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是发表在《墙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由刘震云访问纽约和电影《一九四二》在纽约上映引出了的关于不能忘记历史和记忆的感慨。

俺没有看过刘震云的小说和由此改变的电影。不过，作者引用的刘的一句话确实是发人深省的：“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作者接着提到，那天刘还说了一句与其相对应的话，大意是：一个永远遗忘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一直对日本歪曲侵华历史耿耿于怀，也称赞德国人勇于面对历史、不断反省和向犹太人道歉。事实上，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不但建在美国，也建在世界其他国家。美国也有反思越战的纪念碑。但中国面对自己的历史，又做了什么呢？文革博物馆在哪儿呢？

值此2013年春夏之交，我们不能忘记1942年，不能忘记1957年，不能忘记1966年，不能忘记历史上的很多年份，尤其是那些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事件！

要写下那些关于记忆的故事

李静睿

段时间刘震云来了纽约，朋友邀请我们参加他在亚洲协会的一个小型读者见面会，实话实说，作为一个很多年前就非常喜欢《一地鸡毛》的读者，那次见面会让我很失望。读者当然都是中国人，刘震云的讲话就是一个接一个并不好笑的段子，好像面对中国人时必须要靠这些内容才能“活跃气氛”。唯一的高潮大概是有读者提问作家收入的时候，刘震云也说，谈到钱大家都激动了。
几天后,我们又去纽约大学蹭免费的《一九四二》电影，那天刘震云也在现场，电影结束后有半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因为来了很多外国人，所以纽约大学的老师在边上做翻译。不知道是不是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不容易那么害羞，那个几天前试图化身为郭德纲的刘震云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在我心中他应该就是如此的人，一个和他的作品相配的人。他谈到从冯小刚看中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最后成为电影《一九四二》中间这18年的艰辛，谈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作家面对历史时，那种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的焦虑和责任，所以必须将其写成故事。读《一九四二》小说时有个句子最让我痛苦：“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天刘震云说了一句与其相对应的话，大意是：一个永远遗忘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几个月前我去了一次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博物馆的英文名中用的是“Holocaust”这个词，犹太人自己则习惯用希伯来语“Shoah”，因为Holocaust含有“献祭”的意思，犹太人拒绝承认这场屠杀是把自己献祭给上帝。博物馆设计成纳粹集中营的模样，走进去到处都是冰冷的钢铁支架，有一个圆形房间里点满了蜡烛，四周都铭刻着《申命记》里的经文。《申命记》中摩西给以色列人留下遗言，又和上帝立约，但这里所选的经文大都是关于记忆的，比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以及“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博物馆里有一个特展，名为“丹尼尔的故事”，关于一个叫丹尼尔的犹太小男孩怎样从平静的家庭生活中一步步走入集中营的故事。展览设计成一次旅程，游客沿着指示的方向前行就能经历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周围先布置成丹尼尔最初的家，温馨的厨房和妈妈做的饼干。然后生活慢慢发生变化，犹太人开始必须佩戴黄色五角星，街上是专门给犹太人坐的黄色长椅。他们被驱赶进犹太人隔离区，这个时候的厨房只有锈迹斑斑的锅和水桶。最后他坐上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和自己的妹妹与母亲分离，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在展览的出口处做成几个公用电话亭，你拿起话筒就听到里面有个温柔的女声告诉你丹尼尔故事的结局，他幸存了。
犹太人是这样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用电影用文字用这样一个充满设计感的展览，即使每一个苦难的故事其实都有相似的细节，大概因为他们认为遗忘等于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以色列政府上天入地追捕纳粹逃犯，终其一生都在做这件事的维森塔尔说过：“这50年来我所有工作的唯一价值,在于向明天的谋杀者发出警告:你们绝对不会逍遥法外。”他还说：“当我们到另一个世界，我们会面对数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问你‘你做了些什么？’可能答案会有很多……但是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里有一个小小的书店，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书统统是关于这样的记忆，关于“我没有忘记你们”，我认真地把每一本书名都看了，里面只有一本书和中国记忆有关，那是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
我很喜欢徐贲的一本书名“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他在书中说，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徐贲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Ian Kershaw的名言──“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我从来反对给任何一个个体写作者赋予道德责任，但当写作者以一个民族性群体出现的时候，我又难以避免对其做出道德和品质判断，所以我反反复复读犹太作家们的作品，从凯尔泰斯到马内阿到奥兹，因为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紧紧抓住记忆，永不松手。
前几天读到朱学勤的文章，他说自己时常想起鲁迅，因为“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鲁迅当然是那个声嘶力竭抓住记忆的人，有时候我甚至惋惜他过于用力于此，以至于没有写出更多与他的才华和思想相配的作品，但有时候我又会庆幸，幸亏我们还有一个鲁迅。  
《百年孤独》里，在失眠症席卷马孔多的时候，大家都开始遗忘万物名称，人们在中心大道上树了一块牌子，上书“上帝存在”，可见最可怕的遗忘是忘记了上帝其实存在。因为上帝其实存在，所以口在注视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要写下那些关于记忆的故事。

（本文作者李静睿，以前是记者，现在毫无目的地暂居纽约。微博名"阿花的伊萨卡岛"，取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