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该文刊发在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今日科苑》5月号上，网络首发。

当时应许编辑约稿，算是应急稿件，写得比较匆忙，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刊发时编辑添加了图片，发此博客时笔者重新配图。

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其实是很晚的事情，说最早，也要到了19世纪上半叶，或者说大科学家法拉第的时代。从那时起，科学与公众、科学家与公众才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紧密。

一、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科学与公众

近代科学的标志，一般以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为标志。此后，特别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奠定了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即依靠系统的实验以及数学逻辑探究自然的方式。到了19世纪上半叶，科学家开始与公众接触。在这之前，科学与公众发生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在东西方均如此。

最早的科学形态，产生于两河流域，但是当时是些什么人在做科学，并不清楚，尽管有许多写在泥板书上的楔形文字留了下来。后来到了古希腊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明确的科学研究者，当然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叫“自然哲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自然的本源发生了兴趣，产生了思考，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形成了最早的较为朴素的科学知识。所谓朴素，说白了就是现在看起了很小儿科的东西，但在当时很了不起。比如古希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勒斯，他认为万物源于水。现在看来，这有些不着调，比如石头、空气跟水没什么关系。不过，就整个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而言，泰勒斯的话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他首先用自然的东西去解释自然，而不再诉诸什么神灵鬼怪。这是很大的进步。当然，古希腊出现了许多类似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家，最著名的恐怕是亚里士多德了，有人说近代科学是在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各种学说基础上确立的。这反而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在古代的影响非常大。古希腊的这些自然哲学家，大多数是自由的有闲人，就是说他们要么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善于思考的人；还有的创立相应的学派，有的学派其实就是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如果说那时的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的话，也是很微弱、松散的，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小团体中传道、授业、解惑。到了公元5世纪时，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一直持续到了文艺复兴，这段时期科学事业一直受到宗教活动的压制，完全不成气候，科学与公众也无从谈起。

近代科学的发端，得益于欧洲众多科学团体的创立，当然那时科学仍未与公众发生关系，可以说是在科学家（当时仍叫自然哲学家）小圈子内的分享、交流。最早的是1603年意大利的猞猁学院，这个学院的徽标上有猞猁图案，因为猞猁目光敏锐、善于洞察，学院的会员大概取其意以研究自然。伽利略是该学院的会员。在17世纪，最著名的科学社团有166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及1666年成立的法兰西科学院，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成为会员们学术交流的平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

伽利略1609年手绘的月相图与NASA拍摄的月相图对比

再来看东方，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发展了卓越的实用技术，尽管在天文、数学领域也有拿得出手的科学成果，但总体而言属于发育早，进展缓慢，道路异常曲折的状态（比如宋元时期水平较高的数学到了明清反而衰落）。而且我国古代在探索自然上有成就者一般依附于封建官僚体制，比如被李约瑟评价很高的沈括，晚年写就的《梦溪笔谈》，类似于现在的高级官员退休后写的回忆录。底层的知识分子极少有对自然现象产生兴趣，因为他们还要为仕途奔波，皓首穷经于古代圣贤的浩瀚典籍。康熙算是古代皇帝中科学素质较高的一位，但他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已，与同时期慷慨资助成立法兰西科学院的路易十四相比不知道差到哪去了。在我国，科学与公众真正产生关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下文再说。

二、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 

1799年，英国皇家研究院（注意与前面提到的皇家科学院区别）成立。这是近代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皇家研究院有“研究”之名，但其创立之初的重心是普及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特别是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机械发明、装备设施等。该学院的成立与美国科学家汤普森有关，他在热学上有重要贡献，后来到了英国被封为伦福德伯爵，因此也叫伦福德。

成就皇家科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叫戴维。我们都知道化学上的元素周期表，现在知道的元素不到120种，可是戴维一人就发现了7种！真不愧是元素发现史上的巨匠，不过，这还不是戴维最大的功劳，他最大的功劳是发现了法拉第。有人说法拉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这并非溢美之词。戴维发现法拉第以及后来法拉第在电磁领域，特别是对科普事业的影响，是19世纪上半叶科学与公众关系的一个缩影。

