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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禽择木而栖—谈中国科学研究中的人才政策和人才环境 精选

已有 4620 次阅读 2008-5-15 22:50 |个人分类:评论|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几年前的旧文,曾发表于Nature China Voic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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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所有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这在任何地区,对任何行业都没有例外。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能取得优势就必须在人才竞争中胜出。可喜的是中国的多个政府部门在十年前就意识到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减缓或逆转人才外流。最近,人才问题已上升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视线。2003年底召开的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人才强国”的战略决策。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基础研究中涉及的几项重要人才政策,评价其成功的方面,并指出一些亟需关注的问题,以期能创造更好的环境吸引更多人才和更好地保留已经回国和本土培养的人才。

筑巢引凤

中国传说中的神鸟——凤凰是要求很高的,非泉水不饮,非梧桐不栖。因此要得到凤凰的光顾便要广栽梧桐,足引清泉。所谓筑巢引凤自古被广为用来比喻改善环境以吸引人才。当中国在70年代末刚刚打开国门时,大量人才涌向国外,主要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那些人才环境优越,有梧桐和泉水之处。在80年代初、中期我上大学时,很难和三个同学交谈而不提到出国。因为在当时,出国是做高水平研究的唯一途径。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人才流失问题已经严重到在大量研究机构中青年研究人员极度匮乏,而研究生们也把大量时间花在准备TOEFLGRE等出国考试上,为出国作准备。中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台政策试图减缓和扭转人才外流的趋势,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这些政策提供了资源保障。这些人才政策中影响力较大的来自下列三个政府部门: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希望每年吸引一百名有潜力、受过良好训练的青年研究人员(百人计划的名称后被许多省市和高校“克隆”,本文中所指的是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或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1994年出台了中青年优秀人才计划,1995年更名为国家杰出青年研究计划。1998年通过香港李嘉诚先生的捐赠和教育部的匹配,建立了“长江教授”基金(见表1)。通过这几项计划,中国政府有效地改善了研究条件,减缓或开始逆转了人才外流的倾向。虽然这几项计划有一定的重叠,但它们为中国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吸引或保留了数以千计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十年前开始流向中国的涓涓细流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见表1)。在生命科学领域我比较熟悉的人中,就有1994年从法国回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的陈竺,因在中国人类基因组方面的卓越贡献于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95年从美国Duke大学回到上海的裴钢,在细胞信号转导方面作出了大量重要工作,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1996年从英国Oxford大学回到清华大学的饶子和,在蛋白质晶体结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个解出了SARS冠状病毒主要蛋白酶和其抑制剂的晶体结构。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归国留学人员的出色工作,使中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得以显著提升,在中国做出高水平工作已成为可能,出国不再是做好的研究的唯一途径。在1999年底我回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时发现,这里绝大多数的研究生把主要精力用于做实验而不是准备外语考试和联系出国上了。也正是因为这些归国留学人员与国外科学家和实验室之间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为研究生提供更多、更高水准的课程(见2003613Nature的报道和评论)。这些努力进一步改善了对研究生的训练,营造了更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广栽梧桐,足引清泉的作用。

十年树木

这些成绩确实令人欣慰,但也来之不易,是许多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但这些人才计划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在启动十年以后每年也才只有70?80个入选者,这说明中国还需作出更大的努力使其对出色的科学家更有吸引力。中国的另一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道出了创造环境的不易,和培养人才的艰难。现在良好的环境已开始初步形成,我们每个人都应十分珍惜。那么是否所有的归国留学人员都尽了最大努力为国家服务?另外一个方面,是否国家也在尽最大努力帮助归国留学人员,使他们愿意继续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贡献呢?2002年底由我执笔,二十五位青年科学家签名的公开信,呼吁有关基金管理部门严格管理,确保人才计划获得者实现在国内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国外,只是在发表论文时署上国内单位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在获得了大量经费、空间、学生后,并不遵守合同要求的在国内工作时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导致学生无人指导,虽然在发表论文时署上中国的研究单位,使之看似‘中国制造’的产品,但这并没有真正提高中国的研究水平,改善中国的研究环境,训练高素质的中国学生。我们的呼吁和努力就是希望能进一步改善这来之不易的人才环境。我们高兴地看到,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并采取了切实措施。例如百人计划,现在只有在入选者回国并通过几次评审后,中科院才将经费拨至招聘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再强调,杰出青年研究计划必须扎扎实实地支持立足国内的研究人员。科技部也明确规定,863973等国家重大研究计划的主持人必须是在国内全时工作的研究人员。但是“幻影教授”的现象至少在目前还很难被根除。即使在一些长期管理比较完善的单位,也会时有回潮的倾向。尤其是在新开办的研究单位,如控制不严,很容易引进“幻影”研究人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使有限的资源不至浪费。最好的解决方案自然是能引进更多更出色的、愿意全时在国内工作的研究人员。这样就不必对那些要求不全时工作的人作出让步。

