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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黄建始老师 精选

已有 9369 次阅读 2011-8-19 02:04 |个人分类:医院里的故事|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协和,黄建始,公共卫生,医学,科学,SARS| 科学, 医学, 公共卫生, 协和, 黄建始

记忆中的黄建始老师

   

远帆

 

几个月前得知黄建始老师病重在协和血液科住院时,就已经于心底暗自难过。黄老师是我到协和之后认识的第一位教授,那时候所有人都叫他Jesse,完全没有院长、教授的架子,亲切至极。几次深入的交流下来,他给我带来了对医学的新认识,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尽管作为医学生的我们深知Multiple Myeloma III期意味着什么,但昨天从学校得知不幸的消息之后,想起黄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依然一时哽咽。

 

科学与技术

 

第一次与黄老师见面是在2009年暑期去多伦多Sickkids HospitalSummer Research Student之前,需要请一位老师作为校方代表成为我的联系人。那时候刚来协和人生地不熟,所有师兄师姐都说,“找Jesse,他一定帮忙!”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按约来到协和九号院黄老师办公室,并不宽敞的房间却很整洁明亮,充满生气。一进门还未自我介绍,黄老师就认出我来,说读过我在博客上面写的文章,要我坐下仔细聊聊,赞同之余又语重心长地说告诉我不要为自己现有的视野所局限。黄老师说做基础研究只是掌握“技术”,但是离“科学”还有一定差距。

 

那时候,在清华接受了两年半的基础科学教育,一心喜欢各种生命科学研究的进展,带着生物系老师们的嘱托,希望能够成为老师们希望的Physician Scientist。给我们上课的各位“海归”老师们也鼓励我们除了医生的日常工作外做一些有创新的基础研究工作。

 

看到我一脸不解的样子,黄老师问我面对SARS这样的公众健康热点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体现在哪里。当时的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小有了解,也阅读过不少相关文献,略知哪位院士领衔的小组与英国合作率先解析了SARS病的的结构,发表在Cell杂志上作为cover story;哪个小组在进行SARS疫苗的研制工作,取得了有效结果,并成为了一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非典型肺炎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制”……可是黄老师问我,我们真是靠这些高科技战胜SARS的吗?我一时语塞。

 

黄老师推荐给我一本书,是指挥灭除1910年东北鼠疫的伍连德博士传记。伍连德博士是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取得医学学位的华人,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当时国外专家所了解的鼠疫类型都是通过动物传播的腺鼠疫,没有在当地老鼠身上找到相关证据。伍博士提出了可人-人传播的肺鼠疫推断并在病人血液中找到鼠疫杆菌,然后将现代公共卫生的理念引进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隔离措施控制人口流动,分离可能感染者,严格处理感染者用过的物品,在当年控制了疫情,政治上保证了国家卫生系统不受外国列强的控制。在次年的国际鼠疫大会上,他受到各国推举,成为会议主席,成为华人科学界的楷模。梁启超曾评价说:“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伍连德先生像

 

面对SARS,当时的信息封锁造成了民众中的传闻和恐慌,卫生部下了死命令要求重灾区——北大人民医院控制住院内的感染,可是却很少下到一线了解情况。当公共卫生专家们深入到医院病房,却发现医生护士们还缺少必需的隔离措施,通风、隔离的环境都不符合要求,于是立即上报要求建立单独的小汤山医院,公开信息争得公众理解与支持,控制人口流动取消集会,在交通枢纽筛查并隔离所有可能接触者,实行严格的院内隔离制度。黄老师笑说,这些办法其实不都是将近100年前伍连德博士使用的方法吗?这里并没有耗费巨资、深入到分子水平的基础研究,可是里面蕴含着最简洁的科学道理,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这样看,科学其实比技术更高一个层面,包括了如何选择和运用技术,也包括了社会学的知识。在这次危机中,曾光老师、黄建始老师这样的公共卫生学者和所有在一线的临床医护人员们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但是坦白讲,黄老师的话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先前见过的生命科学家们确实带有了太多的光环。相比起来,黄老师不是百人计划,也不是“长江学者”,更没有占据科学杂志Science, Nature上的一页“纸”——“Paper”而成为院士。在学校他只负责这一个没有多少人的公共卫生学院,然后在协和医学生充满了代表“现代科学”的课程中间找到一个夹缝,利用一个模糊的“医学英语”课程,给我们补充其他课程没有的公共卫生学知识——而且,还不是考试科目。但是黄老师在用自己的努力做着值得尊敬的工作。

 

后来,随着对临床的逐渐了解,重新开始思考黄老师告诉我的话。面对不断攀升的AIDS患者数目,主要传染源从输血向性传播的迁移,尽管投入巨资的保护性疫苗的研制一直在给我们新的憧憬,但即使研制成功,让人群接种这样的疫苗是否为社会的灾难引来新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依赖高科技再也不惧怕HIV病毒。或许,解除贫困和不平等,通过教育让人们自尊自爱是阻止AIDS的真正办法。

 

更重要地,论患病率、致死率远高于SARSHIV的疾病又有许许多多。以肿瘤为例,中国大陆目前的肿瘤疾病谱正在快速接近西方,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的上升和饮食的精细化、婚育年龄的变迁、生活压力的增加有相关。除了期待NIH已经进行了50年却少有改变的癌症研究以外,我们是否应拯救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美国最著名的医学研究是Framingham Heart Study,利用很好的设计和随访,在几十年时间里寻找影响心血管疾病的因素,指导人们改进生活方式、高危人群服用适宜的药物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方法。黄老师告诉我,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最需要医生从事的,也是我们专长的其实是临床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杂志其实不仅有国内最热捧的Science, Nature, Cell,其实还有更多人关注的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以及JAMA等。

 

 

这几年在协和,每次因为各种设想或者计划找到黄老师,黄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和同学交流想法,他似乎是来者不拒的,放弃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因为他说希望能够对年轻医学生有一些影响,让我们有一些流行病学的观念,希望我们的思维从生物-医学模式扩展到生物-医学-社会-心理的模式。后来我们又一起参加活动,聊天讨论,尽管年纪相差不小,但黄老师的亲和力总是和我们年轻人走得很近。

 

后来,黄老师课题组每个月举办一次温故知新讨论会,一起分享好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我在上基础课程期间几乎参加了每次讨论,在一群公共卫生专业同学面前,黄老师总让我这个临床医学生站起来说说看法。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临床研究用主观感觉(例如疼痛分成10级让患者打分)来进行评估,笑话这种研究不如基础研究精确开始;到逐渐开始认识到有价值的临床研究工作之意义;再到读到阜外医院顾东风教授等人的研究,着实为国内学者也能做出一样优秀的工作而叹服。黄老师确实是给协和的医学生带来了除基础研究外的另一扇窗户。

 

当我们看到一些诸如“要求医院挂号排队不能超过10分钟”等行政命令的时候,要想到困难的症结,社会中各种慢性疾病(如糖尿病等)负担越来越重,多数没有很好的治愈办法,如果没有很好的一级预防,仅靠培养更多医学生、扩大医院门诊量、延长医生工作时间,恐怕永远也解决不了看病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被提到与糖尿病的基础分子水平研究至少相同的重要性上来,我们需要未来的Physician Scientist,我们或许更需要未来的Scientist Physician,形成“科学”的综合医疗体系。

 

 送别

 

与黄老师相识始于我的科学网博客,也用这一篇小文写给在另一个世界的黄建始老师。希望他再一次看到我的短文时,能够欣慰地看到,他辛勤的工作影响了一批协和学生。

 

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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