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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才流失”、“人才回归”和“人才循环”

已有 12883 次阅读 2009-4-2 22:20 |个人分类:留学海归|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说明:昨天想将此文作为答复小文老师文的附录,可惜附不上去。
 
 
中国自1970年代末启动开放政策后,出现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留学热”:据统计,到2007年底,已有121.2万中国人出国学习或从事研究。[i]当国家急需他们时,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留学生回国,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人才流失”;更严重的是,那些没有回国的往往是留学生中最优秀和最出色的,而且更多的年轻学子准备离开。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吸引留学生回国,但收效甚微。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腾飞,留学人员开始“海归”,有些定居海外的专业人士也通过种种途径为国服务,出现了“人才循环”的现象。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从而实现“人才回归”。与此同时,中国吸引“海归”的政策和某些“海归”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对“海归”群体的不满。这些加上大环境仍然不利于人才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进一步延缓了人才流出和流入的良性循环的形成。
 
本文旨在从全球化和国际人力资源流动的角度来考查中国的“人才流失”现象,讨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高层次学者在学习和研究结束后选择滞留海外,为什么中国政府扭转“人才流失”的努力不那么奏效。本文还将讨论“人才回归”和“人才循环”对中国高层次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的留学运动
 
中国的留学运动始于1847年,那一年,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第一人”。7年后,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据说“海归”(海龟)一词是有他创造的)。留学在民国期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那时,不少受到“庚子赔款”等专项资助的学生和自费生活跃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成后回国。[ii]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美国等国家试图拖延甚至阻止中国学生的回归,并最终使5000多学生、专业人士、游客、政府官员和其他持短期签证的中国人羁留美国,中国还是吸引了不少留学生回国。[iii]
 
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前往苏联和东欧国家求学。他们受政府资助,有责任在学成后为国服务;事实上,根据统计,95%以上的留学苏东的学生回国。从1957年开始,中国还向一些西方国家派出了少量留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成后回国。同时,2500名1949年后因种种原因滞留海外的留学生也回国了。在1972-1976年间,中国向49个国家派出了留学生,主要学习语言,那些学生也如期回国。[iv]公平而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的经济、教育和科学事业并不缺乏高层次“海归”。比如,在建国50周年之际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有14位拥有国外博士学位,授予学位的不乏柏林大学(2人)、加州理工学院(2人)、爱丁堡大学(2人)、密西根大学(2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巴黎大学等名校问题在于“海归”是否人尽其才。
 
1978年起,121.2万中国人赴海外学习,上语言学校、攻读学位、从事博士后研究,涉及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商管理等。这波留学潮之史无前例,不仅在于派出的留学生人数之多,而且在于回国的人数就数倍于在1847-1978年间留学生人数的总和。本文讨论1978年后出国的留学生。
 
中国1978年后的留学政策[v]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缺乏经过严格训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中青年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除了恢复正规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国将在海外训练高层次人才提到了议事日程。1978年6月,邓小平提议将派遣留学生作为提高中国的科学和教育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要不惜代价地派,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派,成千上万地派。说到“人才流失”,邓小平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vi]同年,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与来访的美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讨论了互派留学生的问题。10月,周培源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访美,与美方达成谅解,并由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签署正式协定。[vii]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在1978-1979年间向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瑞士、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芬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派遣3000名左右留学生。第一批前往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于1978年12月26日启程。派遣留学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始。[viii]1981年,国家允许自费留学。在1978-1988年间,6万多以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为主的学生出国,2万人回国。1987年,在关于回国留学生人数少的讨论中,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提出,所谓的“人才流失”实际上是“将人才储备于海外”,在未来会得到使用。[ix]
 
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成了留学和回国的分水岭。由于留学生同情国内学生的民主诉求,不少人声称如果回国会受到迫害,并以此作为逾期不归的借口。[x]更有甚者,利用几乎是分分秒秒的天安门现场直播留在美国人头脑中的印象,在美中国留学生首先说服美国总统布什于1990年签发行政命令,允许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留在美国;其后又游说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中国学生保护法》。行政命令和保护法为那些持J-1签证的公派学生和学者留美打开了大门。于是,中国学生又一次滞留美国——这一次5万多学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其他国家也仿效美国给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权。这标志着肩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的高质量的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流失。
 
不久,国家开始限制留学。举措之一是设置服务期,只有那些完成服务期——本科5年、研究生加2年——的毕业生­才允许自费留学(那些有海外亲属的学生偿还学费后可以免除服务期)。其考量可能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学生会失去出国的兴趣,或国外的大学不太愿意录取那些不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结果,留学和回国的人数都下降了。
 
