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面这篇小文完成于2005年，当时我在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读硕士。当时曾投给了《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书评栏目，后来被王扬宗老师（当时他是主编，可能兼此文的审稿人）批评了一通，最终没录用。我稍作修正后投给了上海大学的《自然杂志》，刊在了当年第5期上。当时对吴以义先生并不熟悉，这些年拜读了他的几本书，才熟悉起来。《海客述奇》算是他的一本科学文化小品书了，真正见功力的还是他的《溪河溯源：吴以义科学史论集》、《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库恩与他的理论》（这几本我都认真读过），还有去年出版的《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说的确立》——我还没拜读。关于《海客述奇》专业、精到的书评见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老师的《当“焘大使”遭遇“福先生”——评吴以义〈海客述奇〉》——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下面是笔者的书评原文。

                            两种文化的一次碰撞

一提到“两种文化”，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的瑞德演讲中提到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不过，本文指的“两种文化”不是斯诺所指的，而是特指吴以义先生所著《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一书讲到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文化。“这本小书讲述的是一个伟大过程的一个片断、一个方面。时间选在同治光绪年间，即1865—1880年，时届国人接触西学之初；地点选在英国，是为当时西洋发达的首善之地；主人翁是七八位中国的读书人；而主题却是这些人对科学观念及其技术应用的反应。”^［1］作者以翔实的资料（主要是这些海客——第一批出洋的国人——的日记）为佐证，让我们看到了国人第一次跨出国门时与西方科技文明相遇的情形，并且就中西方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一对比，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根源。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作者没有给它们安排章节，但这七个部分相当于一般书中的七章，这不包括自序、引言和结语），它们依次是：离开父母之邦去事奉鬼佬的人们、万兽园（Zoological Gardens）、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皇家学会（RoyalSociety）、化学（Chemistry）、邮电局（PostOffice-Telegraph）、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粗一看，有些内容与科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呀。其实，除了第一部分是为介绍主人翁登场作铺垫外，其余部分的标题本身就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万兽园就是我们所言的动物园，这与西方近代的博物学密切相关；天文台与天文学自不必说；皇家学会乃近代科学建制化的嚆矢，并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化学也不必言；邮电局乃西方近代电磁学发展之结果；大英博物馆固然与博物学有涉，但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当时英国科学传播的重要场所。作者所选这些内容的确是当时国人大开眼界的事物，就像刘姥姥闯进了大观园，一切都那样的新鲜与神秘。

该书之引言，构思甚巧，寓意极深。那是1877年1月25日下午，慈禧、慈安太后钦点的钦差大使郭嵩焘及其译员张德彝刚到英伦三日，两人决定出去走走以察看大英的人文风俗，不料巧遇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和其助手华生并且被他们识破了身份。郭大使顿时感到奇怪，后经福尔摩斯一番解释，原来他用了“观察—推理—提出假说—验证—得出结论”这一套科学方法而推断他们身份的。郭大使当即对张德彝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英人观人为事细密如此，颇合于古人所谓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知著之意。且推理精妙，非通《易》者不能领会其奥意，此所谓智者也。”^［2］当然，这是作者杜撰的一个故事。不过，通过此故事表现海客的惊奇与偏见，也可称得上是全书的一个缩影。该书正是如此，通过第一批出洋的海客们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录来反映中西方风格迥异的两种文化。

书的第一部分其实是为主人翁亮相搭的舞台。作者一一介绍了书中出现的海客姓名及其各自身世经历，他们是斌椿、张德彝、王韬、郭嵩焘、刘锡鸿等。

此后作者便像一位导游带我们进入江南园林似的，移步换景，一部分便是一方天地，虽然海客们看到的都是惊异之象——远非大清所有，但又因人、因物、所思、所记各异，正好从不同的侧面反应了这两种文化初次碰撞时的复杂微妙之处。我择书中所述精彩或有意义的几处述之。

