我麻烦的。他说,没有啦,这种饭店里KGB不会来,他们想赚你们的钱呢,OK?我一是忍不住那个好价钱的诱惑,二是发现拿官价的卢布出去买东西,简直就是被送进了屠宰场。比如那一把破雨伞, 要卖27卢布,差不多是50美元,再换成人民币,是我几个月的工资了。所以我鼓起勇气就跟他换了两百美元的一千卢布。如果我要跟他砍价,没准还有得赚。一转眼,两百美元就变戏法一样成了1800美元了。等我离开苏联时,我把剩下卢布按官价换回成美元。但按规定,必须要有当初换汇的单子,而且不能超过单子上的数量。我把我那两百美元换了回来,还剩下了不少卢布,只能留作纪念了。记得换汇的时候,银行柜台里的那位女士满脸狐疑,她大概在想这家伙在莫斯科呆了一个星期,只喝西北风了?我不懂经济,不知这钱的变换结果是什么,我估计是苏联政府亏了。我把多付给出租车司机的钱、买烟的钱等等都找回来了。这是我有生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社会主义苏联的便宜。但想想三年困难时期,我父母他们那一辈人,嘴巴里的东西都被抠出去还债了。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花生土鸡蛋运到苏联去,都是有机食品啊。我怎么也得捞点回来,要不然对不起我爹妈他们那一代广大劳动人民。

 

研究所

我去看标本的那个研究所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新的地址。得坐地铁去。莫斯科的地铁让我开了眼,相比起来,纽约那老旧的地铁,跟老鼠洞似的。整理这些文字期间,莫斯科地铁发生了爆炸,让全世界都感到了紧张,也让我有些感慨。这个地铁系统很宽敞、豪华;有点沙俄帝国的气派。地铁系统原本不仅要用来做交通工具,也是用来防原子弹轰炸的,修得很深,出入口都是电梯 上下。结果防原子弹的功能没用上,炸弹却在里面爆炸了。这是地铁设计者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千变万化,出人意料。

研究所外面看上去也不错,但里面却有点挤,感觉跟在北京研究所的办公状况差不多。见了一些过去只听说过名字的研究人员。然后看我想要看的标本。工作量很小,一天时间绰绰有余,所以我觉得很轻松。唯一的困难,是我拍照片时,想问他们借个三角架,结果没有。我只好手端着相机拍,后来洗出来,效果都不太好。除了工作,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在他们研究所的大门厅里,有一副巨大的苏联地图。地图上的主要城市所在的点,都按重要性以各种宝石嵌在上面。但我见到图的时候,嵌宝石的地方都是一个一个的坑。陪我的那位老太太说,那些宝石都不翼而飞了。这是我对当时苏联已经很乱,事情已经开始失去控制的一个直接印象。

第二件事,是那位老太太陪我到一个附近研究所的饭堂吃午饭。她专门找了一家她觉得不错的地方吃饭,想给我一个好印象。一路上走了差不多20分钟,走得我真的饿了。路上她还说希望到中国去做点工作,并很奇怪地说,她可以自己带些面包和香肠过去。我直到今天都不是很明白她是怎么想的。我们是用蹩脚的英语交流,很难说能充分理解对方的意思。但从她讲话时的神采,我觉得她是怕到中国没有什么吃的,或者没有什么好吃的,所以让我不要担心,告诉我面包会有的,她会自己带的,还有香肠呢。她的意识中,中国还是为还苏联债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样子。那家食堂对我来说很一般,但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你看看,我们有牛肉吃。那顿饭是我自己掏的腰包。我很感谢那位同事给我的帮助,但我也知道,她对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太苏联式了。她没有想到自己在变得更不好时,别人在变得更好。

 

红场

            去莫斯科当然要去看看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那些很有风格的建筑,充满各种历史事件的记忆。这些都有很多的介绍和图片,我就记得很少了,略谈一点自己的一些印象。

            红场过去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很伟大的地方,但实地一看,它其实面积不大,和天安门广场相比,它太窄小了。石板或是石砖铺的地仍然保留着,这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地面显得不是那么的平整。我站在那里胡思乱想,在这里阅兵时,操正步的兵会不会崴了脚,或者载着洲际导弹的车从这里过,会不会被颠走了火?