就在这时,邓小平“南巡”重申改革开放政策。关于留学,邓小平指出,中国不能因为少数人不归就停止派出留学生,即使留学生有半数逾期不归,仍然有一半的人可以帮助国家。他的讲话显著地降低了他1978年作出的90%的留学生回归的期望。同时,邓小平“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xi]这一番话旨在扭转天安门事件在世界、包括在留学生心里的影响。
 
同年,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提出了现在熟知的12字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一方针于1993年写入了中共14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后来,重点从“回国服务”转向“为国服务”,从而奠定了留学的新政策。1993年,国家还放松了服务期(从2003年起,即使那些没有完成服务期的学生也不必偿还学费就能申请出国)。结果,留学再次出现高潮。
 
200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接受颇负盛名的国际科学杂志《科学》(Science)的专访时指出:“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国人员不能或暂时不能回国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xii]中国不仅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将所有留学生都吸引回来。同时,在海外大学、研究所、公司工作的中国学生并不表明中国会完全永久地失去他们;相反,他们是中国的财富,从长远来看,国家将会从中受益。
 
中国是否存在“人才流失”?
 
理解统计数据
 
在讨论中国究竟是否存在“人才流失”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有关留学生的统计数据。其实,中国这方面做得很差。除了国家和留学生群体之大,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收集留学生的数据。留学生的年龄和留学期限也没有界定。教育部(及其前身国家教委)负责批准由大学教育以上的公派和自费留学,但1990年前不统计自费留学生,而一度又将高中生出国留学包括在统计中。教育部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或不时自行公布留学生和“海归”的统计数字。人事部只收集在国营企事业工作的归国留学人员的资料,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归”到三资企业工作或自己创业。公安部审查出国留学申请人的资格、颁发护照、追踪中国公民的出入境,但是许多留学生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学生身份甚至国籍;但公安部的数据不公开。[xiii]另外,中国有关留学生的统计数据也存在着其他国家同样的问题:留学生统计不是为研究“人才流失”而收集的;数据一般不跟踪公民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后回归的情况,使得逆向移民难以定量化;数据不明确说明学生在哪里接受教育;数据一般来说只是“净流动”,忽略了某些留学生连续地来来回回的可能性。
 
结果,没有人知道1978年后中国出国留学生的确切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在1978-2006年间,有917012人出国留学(表1)。而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数据,1978到2007年中国共有121.2万人出国留学(表2),另有30万人以探亲、移民等方式出国并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在1992年前,留学生人数不到5万。在邓小平“南巡”重新强调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国家逐渐放松对出国留学的限制后出国留学人数呈上升趋势。[xiv]
 
另一方面,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提供的数据,足以证明中国留学生人数之显著。在过去17年中,中国留学生每年都占在美国的留学生总数的10%左右,其中80%为研究生,并占在美国的访问学者总数的15-20%(表3)。中国留学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占在美国的留学生的首位。
 
1 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率
年份
出国留学生人数
归国留学生人数
净回归率(%)
1978
860
248
28.84
1979
1777
231
18.16
1980
2124
162
13.46
1981
2922
1143
23.22
1982
2326
2116
38.96
1983
2633
2303
49.07
1984
3073
2290
54.04
1985
4888
1424
48.13
1986
4676
1388
44.72
1987
4703
1605
43.06
1988
3786
3000
47.12
1989
3329
1753
47.61
1990
2950
1593
48.08
1991
2900
2069
49.65
1992
6540
3611
50.39
1993
10742
5128
49.92
1994
19071
4230
43.25
1995
20381
5750
40.17
1996
20905
6570
38.66
1997
22410
7130
37.58
1998
17622
7379
38.05
1999
23749
7748
37.36
2000
38989
9121
34.92
2001
83973
12243
29.36
2002
125179
17945
25.01
2003
117307
20152
23.34
2004
114682
24726
23.03
2005
118515
34987
24.02
2006
134000
42000
25.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度)。
 
2中国媒体披露的留学生回归率
 
 截至年份
派遣留学生总数
归国留学生总数
净回归率(%)
1985
40000
16500
41.25
1986
40000
17000
42.50
1987
64000
22000
34.38
1988
70000
n.a.
n.a.
1989
80000
33000
41.25
1990
n.a.
n.a.
n.a.
1991
170000
50000
29.41
1992
190000
60000
31.58
1993
210000
70000
33.33
1994
230000
75000
32.61
1995
250000
81000
32.40
1996
270000
90000
33.33
1997
300000
96000
32.00
1998
300000
100000
33.33
1999
320000
110000
34.38
2000
340000
140000
41.18
2001
420000
140000
33.33
2002
583000
153000
26.24
2003
700200
172800
24.68
2004
815000
198000
24.29
2005
933400
232900
24.95
2006
1067000
275000
25.77
2007
1211700
319700
26.38
 