一、一堆知识的聚集并不能构成科学

这是作者在谈到生物学的知识从博物学前进到进化论时分析中西方两种文化而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其用意在言科学理论是一个体系，并且这个体系有其生长的土壤，也就是通过科学方法（归纳、演绎、逻辑、实验）寻求科学知识，然后把其普及、传播给大众，形成科学文化的过程。而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中，虽然有众多的“科学知识”（大多数是经验性的总结），但是因为没有一套科学方法，因此每一次“科学发现”都成了历史上的一次孤立事件，而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体系。我们以哈雷彗星的发现为例，从公元前240年到1910年间哈雷彗星一共光顾地球29次，我国史籍均有记载；而英国科学家哈雷根据1531年、1607年两次彗星的轨道记录，并在亲自观测1682年出现的彗星后，便认识到这三次彗星应该是同一颗彗星，而作出预言：该彗星会在1758年底或1759年初再次光临地球。后来，观测证实了哈雷的预言，该彗星也因此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很巧的是，书中记载了光绪四年五月郭大使在大英外科院博物馆参观时的一段记录：

……弗娄尔取人手足指骨及储鸟骨兽骨，下至鱼虫，以观其用，其理皆同。盖自腕骨歧分为五，亦各分五节，与鸟虫无异，兽趾或五或三，或二或一，而胫骨之上亦常有五小骨相倚，而其下并合为一，是以其行疾而远。鱼翅之小骨相比，亦与人手足同。^［3］

与此类似，郭还在皇家花园看到了植物的分布，在牛津看到了灭绝动物的化石，以及对法尔格生环游地球见闻的记录等，但是“有趣的是，这些被郭嵩焘摘录下来的异事，全都见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似乎不能简单地归于巧合。”^［4］作者认为：“现代科学的观念和结论，只有在它自身的系统中才有意义，才能被理解。零星摭取的个别论点和论据，只能作为异事，而不能作为文化被人理解和接收。”^［5］从以上发现哈雷彗星和与达尔文《物种起源》“巧合”的记录两例事件的确折射出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差异。我们强于观察综合，但缺乏理论分析，无法从堆积的经验材料上升到逻辑理论，因此就无以建立科学体系。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的土壤，而是因为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被迫割地赔款，国人哪里有心思考虑科学文化这种“奢侈”的事情。当然后来的洋务自强、御辱图存的确是“拿来主义”——先把国外的“物质文明”引进来，否则“国将不国”了，谁有暇去探求科学文化呢？！（真正探求科学文化则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时期）当然，这样讲也的确有当时的历史与境，不过我们还是用这种“与境”的思维，来看从明清以降直至两次鸦片战争，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又如何呢？这便引出了我要谈的第二个话题。

二、从“道、器”之说谈开去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目睹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惊奇是自然的事情，不过，他们心中并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奇巧淫技，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行而下之学问也，大丈夫应当寻求行而上之大道。当时的数学家李善兰曾说数学“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1，P49］并以为数学是最大的学问，可王韬一言以否之：“算者六艺之一，不过行而下者耳，于身心性命之学何涉。”^［6］当郭嵩焘初次接触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时，他言曰：“近见西译书，言日不动地动，颇以为疑。”^［7］试想西方1543年哥白尼便出版了他的《天体运行论》，而在我国最早介绍日心说的是174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所著的《坤舆全图说》。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日心说这一西洋近代学术的核心观念，在中国并没有被普遍的接收。”^［8］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西方科学观念的传入呢？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鄙视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西学中源”流毒的影响。明朝遗民黄宗羲曾对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我国称勾股定理）发过如下感慨：“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9］再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明末清初一位叫杨光先的钦天监顽拒西方历法，他曾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0］这种流毒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传入起了很大阻碍作用。书中还谈到了另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我姑且称之为“学问态度”的问题。在“皇家学会”这部分，谈到那些海客们描述或记载他们看到的西方光学实验时，不约而同地用到了“气”这个字眼。作者认为我们国家之所以科学文化不畅，很大原因在于科学概念用之不确。“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气的概念是无处不在，而且是不可须臾或缺的：文天祥有正气，李林甫有邪气，皇宫有帝王之气，秋天有萧索之气，冷子兴用它来分析荣国府，沈括用它来解释太阴玄精等，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很多说不清的事……”^［11］作者又引出了严复在1909年出版的《名学浅说》中对此现象的痛斥：“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界说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然则凡先生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何以异乎？”^［12］作者认为：“以科学革命为起点的近代科学的第一要义恰恰就是要明白地、无歧义地定义基本概念。”^［13］对于第一批目睹西方科学实验的海客而言，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结构还无法与风格迥异的科学文化相融通，因此只好用“气”而统之，可见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之甚。不由地想起去年杨振宁先生谈到《易经》时称其阻碍了我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我们传统思维中致命的缺陷在于存有大量的“模糊概念”，什么“气”、“阴阳、”“天人合一”等，任何人都可以大谈一通，连规范都没有，何谈理论体系。我很欣赏胡适1960年7月11日在美国西雅图一次学术会议上作的题为“中华传统及其将来”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对于这些文化方面的伤亡，我们不必难过，它们的废除或解体，应该视为中国从它孤立的文明枷锁中得到解放。