            克里姆林宫的建筑是没得说的,很漂亮。院子里那尊大炮口也相当的粗,一颗炮弹得有好几百斤。我不明白如何才能用人力把炮弹装进炮膛中去?那么沉,很难啊。当然,一旦发射出去,可以相信那炮弹砸到敌人阵地上有多么的震撼。红场的西侧是列宁墓,由黑色条石和红色花岗石构成。尽管克里姆林宫里那尊大炮口很粗,但列宁的墓却不是很大,也显得低矮。不知是因为红场空间的限制,还是苏联人觉得摆放列宁的遗体,够用就可以了。去参观瞻仰的人很多,排了很长的队,我因此没有进去。我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我在的那一会,看见至少有几对结婚的新人,女的穿了婚纱,男的穿了西服,排在那个队伍里。我想他们是要以瞻仰列宁遗体作为自己婚礼的一部分。这说明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当时年轻一辈的俄国人中仍然还是有的,他们要在自己的婚礼中,添加点共产主义的浪漫色彩。

在这里转的人,很多在等着看的一个节目,就是列宁墓护陵卫兵的换岗。到点时,钟楼里的钟声敲响,从红墙后面的一个门后走出三位哨兵,身着深绿的军礼服,右手把枪竖着托在手中,踢着正步,难度很大,非常有特色。游客们都蜂拥而上去围观。哨兵们心里估计都很激动和自豪,但脸上却极为严肃。

波克罗夫大教堂比我想象的要小,但确实很特别,很漂亮。在广场中的位置显得有点孤立。尤其是面对着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好像意味着一种苏维埃政权的权力和宗教的比例。我对两者都不懂,也不感兴趣,但觉得那个比例挺合适。

红场的东侧是国立百货商场,建成于1893年,也很有派头。它的象征性意义,就像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是一个国家的展示橱窗。商场中的人很多,但绝对比不上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拥挤。里面的商品却不是很丰富。比如他们卖男式帽子的柜台,长长的货架上,一色排满那种人造毛的绵帽子,没有其它样子的帽子,给我很深的印象,觉得苏联的轻工业产品不怎么样,太单调,没有什么创造力。当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

 

穿过西伯利亚的旅途

            我在做旅行计划时,就想好了,从纽约飞莫斯科,然后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回北京。 整个火车旅途行程六天,我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哪趟火车旅程比这更长,虽然有点耗时间,我想一辈子应当走一趟。感觉一下欧亚大陆分野的乌拉尔山,世界最深的内陆湖贝加尔湖,在地球上体会一下辽阔这个词的含义。

            这是我最初的长途旅行,完全没有经验,对这趟车更是没有任何概念。除了我的行李和将要穿过西伯利亚的激动,我是空手上车去的。没带一瓶水,没带任何食物。虽然在红场边的大百货公司里,在我住的旅馆餐厅里,已经感到了当时苏联的食物单调和贫乏,但匆忙之中,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去弄点吃的带上。我也相信我不至于在火车上饿死。

            火车票是在纽约就和去莫斯科的飞机票一起定好的,265美元。整个列车好像都是软卧,一个包间四张铺的那种。我没有见到坐席,如果有的话,得腰板好才能坐。 这条火车线路是中苏两国共同营运,中国车和苏联车对开。我坐的车刚好是中国车,车组乘务员都是中国人。可能是由于食品检疫等原因,餐车是在苏联境内挂苏联餐车,蒙古境内挂蒙古车,中国境内挂中国餐车。

            虽然说穿越西伯利亚好像是很精彩的一件事,长途火车旅行,只能呆在车箱里,穿过东欧平原的过程中,很快就觉得有点沉闷无聊了。幸好车上有人一起过日子,能够打发时间。和我一个包间的其他三人,是哈尔滨一个什么单位的,他们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团长是他们的一个厅长,和其他几个小一点的领导住隔壁。另外一边的隔壁是四个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学生,两男两女,暑假回家。这四个学生是两对情侣,住四张铺正合适,晚上睡觉可以面对面看着自己的那一位,一路好时光,不寂寞。

            再过去是一男一女两个西欧的学生,两人包了一间包厢,估计也是情侣。虽然浪费了两张铺,但关上门来又是另外一番乐趣,可以值回那些钱了。当时苏联正在解体前的混乱中,这两人肯定是熟知苏联的外汇黑市。按官价,265美元的车票大约相当于147卢布;如果按黑市价,265美元至少相当于1325卢布。拿黑市换的卢布去买官价车票,我花的钱可以包两个包厢都不止。所以我相信那两个西欧的学生肯定是钻了这汇率的空子。刚开始我还在想我亏得慌,要是有两个包间多好多宽敞,这边坐坐,再到隔壁坐坐。慢慢才发现,真要有两个包间, 我进这间空着,进那间也空着,怎么过西伯利亚啊。还是跟别人挤着有点人气,要不得憋个半死。

            每节车厢有一个列车员,车厢顶头是一个锅炉房,火炉烧得旺旺的,随时都有开水供应。很明显,和我住一块的代表团是非常熟悉这个情况的。车子一开动,我就看出这个问题了。他们热闹而有序地把带来的箱子打开,里面有从国内带过来的大米,挂面,鸡蛋,罐头肉,榨菜,白酒,油盐酱醋,自己带的锅碗瓢勺,等等,就像一个集市开了张。这个过程中,我这个包间有两个人跑到厅长那里去邀功。厅长正在和包间里的下属打扑克拱猪,我站在门口看热闹。这两个人就抢着对领导有声有色地汇报这几天的吃法。说厅长您放心,吃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今天下面条,明天煮米饭都安排好了。列车还在苏联的土地上跑,我忽然感觉好像已经回到了中国。