1801年，戴维开始在皇家研究院做公开演讲，他口才极好，又善于展示新的化学实验，结果场场爆满。后来，戴维时常会在皇家研究院做类似演讲。1812年，当时在一家书籍装订店作店员的法拉第得到一张演讲的入场券。他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因为家境不好，13岁便出来做装订工，他得知皇家研究院的演讲很精彩，但一直没机会去。这下机会来了，他不仅认真听了，还做了详实的笔记。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法拉第连续听了戴维的多场演讲后，他很希望跟戴维学习，便把装订好的笔记送给了戴维。戴维看完他的笔记，深受感动，并认为他是个好苗子，结果让他做了自己的助手。从此，法拉第迈出了自己科学事业的第一步，直到后来在电磁学领域立下了赫赫功勋。

发表时，用的另一张更常见的法拉第演讲图，这里换一张。

而且，法拉第继承了戴维面向公众演讲的事业，此传统便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伦敦圣诞讲座。从1827年开始到1860年，法拉第在皇家研究院做了19次（年）圣诞讲座。其中最著名的是1848年和1860年演讲的《蜡烛的化学史》。该演讲后来被整理出版，中文名字是《蜡烛的故事》，是科学家向公众普及科学的杰出典范，尤其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在法拉第之后，又有知名科学家丁铎尔担当圣诞讲座的演讲人。

英国科学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一直保持了好的传统，20世纪以来的道金斯，近些年在媒体上活跃的考克斯等，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三、科学与公众的新型关系

二战以来，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新的转向。这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公众认识到科学与人类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是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科普，或者说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以缓解科学和公众在新时期面临的紧张关系。二战中核武器的使用，使对日作战较早结束，整体上减少了因攻占日本本土造成的巨大伤亡。但是，原子弹使用的结果，还是让民众对这种新式武器产生了恐慌，因为核武器的杀伤力太大了。尽管后来由于大国间政治力量的平衡，使得核战争暂时避免，但蘑菇云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公众的心头。1960年代，以卡逊《寂寞的春天》为代表的环保运动兴起，进而使公众担心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其实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仍需要依赖科技，但是无形中，公众对科技发生了疏远。

到了1985年，哈雷彗星光临地球。美国科学促进会在这一年启动了一项意义长远的科学教育计划——“2061计划”，因为在2061年哈雷彗星将再次光临地球，该计划旨在为美国有机会能看到2061年哈雷彗星回归的少年提供坚实的科学素质。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全球以及地方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由这些科学知识塑造起来的年轻人。

临时加的一幅漫画，“念人生之须臾，羡哈雷之无穷”

比美国稍早，英国1982年皇家学会也出台了一份有关科学教育的报告。到了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公布了一份《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该报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社会对科学与公众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该报告的核心理念是，当今社会，如果公众要参与公共决策或者个人事务，必须更好、更多地理解科学。该报告涉及了许多方面，包括学校的科学教育、大众传媒、科学共同体、公共活动及工业等等。到了2000年，英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政府应对疯牛病问题不当，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为此英国上议院发布了一份《科学与社会》的报告，及时调整了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的政策。

最后回到我国，我国有与西方任何国家不同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曾发动了大规模的科普运动，尽管在形式、方法上有商榷之处，但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效果。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期走了弯路，就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众多的“神功大师”、“特异功能”者等等，群众性的科普工作遭到挫折。2002年，我国《科普法》颁布，科普事业也迎来了春天。同时，中国科协牵头对全国公众的科学素质展开了调查。到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达到6.2%，不过与美国等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注：此说法似有争议，比如科学网上刘li教授认为差距不大，因为国内评测体系有问题）。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为“十三五”期间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提供了保障措施。回想起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提出的“德赛”二先生，一百年后“赛先生”初步有了令人欣喜的硕果，真可谓：道路漫漫、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