数据来源:作者收集的数据。
n.a. ­– 没有数据。
 
 
3 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
年份
来自中国的学生(在美国留学生的位次)
占在美国外国学生的百分比(%)
来自中国的学者
占在美国外国学者的百分比(%)
1990/91
39600 (1)
9.7
n.a.
n.a.
1991/92
42910 (1)
10.2
n.a.
n.a.
1992/93
45130 (1)
10.3
n.a.
n.a.
1993/94
44380 (1)
9.9
11156
18.6
1994/95
39403 (2)
8.7
9866
17.0
1995/96
39613 (2)
8.7
9228
15.5
1996/97
42503 (2)
7.8
9724
15.6
1997/98
46958 (2)
9.8
10709
16.4
1998/99
51001 (1)
10.4
11854
16.8
1999/00
54466 (1)
10.6
13229
17.7
2000/01
59939 (1)
10.9
14772
18.5
2001/02
63211 (2)
10.8
15624
18.2
2002/03
64757 (2)
11.0
15171
18.0
2003/04
61765 (2)
10.8
14923
18.0
2004/05
62523 (2)
11.1
17035
19.0
2005/06
62582 (2)
11.1
19017
19.6
2006/07
67723 (2)
11.6
20149
20.5
     
数据来源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arious years).
n.a. ­– 没有数据。
 
    同样,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6年间有230045名留学生回国。而教育部披露的数据则表明,到2007年底,“海归”人数达到319700。显然,数据出入很大,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很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留学生的人数相当显著。
 
回归率:对“人才流失”的度量
 
尽管中国领导人理解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学成不归,或者至少是暂时不归,但他们曾希望留学生有较高的回归率。比如,1978年,邓小平就期待90%的留学生回归。上面提到的关于“海归”统计数据,都指出令人失望的低的回归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给出的1978-2006年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净回归率为25.09%。[xv]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回归率很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刚刚出国的学生和学者需要时间来完成学业。以后,回归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而且并没有受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那些早期的留学生主要是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的,他们必须回国;其二,国外尚未通过或实施中国学生保护法。这第二个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1992年后“海归”人数会下降,因为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国学生保护法》,其他国家也仿效之。同年,中国放宽学生出国、尤其是自费留学,从而导致回归率进一步下降。但是,来自另一组的数据结果则是:2005年的回归率为24.95%(232900/933400),2006年为25.77%(275000、1067000),2007年为26.38%(319700/1211700)。相比较,早期也出现过“人才流失”的台湾(在1952到1961年间的回归率为8%,1962-1985年更下降到4%),1986-1989年间留学生回归率已上升到34%。[xvi]
 
回归率高低因留学生的类别——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而异。据统计,在1978-1996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计约27万余人,回国9万人,回归率为33%。其中国家公派4.4万人,回国3.7万人,回归率为84%;单位公派8.6万人,回国4.8万人,回归率为56%;而自费留学13.9万人,回国4千人,回归率仅3%。[xvii]1997年后,三类留学生的回归数都呈增长趋势。其中公派留学生的回归率在90%以上。
 
留学生回国与否也与他们留学的国家有关。美国是中国留学生向往的圣地,尽管确切人数不知,但留美学生大多学成不归。仅1992年实施的《中国学生保护法》就吸纳了至少5万名中国留学生成为合法移民。其后,中国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的热情有增无减,直到美国在受到9/11恐怖攻击后紧缩移民政策为止。虽然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从事高技术研究的学生、学者难以获得学生签证,但是,2002/03-2003/04学年间的中国留美学生仅减少4.6%。
 
总而言之,从回归率看,人们至少可以暂时得出结论,中国“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高层次的“人才流失”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流失的往往是最出类拔萃的高层次人才。中国教育部2002年1月4日发通知,要求为已入籍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入境和居留权提供便利。通知所指的高层次人才包括被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聘为校级或院所级领导职务者以及正、副教授或正副研究员(含特聘、讲座、名誉、客座等);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签有一年或以上教学、科研、学术活动合作协议者;在国内企业或国内本人创办的公司内担任高级管理(副总经理以上)职务者;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国外签署的国家级、省、部级科技项目、重点工程协议者;来华投资数额为本地投资额中上线的人才;赴西部地区从事教学、科研、创办企业等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的人才。[xviii]之所以颁发这个通知,显然是因为已入外籍的高层次留学人才人数众多。
 
那么,这个群体有多大?根据中国科学院人事与继续教育局一位官员的看法,海外中国留学生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尖子人才,他们在专业和学术上有所建树或掌握关键技术并有所创新,有较高学术知名度,能带领一支团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他们通常在国外较高水平大学具有永久性职位的教授、副教授,在国外科研单位的主任研究员(PI),在国外大公司企业任部门经理以上职务。他们获得了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或在有影响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论文或者获得了重要奖励,或任职于国外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第二类是优秀人才,他们和尖子人才的差别在于他们在国外尚未取得永久性职位但正为此努力。这一类也包括一部分成果出色、产出颇丰的博士后研究员。第三类是特殊人才,即目前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他们可以是专家、教授,也可以是访问学者、在读研究生;可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是某项实用技术掌握者。他们并不完全以学术地位和职位划分,更强调他们的才能为国家所“需要”。以人数计,那位官员在2003年的估计,尖子人才不超过1000人,其中三分之二在美国;杰出人才5000人;特殊人才数量不详。[xix]
 