            我什么都没有带,连喝水的杯子都是问列车员借的。一路喝白开水,像信佛吃斋的人。因为自己没有带任何吃的,早餐我就去餐车吃饭。餐车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在用餐,看样子有些像从欧洲到中国去旅游的人,没有一个中国人,感到苏联餐车挂在中国列车上不是一件很和谐的事。那时国人出外访问,外汇控制还是很严,大家不随便花钱;再加上人们知道餐车上没什么可吃的,所以都不上餐车来。一个看上去很像KGB的男服务员过来对我说俄语,我不懂;我对他说中文,他不懂,又说英文,他好像有点懂了,说了句等等。我只好在餐车上的一个候餐区等着。等了一会,去找那个KGB,他还让我等。又等了有半个小时,还没有任何动静,我就跑进餐车去,发现里面的客人都换了一波人了,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啊? 人饿了心情就会不好,于是我就嚷嚷起来,问他们是什么道理,不让我吃饭。这时来了一个女服务员,一个典型的、和蔼的俄罗斯大婶,胖胖的,镶了一颗金的门牙,对人一笑,十分灿烂。她上来对我说了半天什么,我听不懂,只好又捏了几声。最后她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跟着给我上吃的。早餐有两个煎鸡蛋,是放在一个圆形小铁锅里煎出来的,呈圆饼状,还有小泥肠、果汁和面包等,每天如此。吃饭过程中那个KGB样的男服务员也一直在忙,但他脸上淡漠没有表情,也不看我,让我觉得他真是一个KGB

            餐车上的菜单很简单,在苏联和蒙古境内菜单几乎一样。中午晚上我觉得能吃的东西就是土豆烧牛肉加面包,烂糟糟的样子,吃了一路,真的消受不了这种共产主义。以后每次来用餐,都是那位俄罗斯大婶招呼我。她抽烟,刚好我的箱子里带了两条三五牌香烟,本来是想在莫斯科送人的,结果因为机场把箱子耽搁了,礼没有送出去。以后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会给那个俄罗斯大婶留一包香烟,她笑得那个灿烂,而那个KGB的脸色也愈发的青。

            火车线经过贝加尔湖,沿湖边的一段滨岸延伸。这个一千六百多米深的湖,是地球上最深也是最大的淡水湖,宛若西伯利亚荒原上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我带着一种特别的崇敬心情面对着它。那时贝加尔湖纯净无污染,周围被连绵的雪山环绕,形成绝美的自然境色。

            在苏-蒙边界上过境,检查极为严格,苏联大兵上来收验护照,在车厢里翻行李。火车上有当时在中俄两边跑、倒卖牛仔裤等物品的买卖人。其中一个家伙还在问车里的人借护照,匪夷所思。也有人在议论,当年大清的界碑,就立在这附近,有人在感叹。

            火车到了二连浩特,除了办入关手续,但最要紧的是要换火车轮子,因为苏联的铁路和中国的铁路轨距不同。换车轮是让我感到好玩的一件事。文革时因为跟苏修闹矛盾,甚至到了战争边缘,我们一帮小孩经常在一起讨论,如果苏联的坦克来了,我们该往它身上哪个部位放炸药包或燃烧弹。也曾讨论过铁路的问题。那时就知道苏联的铁路轨距比中国的宽,但不知道这是因为中国早期的铁路由英国工程师承建,使用了英国标准,也是后来的标准轨。当时我们小孩之间流传了一个说法,原来中国也是和苏联一样的用宽轨,50年代跟苏联闹翻了以后,担心苏联打过来会使用铁路运输系统。出于军事考虑,周总理下了一道命令,全国的铁路一夜之间都换成现在的轨道了。

            二连浩特那时还是只有几千人人口的边境小城。最大的建筑就是这个火车站。但这时的候车厅里,已经有了酒吧,还有那种跳迪斯科时用的旋转彩灯在那里滚动闪光,音箱里播放着摇滚乐,酒柜里有各式的洋酒,让人感到和苏联、蒙古境内完全不同的气氛。换好车轮后,重新回到车上。餐车也换了,里面的菜单也完全变了样,我赶紧要了碗排骨面加一份青菜,久违了的青菜。我的莫斯科之行到此就算正式结束了。

            有机会的话,我想再去俄罗斯访问,更希望再走一次西伯利亚,从北京到莫斯科,在秋天,去看贝加尔湖边的白桦树林。当然,我相信我不大可能再有机会去换黑市的卢布了,但我会随身带上点吃的喝的,毕竟那仍然是一个广阔、遥远、陌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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