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60周年所庆（2017-1-1）征文写的一篇稿子。其中有关许良英先生的回忆文字，过去曾在网上发过，只是那里表述略详细一些。当时和许先生合影的一张照片，一时也找不到了。                                            

前  言

我是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博士，跟张柏春、万辅彬老师攻读技术史，主要做元代王祯《农书》的研究。在毕业前打印的专业课成绩单上，有西方科学史（郝刘祥、袁江洋、方在庆老师讲授）、科学技术史文献学（韩毅老师讲授）、竺可桢科学史讲席课程（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讲授）、技术史研究方法（张柏春老师讲授）、技术史料学（张柏春老师讲授）。前三门课程基本是和当时的博士生、硕士生一起读的，后两门课程是张老师组织的讨论班，除了同门的陈悦师姐、孙烈、王斌、李雪和我外，那时邹大海老师的学生陈巍、罗桂环老师的学生李昂、王扬宗老师的学生胡孝忠也跟我们一起讨论。在研究所读书期间，我受到多位老师的指导、教诲，无论是直接的抑或间接的，尽管上述成绩单上仅列有5门课。值此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我准备回忆下我认识并有直接交往的几位老先生。下文按照老先生的年龄顺序讲述。

一、许良英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那时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当天我就从网上得知了消息，那天是腊月十七，我已经买好了回老家河北的火车票，但得知30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决定改签从北京中转再回老家。后来得以成行，也满足了我一个心愿，对自己敬仰的科学和民主斗士致敬和告别。那次北京之行后，我写过一篇小文《一件小事——追忆许良英先生》发布在网上（当时是写在我百度博客的，后来百度停止了博客运营，它在网上也找不到了）。那篇小文回忆了我与许先生仅有的一次交往。那是2008年，研究所找了几位科技史领域的老前辈给大家做讲座，主要是本所的专家，所外的有樊洪业先生。4月29日是许良英先生的报告日，他的题目是《（对）科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思考》。当时他已经88岁高龄，但讲起话来劲头非常足，对某些大领导不干实事乱挂名的现象直接指名斥责，一点都不畏惧、忌讳。2013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在整理他的讲话稿时把一些批评讲话都删除了。整理稿中第二个问题刊载时没有说明提问者，那是我提问的。记得讲座后，许多同学反映听不懂，不是听不懂内容，而是许先生是浙江临海人，讲话口音严重，但我完全能听懂，也可能是集中精力听的缘故吧。

讲座结束之后，许先生到东小院小憩。我崇仰他许久，希望得到他一个签名。就跑去宿舍拿了手头《爱因斯坦全集》中的一本请他签名，他拿起书说这书与他无关，因为不是他写或翻译的，所以不给我签。我颇觉得尴尬，又有些失望，但不想错过机会，想到我曾买有两本《科学世界》杂志出版的爱因斯坦专辑（2005年世界物理年专号），准备送他一本换一个签名。果然奏效了，他翻看下那本杂志，因为全是讲爱因斯坦的，他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就在我留下的那本扉页上签了名。他走的时候，邹大海老师和我送他到门口，由于他的视力很差，下东门台阶时我去扶他，他执意要自己走，不肯让人搀扶。望着他的背影上车而去，此后再没见到他。许先生去世后，我写了一幅挽联悼念：心忧民主科学，九十三年遗直在；力喊启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沉。许先生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少有的骨气、胆识和良知，这些与他一生欣赏的爱因斯坦有许多相似，这是我最最钦佩他的地方。

二、潘吉星

在本文回忆的几位老先生中，潘先生的研究与我的最接近，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天工开物》及作者宋应星做了扎实研究。这些工作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对《天工开物》的版本做了系统梳理，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我第一次见到潘先生，也是在2008年研究所组织的名家讲座中。那次潘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技术史的研究方法》。

讲座后，我让同学胡孝忠给我和潘先生合一张影。然后和他聊到门口，我当时正在研究王祯《农书》，知道他过去为研究《天工开物》到过江西奉新做过调查，就征求他相关意见。他鼓励我应该到王祯创作《农书》的地方看一看，会有所收获。我谨记在心，后来我专门去了安徽旌德、绩溪一趟，特别是在绩溪看到了一座水力碓磨系统，对理解《农书》中的碓磨系统很有帮助。

潘先生笔耕不辍，2012年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今年又完成了皇皇巨著《中国火药史》。2016年9月，在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火药史》出版座谈会上，我又见到潘先生，他已经85岁了，但讲起话来铿锵有力，给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几十年研究火药史的经历。衷心希望潘先生健康长寿，为我国技术史学界再添佳作。

潘先生（右三）在《中国火药史》出版座谈会上

   三、刘广定

   刘广定先生早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来才投身于科学史研究，2002年出版有《中国科学史论集》。记得2011年第九届少数民族科学史会议在西宁召开时，我与台湾科学史学者张之杰先生聊天，他跟我说，在台湾专业做科学史的黄一农成就最大，而业余（转行）做科学史的当属刘广定先生。2008年春季，刘广定先生担任竺可桢科学史讲席课程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他研究我国科技史的一些方法和心得。因此我有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也因为他的授课，我发表了在科技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

刘广定先生和我们在孚王府合影

在刘先生的课程中，有两次专门谈到《考工记》，一次是谈《考工记》记载到冶炼中“六剂”的问题，并延伸到对《考工记》成书年代的质疑；另一次是谈《考工记》的车轮，从出土的先秦、秦代车轮的车制，同样质疑了成书年代。