问题是中国还需要改善哪些方面,才能更好地吸引人才?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经费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对研究项目是否入选的干预,是吸引研究人员的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近年来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支持和好评。但自然科学基金委只掌握着整个研究经费中很少的一部分。增加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费的比重,或要求其他基金管理部门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学习,在项目评审时采取引进国际评委,严格区分申请人员和评审人员(即区分运动员和裁判员)等措施,将会有效改善中国的科研环境,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国外的同类研究机构还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是博士后人数很少,缺乏博士后是人才外流的结果,而目前归国留学人员大多不会接受低于正教授的工作。因此相对国外几十个博士后的大实验室,国内大实验室往往有几十个研究生,接受负担十分沉重而有时经验尚不丰富的导师的指导。这个情况有望较快得到改变,因为国内科学家已经一再证明在中国可以作出高水平的研究,同时也因为对国内一流研究机构职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留学人员在回国时可能愿意接受副教授、助教授或博士后之类的较低的职位,使自己至少进入中国的科研系统。第二是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个状况也会逐步得到改变。如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的Mark Bartlam博士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Sarah Perrett博士,都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但这在目前还是屈指可数的特例。

影响中国科研环境的另一个因素是进口设备和试剂的烦琐程序。除去因为距离因素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延误,学术研究机构申请免税的手续也是非常复杂的。有些看来相当荒唐的规定也在一直延续。比如购买设备可以获得关税豁免,但随后购买设备运行所必须的耗品和配件却要支付30%的关税。在购买设备的专项经费中,不能预算设备运行的维护经费。这些陈规对保持大量重要设备持续以最佳状态运行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困难。这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只要认真倾听研究人员的意见,与时俱进地改变陈规,使之适应形势的发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刚开始执行的经费管理措施,可能也会使正在考虑回国的研究人员望而生畏。200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部门要求研究人员按月提供经费使用计划。虽然这个负担暂时尚未落到研究人员头上,至少我所了解的单位,在研究院、所层面上得到了缓解,但是这种用管理工程项目的方法来管理基础研究的做法是完全违背科学研究规律的。因为新的实验是依据最近获得的结果而设计的,科学研究的突破往往来自于意料之外的发现,按月制订经费使用计划的最大可能是延误了重要发现的获得。在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这种延误可能是致命的。

中国还缺少具有活性和竞争力的人才环境必需的另一个因素,即人才流动的配套政策。除了基金委的在研项目尚未下拨的经费可随研究人员的调动划拨入新的单位,所有的仪器设备及已下拨的经费都不允许随研究人员调动。美国NIH则有明确规定基金项目主持人调换单位时可以带走所有的项目经费及由基金购买的设备。这样的政策对研究人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国家资源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大多数仪器设备都是因项目而异,因研究人员而异的,不能带走的设备在原使用者离开后往往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有的甚至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允许经费、设备随研究人员流动的政策也会鼓励研究单位之间对人才的良性竞争,鼓励研究单位更注重创造、优化人才环境,以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所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其他国家,如日本,一直没有建立研究设备随研究人员调动的体制,由此造成的很多问题日本正在努力解决。目前中国正处于建立一个合理的研究体系的早期,应该及早参照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建立一个易于流动的机制也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只要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等国家级研究资助机构明确规定,研究经费和以研究经费购买的仪器设备全部跟随课题负责人一起流动,只要不离开中国就行。当然部分的研究机构并不会欢迎这样的措施,但在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

家机构的责任是最大程度地保护国家利益。

中国要全面融入国际科学界可能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实施的国际评审制度是让中国的科研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重要措施。但是国家级的基金项目依然采用中文书写,即使象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采取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同行评审,能够评审基金的也仅限于海外懂中文的科学家,这大大限制了可参与评审的专家人数。而如百人计划之类的人才计划虽然对外籍华人开放,但却排除非华裔人员。事实上,象法国这样努力试图保持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国家,也要求国家级项目申请用英语书写,并至少有一个海外评审专家。英语已经成为国际科学语言,随着中国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顶级杂志上用英语发表研究论文,对国家级项目申请至少让申请人可以选择用英语书写,将会吸引更多优秀的非华裔人士,是加快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中国的科研不能突破单语言、单文化的现状,那么它与国际科学界之间将继续存在相当的隔绝。

形象地说,中国目前要筑好巢,引到凤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环境,是能够吸引世界各国最优秀人才的环境,而不只是吸引海外华人的环境。因此中国在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可以持续吸引海外优秀华人和保存国内优秀人才的系统后,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以吸引不同国籍以至不同种族的最优秀人才。只有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凤皆来栖的佳巢。

何士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致谢

作者感谢张颖页在本文的文字和数据处理中所作的大量工作,

Sarah Perrett博士的补充和建议,以及David Cyranoski在编辑过

程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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