尽管这一分类是合理的,对他对各类人才的人数的估计并不准确。据不久前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一职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施一公介绍,现在美国大学做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的华人生物学家有2500多位,而这一数字在1997年时还不到100,其中大多为来自大陆的留学生。[xx]也就是说,仅在学术界的生命科学家的人数就超过上述对尖子人才的估计。
 
来自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过去25年中,中国学生是从美国大学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数最多的外国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在获得博士学位时明确表示有计划留在美国;事实上,他们的确设法留在了美国,近年的滞留率更在90%以上。[xxi]2003年,有62500名出生于中国、具有科学工程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在美工作,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的学位是从美国大学取得的。[xxii]
 
虽然并不是所有留在国外的学生、包括从美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并留下的学生都是人才,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尖子人才。但是,回国的科学家中与仍然滞留海外的华人同行水平相当者,屈指可数。而且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想方设法从中国大学吸引一流学生,所以,在未来几年人才流失只会加剧。
 
从科学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考察,更可以看出中国人才流失的严重性。2006年,中国有413万人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其中有280万为科学家工程师。虽然他们的职务和年龄分布尚不得而知,但享有国家特别津贴的人数(2001年14万人)可以作为资深科学家的大概指标。其中大约11万人已达到退休年龄,也就是说,只有差不多3万人仍活跃在研究和教学的第一线。即使采取措施让其中的一部分人推辞退休,人数也不足5万人。[xxiii]另外,根据一项对《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入的1995-2000年发表的论文的文献情报学研究,3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中国科学家最为高产,其发表论文的数量是31-60岁组的2-4倍,尤以40-50岁年龄组的科学家产出最少。年轻组主要是研究生或新近的毕业生,年老组则已经或接近退休年龄。这自然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人才培养的负面影响;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人才流失也使得中国丧失了最年富力强的科学研究人员。笔者猜测,那些在海外一流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华裔科学家,正是那些在1978年后出国的40岁左右的科学家。换言之,他们的回归无疑将推进中国的研究和教育事业。
 
吸引留学生回归的努力
 
中国认识到了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流失的严重性,在过去近二十年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吸引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归(表4)。
 
4 吸引留学生回归工作的项目
 
 项目
启动年份
负责机构
受资助人数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1990
国家教委、教育部
11000
跨世纪人才培养项目
1993
教育部
1000
百人计划
1994
中国科学院
800
国家基础青年科学基金
199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200
百千万人才工程
1995
人事部
10000
春晖计划
1996
教育部
10000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1998
教育部
800
 
数据来源:作者收集的数据。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结束,国家教委(教育部的前身)就建立了这个启动基金,迄今为止已资助了11000多名“海归”,总金额达3.5亿人民币。凡获得国内、外博士学位、在外留学一年以上、年龄在45岁以下,回国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均可在回国后两年内申请该项基金。
 
跨世纪杰出人才项目:这个由教育部于1993年设立的项目,已投资1.8亿人民币于千名跨世纪青年科学家。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98年8月,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投入港币7000万元,教育部筹集相应配套资金,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该计划包括特聘教授和长江学者成就奖两项内容。最初,教育部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全国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中设置500-1000个特聘教授岗位,由获准设置特聘教授岗位的高等学校从国外公开招聘学术造诣深、发展潜力大、具有领导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能力的45岁以下中青年杰出人才。经过推荐、评议,教育部已聘任了813个特聘教授,90%以上为“海归”。14位长江学者获得了“长江学者成就奖”。2004年,教育部和李嘉诚先生同意延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并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科学家也纳入“长江学者成就奖”范围。[xxiv]
 
2004年,教育部将上述项目和其他人才项目合并成“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分层次吸引、遴选和造就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高校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
 
百人计划: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始于1994年,初衷是到20世纪末从国内外吸引百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到科学院工作。1998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对“百人计划”进行了较大调整,计划在三年内每年从海外引进100名45岁以下的杰出人才;同时继续面向国内引进学术带头人。每个“百人计划”入选者可以获得200万人民币的经费,包括研究基金、购房补贴和工资。[xxv]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4年,国家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该基金。这一基金瞄准45岁以下在数学和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和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七个领域的杰出青年科学家。获得资助这主要取决于其过去的研究成就,获得资助后允许他们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最初,资助期为三年,实验和技术科学可获得60万元人民币研究经费,从事理论研究的资助额为此一半。1999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五周年之际,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准将该基金的额度从7000万增加到1.8亿人民币。此后,资助期延长到四年,资助金额得到提高:实验和技术科学为80万元人民币,从事理论研究的资助额为55万人民币。2002年,资助金额进一步提高到100万元人民币。资助人数也显著增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选择基金获得者中的佼佼者和研究团队给予后续资助。2005年,该基金还专门为在海外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全时回国工作设立了专项。[xxvi]
 