新文化成分的接收，正可以使旧文化内容丰饶，增加活力，我永远不畏惧中国文明于大量废弃本身事物及大量接收外国事物后，发生变体或趋于灭亡的危险。”^［14］

尽管这些话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现在仍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三、如何使科学文化扎根

书中有一段描写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文化蔚然成风的景象。

“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最突出特点是科学成了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处。影响所及，游览的好去处是皇家动物园和大英博物馆；休闲则是去皇家科学院听科学家演讲，电化学和电磁学的开山大师戴维爵士和法拉第都是这种讲演最成功的主讲人，而赫胥黎的讲演则场面更加火爆；H.G.Wells的科幻小说、WilkieCollins的《月亮宝石》以及稍后科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正脍炙人口，这些小说现在读起来就像是一本本科学方法论的教科书。”^［15］

这里我想谈谈科学文化传播的问题，至于物化的科学技术成果，在现代社会自然无需顾虑，但对于科学精神的传播、科学文化的扎根，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诚如作者所言：“中国文化对于西洋科学及其观念的反应，有猎取个别成果，接收系统知识和理解其文化内涵三个层面。”^［16］平时我们关注的往往是前两个层面，对于第三个层面极少考虑。这无疑与我们传统的治学倾向有关，即实用性倾向，这恰好也是李约瑟问题解答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追求很强的实用性，所以使得我国古代的科学知识成就很大，但也正是这种实用性倾向，没有理论支撑而丧失生命力，导致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科学文化的扎根，究其功是科学文化传播的结果。当然这种传播的宗旨就是要使科学研究中的求是、求证、理性精神逐步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去，但是现在“这一精神对于中国文化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外在。”^［17］在欧美各国，科学传播已经从纯粹重视科学知识的传统科普走向了“公众理解科学”阶段。英国的科学文化传播很值得我们借鉴，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一些大科学家便身体力行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理念。正是这一传统使得科学文化牢牢地扎根于英伦。现在，由英国皇家学会倡导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的目的是要“每个人都需要对科学、科学的成果以及科学的局限有一定的了解。”^［18］这一运动的理念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包含了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许多观点。科学文化传播成效的评测，国际上采用的标准是“科学素养”的高低。据最近一次调查（2003年），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水平仅为1.98%（博主按：目前最新的数据是2010年测评的结果是3.27%），而欧盟在1992年已经达到5％，美国在2000年已达17％，可见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相当大。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基础在于“科学教育”，因为科学体系有其独特的一套规范、概念、术语，公众倘若不接收充分的“科学教育”（寓于国民普通教育之中），那么提高国民素质就无从谈起。此外，政府、科学共同体、公众、媒体、非政府组织应该携起手来，多渠道、全方位地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

的确，这本只有8万多字的小书其中的寓意远远超出了文字所述。作者“利用这些登陆瀛洲的海客的日记看看他们对维多利亚科学观念和技术成就的反应，看看科学技术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认知结构完全不同的文化的传播过程。”该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史料翔实、分析精辟；二是文风别具一格，很有文言古风之余韵，但完全不碍阅读，反而更添情趣。另外需说明的是此书是从台湾三民书局繁体版本转印为大陆简体版的，因此有些用词可能与我们的用法有别，比如我们写作的“按照”该书写为“案照”，但愿不要认为是错别字就好。最后，我以一首藏头打油诗（海客述奇，中西不同）作为该书内容以及寓意的概括。

海外初遇赛先生，

客人来自大清廷。

述笔满是惊诧事，

奇在另一文化中。

中华传统倾实用，

西洋理性重实证。

不需讥笑鸿儒痴，

同心同德谋复兴。

参考文献：

［1］［2］［3］［4］［5］［6］［7］［8］［11］［12］［13］［14］［15］［16］［17］吴以义．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自序，自序，41，41，42，49，49，51，84，84，84，179，68，结语，结语．

［9］［10］侯样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70，166．

［18］［英］英国皇家学会（唐英英译，刘华杰校）．公众理解科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