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生朋友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他的信条，而我永远是他们的榜样，相信新的一年我会有新的开始。

其实，他不知道，之前我才看了纪实栏目《大师》（即英文的“master”），主要讲了两个人的故事：一位是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一位是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在家人和朋友的述说中，这两位的“大师之路”截然不同，尽管二人生前都已成名。关于黎锦晖，现在已然很少有人知道他了，他既是儿童歌舞音乐作家，又是中国流行音乐奠基者，分别写有《麻雀与小孩》和《毛毛雨》等开山之作。而他并非音乐界的学院派，实打实地是一个外来“闯入者”，还主编了《小朋友》周刊。他的作品曾经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人们从中受到了教益，也得到了欢乐。他被深深地定格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解放后仍在那儿了结了余生。

不是说，以前我们便称黎锦晖为“master”，准确地讲，这一头衔是现在所赋予的。

关于陶行知，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到美国留过学，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他亲眼目睹了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整个中国都处于嬴弱之中。要兴国，得靠教育；要救民，得靠教育。于是，他走进了南京市郊一个叫小庄的村庄，开始了他的平民教育运动。他改“小”为“晓”，寓意“光明”，使小村庄变成了中国教育的实验田。

在历史的影像资料中，我不止一次看到，他落款的名字是“陶知行”。可后来为什么改名了呢？我想这与他的思想转变是不无相关的。先知而后行，这是智者之虑；先行而后知，这是行者之思。知与行，孰先孰后，无不考量着我们想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教育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社会即学校”，社会是我们最好的大学堂；“教学做合一”，教和学的最终落脚点是要会做。这些教育理念和思想，恐怕我们今天都未真正做到。这说明中国不乏先进的教育思想，所缺少的是去实践的热情和能力。

写到此，我不禁又想起那位学生朋友的话，他说我是他们的“榜样”，我自己却不知在哪方面可以为之？我们的习惯是，“榜样”是拿来学习的，“master”是用来敬畏的，从“榜样”到“master”，意味着那谁与我们的隔离。

我知道，我断然不是谁的“榜样”，我也断然不能做“master”，我须先走着再说。

2012年1月23日年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