百千万人才工程:这个由人事部于1995年设立的工程旨在到2010年培养造就上百名能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在世界科技界有较大影响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上千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保持学科优势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上万名在各学科领域里有较高学术造诣、成绩显著、起骨干或核心作用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参与的机构包括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迄今已选拔了10000人、包括许多归国留学人员。[xxvii]
 
应该指出,上述项目通常选择同一批青年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有留学经历。比如,在大学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通常又是“长江学者”,而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则入选“百人计划”。这些杰出人才又往往纳入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中国政府还为不能全时回国工作的海外华人科学家设立专项。比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讲座教授专项让那些海外科学家回国工作四个月,现已评请了308个讲座教授(大部分是华人)。1996年,教育部设立“春晖计划”,资助留学生短期回国工作或参加学术会议。至今受资助的留学生达10000多名。2000年底,“春晖计划”又增设了海外留学人才学术休假回国工作项目。
 
许多大学和研究所也纷纷设立专项吸引留学生回国。比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讲席/特聘教授的形式引进在世界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经济学家前来参加教学、科研工作,每年在清华工作若干个月,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课程、参与培养研究生、并进行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
 
政府还将海外华人为国服务于国家的重要研究和经济计划结合在一起。“春晖计划”就组织了90多个团组为国服务。另外,各地专为留学生设立开发区,提供税收、土地和其他政策优惠,吸引“海归”公司。
 
谁“海归”?
 
不容置疑,吸引留学生“海归”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问题是:“谁‘海归’?”大致上有两大类:一类是高技术、管理、金融、法律等专业人士;另一类是学者。显然,专业人士可以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中找到机会,他们在国外受到的教育、获得的技能和经验、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了解和掌握、建立起的人脉关系网络、从国外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受到追捧。那些具有专利和技术的专业人士更是抢手。而美国NASDAQ的崩盘、.com泡沫的破裂和随之而来的硅谷以及整个高技术行业的萧条,使得大批高技术公司的雇员被解聘。接着,9/11之后美国收紧移民政策以防止国家安全方面的疏漏,事实上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拒之门外,导致很多中国留学生思考在国内的事业,加速了他们的回归。具有金融和银行背景的海外华人专业人士更受到欢迎,朱镕基总理199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2001年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许诺,向他们提供与在国外相同的薪水和待遇(中国正期待美国有次贷和信贷危机会引发新一波专业人士“海归”潮)。
 
在“海归”专业人才中有多少属于前面提到的特殊人才、包括尖子人才不得而知,但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中国的技术人才中,74%知道有朋友回国工作或创业,49%帮助国内的商业活动,43%曾有念头或正考虑回国。[xxviii]由回国留学生创办、并在在美国等地上市的公司包括中国门户网站搜狐,旅游服务门户网站、有中国的“Expedia”之称的携程,有“中国的Google”之称的百度,中国最大、位列世界十强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无锡尚德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年公开招聘的中央企业高级管理者中,也包括具有较长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专业人士。更多的则利用各地提供的优惠在中国创业。
 
在三资企业中也有不少“海归”。在中国的海外风险投资公司中都由留学生担任经理或代表。[xxix]在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中“海归”到处可见。严格来说,这些“海归”是外国公司的雇员;但长远来看,他们能够帮助中国改善商业运行、公司的治理机制和法律环境。有些“海归”把三资企业作为自己的创业活动过渡,或为此积累经验和资本。比如,2002年,在英特尔中国研究所工作的一群研究人员,在所长和美国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科学和工程研究生院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副教授颜永红的带领下,跳槽到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一个语言实验室,它同时又是一个高技术公司。[xxx]
 
高水平学者为什么不“海归”?
 
