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受疫情影响情况比较特殊，许多事情无规律可循。如果是往年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中毕业班离校的时间。离校前许多班级一般要搞一次聚餐联欢会活动，俗称散伙饭。2020年夏季高考再过几天就要开考了，又到了高中毕业生吃散伙饭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高中毕业那年的散伙饭。

那年夏天，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考上大学。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农村毛蛋孩子，一起啃了两年的硬窝窝头，喝了湖西红校老砖井里两年的苦涩井水，消磨掉劳改犯一样的青春时光，马上就要树倒猢狲散了。

按照往年惯例，毕业班离校时，湖西红校伙房都要组织一次会餐。聚餐地点在校园大杨树底下，这个地方也是同学们平常的就餐区。聚餐形式有些像不设坐位的自助餐形式的西餐冷餐会。雪白的杠子馍，一份由时令蔬菜汇炒而成的炖菜。拔开碗顶上浇着的两片厚厚的肥猪肉片，一定少不了圆圆的炸丸子，同学们戏称是滚蛋丸。最后一届高中班马上毕业，吃完这几个滚蛋丸，同学们就要各奔东西了。同学们在家休整几天，然后去县城参加1982年的高考。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

记得当年的班主任是张树良老师，同学们背后给他老人家起了个绰号叫“黄鼠狼”。会餐那天，“黄鼠狼”老师拿来几瓶酒，把酒均到男同学的搪瓷茶缸子里。每个人内心都不平静，都装得像英雄好汉似的，举着茶缸子，相互碰杯祝福，说着“苟富贵无相忘”之类的豪言壮语。送走这届高中班，“黄鼠狼”老师就要退休了。高中老师几乎人人都有绰号。教几何课的毕老师，他的绰号叫“屁打胳拉肢”。起因是毕老师讲勾股定理时，提到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由于“毕达哥拉斯”读音与鲁西南粗话“屁打胳拉肢”发音近似，于是给毕老师取了个洋绰号。“屁打胳拉肢”老师是山师大数学系毕业的，WG时期被发配到湖西红校，暑假后他也要调到县一中教高中了。教物理课的李慕德老师是一位民办老师，他的绰号叫“阿基米德”。那年，阿基米德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参加高考，他比我们学得刻苦。那天，因熬夜而消瘦不堪的阿基米德老师呆若木鸡。几天后，他将跟自己的学生一起到县城参加高考，改变民办教师的身份。

班长高亮同学，春节开学后被选拔去干公社秘书了，据传是他本家在县委当官的叔叔帮他操作的。离校这天，高亮也请假从公社赶了过来，装腔作势地说着半文的官话。他跟我们临班一个绰号叫“娇滴滴”女生谈恋爱，两人关系已经公开。老师同学们都巴结他，围着高亮纷纷给他敬酒，追问他什么时候喝你们俩的喜酒啊。我们班的大诗人李木耳喝醉了，孤独地站在一旁傻笑着，用诗一样的语言狂妄地叫嚣：“啊，一颗新星，即将从湖西红校冉冉升起，从十八洼到斯德哥尔摩的距离，并不遥远！”。我班有个绰号同学叫许半仙，因在高二上劳动课稻谷脱粒时，不小心被脱粒机缠住手，一只手残废了。那天他貌似喝醉了，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许半仙的哭声打动了湖西红校校长“吕不韦”的恻隐之心，吕校长过来安慰许半仙，拍着胸口许诺要替他向公社反映反映，争取给许半仙一个说法。因为许半仙的一只手毕竟是在红校学习阶段丢掉的，应该算作工伤。两个月后，在吕校长的积极争取下，许半仙同学如愿以尝地被安排到公社看大门了。我的同桌刘同学经常上课睡觉，人送绰号刘迷瞪，我们俩关系挺铁的。那天的散伙饭我感到些许的失落，原因是刘迷瞪同学未能参加聚餐活动。六月份高考复习冲刺的的时候，同桌刘迷瞪的娘生病无人照料，他便请假回老家伺候他娘了。刘迷瞪娘病情加重，住进了县医院。刘迷瞪同学没能赶来参加毕业散伙饭，最后他也没有参加那年的高考。

当年毕业生师生之间，流行的毕业纪念礼物是送塑料皮日记本。散伙饭结束后，我把准备赠给老师的塑料皮日记本，偷偷放在“黄鼠狼”老师、教化学课的金子美老师、“屁打胳拉肢”老师和阿基米德老师的办公桌上，以感谢老师们对自己的教育培养。读高中时，母校湖西红校还没有通电，晚自习是点着汽灯上课。我们班点汽灯任务是由我来承担的。离校那天，我最后一次把汽灯擦得诤明瓦亮，把汽灯放到班主任“黄鼠狼”老师的办公桌上。当年我们农村高中条件差，住校生床铺都是自己从家里拉来的，毕业了要把这些东西全拉回家。木床、稻草苫子、芦席、被褥行囊和一摞破书，满满地装了一排车。

那天散伙饭结束后，我独自一人拉着地排车，从学校那所破烂土围墙的豁口里钻出来，走出校园林木的阴凉，走进七月火辣辣的日头下。当我走出校门，回头注视那座破破烂烂的孤岛一般的校园，一种茫然无措复杂的感觉浮上心头，突然鼻子酸溜溜地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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