这启发和引导了我对《考工记》的兴趣，于是集中精力钻研该书，当时入门的本子选了戴吾三教授编著的《考工记图说》。在研读的过程中，发现刘广定先生在考虑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车轮“轮径/牙围”时并未注意一号铜车马其他结构与《考工记》并不对应的问题；此外还发现戴教授对《考工记》记载的“量其薮以黍”有问题，因此写就了一篇小论文《〈考工记〉中车制问题两点商榷》，发表在了当年第4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科技史论文，文末我写道：文中第一个问题受刘广定先生启发颇多，特此致谢。

在刘先生授课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因“戏”产生的故事。当时课代表硕士生邸利会告诉我，刘广定先生喜欢听京剧。恰好4月29日在玉泉路校区有中国戏曲学院一场献艺表演，我28日给他邮件，问如果他和刘钝老师一起去的话（当时竺可桢讲席教授由刘钝老师联系负责，我想若去他们会一起），我可以联系两张票。献演的票是免费的，但需要提前预定。他当日便回信说，第二天晚上已经有安排。不过，他问我下周长安大戏院是否有演出，若有的话，要我陪他去看场戏，同时特别注明是老戏。我查了一下，长安大戏院传统剧目的演出最早是5月16日了（五一期间他要去合肥），和他商议后定了下来。5月16日午后，他在东小院临时办公处简单收拾了下，把打印好的成绩单交给彭冬玲老师，然后我陪着他先去了后海，我印象中他小时候在那里住过（记不确切了？），只是那里的环境已经大变。我们坐在后海边小憩，然后到了德胜门箭楼，不巧的是，由于时间晚了，没能进入。随后我们去了王府井一家奥运会纪念品商店，大概是他想买几件奥运礼物，而且那里距长安大戏院也很近。在王府井吃过晚饭后，我们便去长安大戏院听了传统剧目赤桑镇、探阴山和将相和，记得有著名京剧演员康万生、邓沐玮、孟广禄等。随后我送他回保福寺桥的临时住处，因为他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我送他事先买好的两本有关“红学”的书作礼物，他发现其中一本已有，就只收了另一本。为什么买红学的书呢？因为刘先生业余还钻研红学，并且著有《化外谈红》5月11日，王扬宗老师还专门为刘先生在国家科学图书馆做了一次有关红学的讲座，题目是“化学家眼中的‘红学’”。2008年晚些时候，恰逢王扬宗老师到台北出差，我让胡孝忠帮我委托王老师转送刘先生另一本红学的书。王老师返回时，带给了我一本刘先生签名的《中国科学史论集》。

此后，2009年美国席文教授到所担任竺可桢教授讲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了系列讲座，我把讲座的电子版分享给了刘先生。他还询问我席文教授用英语授课时学生的反馈如何。当年年底，我在《考古》杂志上读到一篇讲古代蒸馏酒的文献，因为刘先生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就发给了他。他回信表示认同，同时还告诉我江苏京剧院到台北演出，他听了感觉很一般，不由感概京剧没落了。

2010年我从所里毕业后，再没有与他联系过。印象中，刘先生非常和蔼、谦谦君子，讲课中非常注重和学生交流。还有一件事，我最近才搞明白。记得当时他授课时，只要谈到沈括与《梦溪笔谈》，他总要把“括”字读成guā，我当时认为可能是他把“括”看作了“刮”。直到最近听台湾周维强博士一次讲座，也把沈括读作了沈guā，我才核实了下，原来台湾就是这么读的。

四、郭书春

在研究所读书期间，最“熟悉”的老先生莫过于郭先生了。这里的“熟悉”谈不上专业程度方面的了解，因为他是做数学史的，与我的研究相距较远。但是由于他到研究所最“勤”，见得最多，所以就算最熟悉了。在孚王府期间，我常到位于后大殿的期刊室去看些或借些科普杂志，时常遇到在内室查资料的郭先生。他总是挎一个大的电脑包，来去匆匆。一次在后罩楼的图书馆遇到郭先生与一中年男子，郭先生介绍说那位是钱宝琮先生的孙子钱永红，当时钱刚完成《一代学人钱宝琮》，是到所里捐赠图书的。他们在图书馆一楼的合影是我拍摄的。

大约2009年前后，郭先生在研究所为研究数学史的学生（如朱一文、陈巍等）等开设过一门课程，也欢迎其他同学旁听，地点是在东小院的教室。当时我忙于博士论文，就没去学习，现在想来挺遗憾。

在研究态度上，对郭先生印象最深是他的“富矿”论。大致是说，过去有人说中国古代数学史已经被李俨、钱宝琮等前辈做的差不多了，剩下的成了“贫矿”。他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仍是“富矿”，大有作为。我在学习古代技术史的时候，发现也有同感，受郭先生启发，我在2011年《科技导报》上发了一篇小文“科技史是常为新的”，谈了自己学习、研究的一点心得，算是和郭先生共鸣。

2013年春天，关晓武老师向郭先生推荐我，让我承担郭先生主编的“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中的机械技术史分册撰写工作。写作期间，郭先生不断鼓励、催促，终于在2015年12月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

结束语

其实有过直接交往的老先生不止上述四位，还有如陈久金、戴念祖、华觉明、董光璧等先生，尽管有的只是一件小事的往来，他们肯定早不记得了，但先生们通过言传身教或者学术成果，鼓舞、激励着后学不忘初心、继续向前。

谨以此文献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