第二类“海归”是学者。早期的公派学者现在已在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中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学校长、知名教授和许多重要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资深教授中不少人曾在海外做访问学者或拥有海外的博士学位。[xxxi]
 
但是, “海归”学者的水平差强人意。比如,尽管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以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大多具有在海外求学和研究的经历,但从国外院校获得博士学位者不到一半。总体而言,他们不太容易在海外找到永久性职位,学术水平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难与仍然滞留海外的学者相提并论。有些学者“海归”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机会;比如,由于干细胞研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回到了中国。[xxxii]有些学者是从他们在国外的永久性职位请假回中国。而那些同时在工业界和学术界工作的两栖“海归”,最受欢迎也最容易从中国获得资源和利益。
 
与专业人士相比,“海归”学者的薪水较低。他们还面临着孩子的教育和配偶的工作等问题。如果他们的家庭成员仍然留在海外,他们不仅要当“空中飞人”,不能对家庭尽责,甚至婚姻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当然,影响高水平学者“海归”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一般要化5-10年时间,其间,学者与出国前所在的单位的关系会变得不那么紧密,他们的导师可能已经退休。换言之,他们回国后、至少在启动阶段,往往面临缺乏专业或社会网络支撑的困难。对“海归”而言,国外资历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关系更重要。[xxxiii]因此,只有与政府官员和拥有资源分配能力的人有紧密关系才能够成功调适,甚至取得巨大的收益。讲政治仍然是科学家生存乃至晋升的重要因素。
 
其次,海归”学者较难适应国内的研究环境。由于处于国际科学研究的前沿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人数较少,“海归”学者很可能经历另一中“文化的冲击”,那就是,他们有可能找不到同行分享信息、讨论研究、寻求帮助。同时,学术评价注重短、平、快,不允许失败,前瞻性思考往往不是研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归”学者和没有留学经历的同行的评价是否一视同仁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学术腐败案件、有的甚至涉及到“海归”(如上海交通大学陈进的“中国芯片”丑闻),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使留学生三思是否要回国。
 
第四,尽管国家在吸引“海归”时对有些曾经是反政府的异己分子也一视同仁,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仍然有禁区。比如,“长江学者”中社会科学家人数就凤毛麟角。回归的社会科学家以经济学家为主。
 
第五,尽管国家呼唤高层次人才,某些单位的领导(他们本人也可能是“海归”)并不见得真心实意地欢迎那些在学术上超过自己的人回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有些人甚至不希望杰出科学家到其他单位工作。
 
要而言之,“海归”学者除了要组建研究队伍、招收学生、申请研究经费、形成网络和开展研究外,还要适应不同的研究环境,卷入他们在海外无法想象的各种活动。他们不知道中国科学界的游戏规则(在处理学术腐败等方面,甚至是没有规则可言),从而难以生存。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最优秀和最杰出的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机会成本太高;效率低、人际冲突的不习惯、怕失去与国际科学界的紧密接触等等,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群体、特别是尖子人才不太愿意全时回国。而那些正处在上升阶段的青年科学家,如果能在国外找到理想的工作,宁愿等到在国外成就功名后再回归。
 
通过各种途径为国服务
 
当然,这并不排除留学生在以不损害自己的职业前景的前提下“为国服务”。比如,他们担任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和各种研究、教育项目的海外评委。中国科学院就设立了海外专家库,从中选择最优秀的海外华人科学家来评价其所属研究所和研究人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这么做。许多海外华人从他们的母校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与他们的中国同事合作研究。
 
对那些在海外大学、实验室、公司有正式职位的学者,采用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在中国半时工作也许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所谓的“哑铃”模式是最常用的一种,即海外华人学者在“哑铃”的两端——在其正式职位的的机构和中国机构——建立研究基地。他们每年花一定的时间来到中国,而当他们在海外时,则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遥控”他们在中国的研究。有些人是“候鸟”,在每年的固定时间(比如夏天)“飞”回来。还有的学者被喻为“放飞的风筝”,他们的同事或原来的工作单位与他们保持定期联系。
 
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利用海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方面,中国采取了鼓励甚至宽容的态度。由于留学生的知识和才能对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经济至关重要,那些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甚至外国国籍的专业人士和学者都受到热烈欢迎。中国还开始向那些在华工作和经商的外籍华人(他们中不少人曾经是留学生)颁发永久居留权,让他们享有申请创业基金、孩子接受教育、购买房地产、社会福利等国民待遇。
 
但是,一些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突出。首先是知识产权。因为不少“海归”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在海外时的课题的延伸,他们有可能侵害到曾经工作的机构的知识产权。国外大学、研究所或公司及其赞助人有足够的理由索要在国外取得但被“海归”带回中国的技术的知识产权。谁拥有从“哑铃”模式获得的论文和最终的研究结果和技术的知识产权也需要在一开始就明确。问题在于中国刻意吸引那些拥有技术或发明“海归”,而这些技术或发明很可能并不属于他们,这就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冲突。最近几起涉及到中国留学生被指责工业和技术间谍的案件,应该引起“海归”和中国政府的重视。
 
第二个问题是土、洋博士之间的矛盾。中国提出的种种“工程”优待“海归”,使没有留洋的土博士受到歧视。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的招聘和晋升改革,就反映出土、洋博士的这种冲突,因为“海归”占很大优势,实际上意味着那些从国内获得的学位的贬值。而且“海归”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他们从国外获得的学术资本,从而使土博士们处于不公平和不利的竞争中。其结果,不少土博士不得不出国镀金。更成问题的是,有些“海归”所得到的奖励和资源远远超过他们的资历所应该得到的,以至于危及中国的奖励和评价体系。正因为“海归”能享有种种利益,有些人伪造或拔高他们的资历,这反过来又损害了“海归”群体。
 
第三,虽然中国领导人对留学和人才流失问题采取了一种技术全球主义的态度,但科学和教育界不时会出现技术民族主义的倾向。有些人质疑中国科学和教育的长期发展是否得益于“哑铃”模式和“遥控”模式。有一个本人也是洋博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曾对笔者这么说,中国科学发展只能依靠在中国本土工作的科学家的努力。也许他的说法过于极端,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映出中国科学界一些成员的怨恨。与此相联系的是如何明智和有效地使用中国的研究和教育经费的问题。2002年,26位青年科学家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严惩某些弄虚作假的“海归”:他们谎报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骗取国内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xxxiv]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立的特聘教授也引起广泛争议。[xxxv]
 
第四,有些海外科学家利用他们的国外职位和研究经费在中国从事有悖于职业道德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在海外有正式职位的中国科学家廉价购买优秀的中国研究生的服务。
 
最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成比例地位于个别沿海城市,“海归”的分布也是如此。这无疑会加剧中国高层次人力资源的不平衡分布,从政治上威胁到更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xxxvi]
 
结论和讨论
 
本文讨论了1978年后中国的留学运动特别是留学生的回归所涉及的一些列问题。如上所述,人才流失在中国相当严重,不仅体现在回归率低(25%左右),更体现在大量的出类拔萃的高层次人才仍然滞留国外。
 
许多人指出,这种情况正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的重要性提高而得到改变。他们往往会引用台湾和韩国的例子,说一旦经济起飞,人才将自行回流。以台湾为例,一开始,回归的留学生也很少,但回归率从1980年代后期随着台湾工资的提高和岛内机会的改善而提高,政府还设立了高技术园区和公司向留学生提供优惠待遇。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才回归高潮在即。但是,台湾的留学生并不仅仅是被经济机会所吸引;岛内政治控制的松动和民主化至少同样重要。[xxxvii]在这方面,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远远落后于经济自由化。另外,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困扰着中国留学生;事实上,1986-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留学生的回归起到了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xxxviii]在中国,职业晋升仍然或多或少取决于政治态度而不是成就,从而使得不少人才流向更重视后者的社会。正因为如此,许多“海归”保持着外国护照或永久居留权,不放弃他们在国外的职位。留学生还担心对科学、教育和商业等的自上而下的干涉以及无孔不入的腐败。最后,产权保护,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也妨碍了不少留学生回国。总而言之,政治稳定、健全的法制、竞争但又是公平的环境是比纯经济机会更关键的因素,能鼓励那些本来选择离开的留在中国并吸引那些在国外的海外。
 
有一个“海归”曾说,除非美国改变其对留学生的移民政策,否则中国的人才外流不可能逆转。这种局面似乎曾出现过,9/11后美国对从事高技术敏感领域研究的控制,迫使不少中国学生改变他们的求学地点或推辞他们前往美国的时间。但是,这一局面并不长久,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长期以来依赖有才华的学生和学者,包括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缺乏这些人美国有可能丧失其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断向国会和行政当局施压,要求取消或松弛这方面的禁令。例如,国家研究理事会建议在增强国土和国家安全的同时“保持美国对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研究人员、教授和学生的吸引力”。[xxxix]
 
人才流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还在于留学生群体趋向低龄化,他们较之前辈更容易融入到国外的文化与社会之中。另外,1950年代的“海归”对建设新中国充满向往,1980年代的公派学生对派遣他们出国的祖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今,爱国并不是留学生决定是否回归的一个因素。相反,是否“海归”的决定主要受个人利益所驱动。这些“自我的一代”的成员认同金钱的力量而不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们的梦想是与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xl]因此,要扭转人才外流而实现人才回归将是中国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i]“教育改革开放30年成就——教育交流与合作”,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29/info1223340061366629.htm (2008年10月20日)。本文中的留学生指的是出国学习和研究的学生和学者。
[ii]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Weili Ye,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ii] 1948-1955年间,美国国会拨款1000万美元向3641名中国留学生(几乎是当时全部在美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留在了美国。Mary Brown Bullock, “American Exchange with China, Revisited,” in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Eds.),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23-42; 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0), pp. 276-7.
[iv] 宋健,“百年接力留学潮”,《光明日报》2003年4月15日。
[v] 除特别说明外,本节内容取自神州学人网http://www.chisa.edu.cn/chisa/column/index/index.xml (2003年8月23日)。
[vi] “出国留学——中国开放的前奏”,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8-10/07/content_10158094_2.htm (2008年10月25日)。
[vii] Mary Brown Bullock, “American Scienc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Career of Zhou Peiyuan,” in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Jonathan N. Lipman, & Randall Stross (eds.),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0-223.
[viii]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1-210.
[ix] David Zweig and Chen Changgui, China’s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 View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the 1990s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x] 有学者质疑那些参加支持学生运动的真正动机是支持民主还是想方设法滞留美国。参见Leo A. Orleans,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rain Drain,”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p. 629-43.
[xi]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页。
[xii]江泽民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专访”,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830/108461.html (2003年8月1日)。
[xiii] Guochu Zhang and Wenjun Li,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China’s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in OECD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he Highly Skilled (Paris, France: OECD, 2001), pp. 189-200.
[xiv] 但是,近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与中学生甚至校学生出国留学有关。2003年,留学生统计的范畴改变,不再包括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参见科学技术部编,《中国科学技术指标(2004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xv] 回归率由到某一年为止的回国留学生数除以到那年为止的留学生总数得出。这一方法计算的回归率并不准确,因为没有回国的人中有的仍然是学生,有的留学生暂时没有回国。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本文只能用以此来大概估计人才流失的情况。
[xvi] Taiwan Statistical Databook 2002 (Taiwan: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2002), pp. 289-92.
[xvii] 陈学飞,“人才流动与留学效益之评说”,http://211.151.90.1/newchisa/web/0/2003-07-09/news_4873.asp (2003年7月24日)。
[xix] 赵汐潮,“关于进一步做好海外人才工作的思考”,http://www.caspe.ac.cn/forum/fu7001.html (2003年7月2日)。
[xx] 王丹红,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施一公:“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科学时报》2007年8月7日。
[xxi] Michael Finn, “Stay Rates of Foreign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 Universities, 2001” (Oak Ridge, T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gram 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2003);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Issue Brie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 Brain Drain or Brain Circulation? (revised) (Arlington, VA: The 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udies, NSF, November 10, 1998); NSF, Statistical Profiles of Foreign Doctoral Recipi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lans to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Arlington, VA: The 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udies, NSF, 1999); and Johnson, Jean M. Johnson, “Collaboration in S&T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an Antonio, TX: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March 8-12, 2000).
[xxii]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06), Table A3-18.
[xxiii]http://learning.sohu.com/2003/12/19/39/article 217113933.shtml (2003年12月 25日)。笔者的一项研究假设40%的科学家工程师拥有高级职称,人数为53万;并进一步假设其中三分之一为正教授或相当之称,人数为159000,这个数目接近这里给出的数目。Cong Cao, China’s Scientific Eli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p. 14-15。
[xxv] 即使用国际标准来衡量,200万人民币(当时相当于24万美元)资助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例如,加拿大政府为“希望之星”即年轻的教授设立的研究岗位,经费为每年7万美元。Wayne Kondro, “Canadian Universities: Massive Hiring Plan Aimed at Brain Gain,” Science, 286 (1999), pp. 652-3.
[xxvi] Cong Cao and Richard P. Suttmeier, “China’s New Scientific Elite: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s among Distinguished Young Scientists,” The China Quarterly, 168 (2001), pp. 959-83。参见http://www.nsfc.gov.cn/nsfc/desktop/jjyw.aspx@infoid=6105&moduleid=399.htm (2005年 9月12日)和http://www.chisa.edu.cn/chisa/article/20050913/20050913185_1.xml (2005年9月26日)。
[xxviii] AnnaLee Saxenian, Local and Global Networks of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Silicon Valley (San Francisco, C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2002).
[xxix] David Sheff, China Dawn: The Story of a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2).
[xxx] 《科技日报》2002年12月30日。
[xxxi] Cheng Li, “Coming Home to Teach: Status and Mobility of Returnee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Cheng Li (ed.),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1978-2003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pp. 69-110.
[xxxii] Carina Dennis, “China: Stem Cell Rises from the East,” Nature, 419 (2002), pp. 334-6. 但一旦美国对干细胞研究松绑,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离开。
[xxxiii] Sheff, China Dawn; and Jonathan Kaufman, “China Reforms Bring Back Executives Schooled in 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03.
[xxxiv] 李虎军,“‘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南方周末》2003年2月13日。
[xxxv] 李虎军,“清华聘教授年薪百万到底值不值?”《南方周末》2002年6月13日。
[xxxvi] Cheng Li, “Bringing China’s Best and Brightest Back Home: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Political Tens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11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e, 2004).
[xxxvii] Hyaeweol Choi,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ty: Asian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Praeger, 1995).
[xxxviii] 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and Zweig and Chen, China’s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
[xxxix] National Science Board (NSB),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orkforce: Realizing America’s Potential (Washington, DC: NSB, August 14, 2003).
[xl] Orleans,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rain Drain.”


聊聊“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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