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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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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xysforum.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darwin7.txt
·方舟子·
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在我读高一时（1982年），
正在“向科学进军”的中国大张旗鼓地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出版了许多达尔
文著作和进化论科普，激发了我对生物学的兴趣，并一直持续下来。今年是达尔
文诞辰200周年（达尔文生于1809年2月12日）和《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出版
于1859年11月22日），世界各国科学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庆祝，国内还未见到有什
么举动，不知是否也会使一些中学生对生物学产生兴趣，而不是像近年来那些高
考状元一律功利地选择金融、经济做为专业？
当达尔文还是一名似乎很平庸的中学生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
子弟，而不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
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为了让
达尔文尽快走上正轨，在16岁那年，他的父亲让他提前两年从寄宿学校退学，和
哥哥一起往爱丁堡大学学医。
爱丁堡大学有当时英国最好的医学院，达尔文的祖父、父亲都曾在那里学
习，后来也都成了名医。达尔文父亲指望达尔文能延续家族传统。可惜，达尔文
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由于当时麻醉术还未发明，手术极为残酷，而他
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在观摩对一个男孩的手术时，达尔文
再也无法忍受下去，逃离了现场，并决心不再进手术室。他更热衷于帮助大学博
物馆采集植物标本，跟随动物学教授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
两年之后，老达尔文终于明白无法让儿子继承衣钵，必须重新设计达尔文的
人生。达尔文家族除了出医生，还出律师和军人，但是小达尔文显然缺乏从事后
两种职业所必需的自律。老达尔文觉得当教区牧师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最佳选择，
有稳定的收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充裕的业余时间让达尔文做博物学研
究。达尔文想想也是，当时许多博物学家的职业都是牧师。于是达尔文听从父命，
进了剑桥大学学神学。他花在打猎、收集甲虫标本的时间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
多，却也能应付考试，在1831年以在178名非优等生中排名第10的成绩毕业，准
备当个牧师了此残生。
达尔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认为他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
浪费。但是他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学术训练。
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达尔文完成学业后，随地质
学家塞奇威克到威尔士考察，并梦想能有机会到热带地区做博物学研究。
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来了。这一年的8月，他从威尔士考察回来，收到剑桥
大学植物学教授亨斯楼给他的一封信，让他赶快申请当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当
时英国海军计划派贝格尔号到南美海域考察，制作海图。船长费兹洛伊担心旅途
的寂寞会让他精神崩溃——其前任在南美海岸自杀，况且他的家族有自杀史，其
叔叔用刀片割破喉咙。因此他希望旅途中能有一名绅士做伴，最好是一名博物学
家。亨斯楼自己想去，但让妻子很伤心。另一位候选人——也是名牧师兼博物学
家——则由于神职工作无法脱身。他们联合推荐了未婚也未授神职的达尔文。
老达尔文反对儿子参加航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达尔
文沮丧地给亨斯楼回信谢绝推荐，然后到他舅舅韦兹伍德家打猎散心，意外地发
现舅舅非常支持他参加航行。两人一起给老达尔文写了一封长信。针对老达尔文
的顾虑，韦兹伍德指出这次远航实际上对达尔文的职业发展很有好处，毕竟，研
究博物学对神职人员很合适。老达尔文同意了。
达尔文连夜赶去见亨斯楼。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这是一场误会：费兹洛伊早
已答应把位置留给一名朋友。几天后，达尔文在海军部遇到费兹洛伊。费兹洛伊
告诉他，其朋友几分钟前决定不去了，他还想去吗？达尔文兴奋得几乎昏倒，勉
强点了点头。费兹洛伊却心存疑虑，因为他迷信面相，认为达尔文的鼻子形状表
明他不会吃苦耐劳。在经过几天相处增进了解后，费兹洛伊和达尔文定了协议。
达尔文算是船长客人，不支付薪水，坚持不下去时可以随时离队。
贝格尔号于1831年12月27日扬帆起航，绕地球一圈，于1836年10月2日回到
英国。达尔文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采集了无数标本运回英国，还未回国
就已在科学界出了名。这5年的见识，让达尔文从一名正统的基督徒变成了无神
论者，不可能再去当牧师了，成了职业博物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思考生物
的起源问题，最终创建了进化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种种巧合促成的贝格尔之
航是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提供了这一机会的费兹洛伊为此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物种起源》发表后，
这名虔诚的基督徒愤怒地宣称它带给他“最剧烈的痛苦”。6年后（1865年）一
天的早晨，费兹洛伊起床走进卫生间，和他叔叔一样，用剃须刀结束了这一痛苦。
2009.2.10.
（《中国青年报》2009.2.11）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3310-214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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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
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在我读高一时（1982年），
正在“向科学进军”的中国大张旗鼓地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出版了许多达尔
文著作和进化论科普，激发了我对生物学的兴趣，并一直持续下来。今年是达尔
文诞辰200周年（达尔文生于1809年2月12日）和《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出版
于1859年11月22日），世界各国科学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庆祝，国内还未见到有什
么举动，不知是否也会使一些中学生对生物学产生兴趣，而不是像近年来那些高
考状元一律功利地选择金融、经济做为专业？
当达尔文还是一名似乎很平庸的中学生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
子弟，而不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
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为了让
达尔文尽快走上正轨，在16岁那年，他的父亲让他提前两年从寄宿学校退学，和
哥哥一起往爱丁堡大学学医。
爱丁堡大学有当时英国最好的医学院，达尔文的祖父、父亲都曾在那里学
习，后来也都成了名医。达尔文父亲指望达尔文能延续家族传统。可惜，达尔文
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由于当时麻醉术还未发明，手术极为残酷，而他
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在观摩对一个男孩的手术时，达尔文
再也无法忍受下去，逃离了现场，并决心不再进手术室。他更热衷于帮助大学博
物馆采集植物标本，跟随动物学教授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
两年之后，老达尔文终于明白无法让儿子继承衣钵，必须重新设计达尔文的
人生。达尔文家族除了出医生，还出律师和军人，但是小达尔文显然缺乏从事后
两种职业所必需的自律。老达尔文觉得当教区牧师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最佳选择，
有稳定的收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充裕的业余时间让达尔文做博物学研
究。达尔文想想也是，当时许多博物学家的职业都是牧师。于是达尔文听从父命，
进了剑桥大学学神学。他花在打猎、收集甲虫标本的时间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
多，却也能应付考试，在1831年以在178名非优等生中排名第10的成绩毕业，准
备当个牧师了此残生。
达尔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认为他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
浪费。但是他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学术训练。
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达尔文完成学业后，随地质
学家塞奇威克到威尔士考察，并梦想能有机会到热带地区做博物学研究。
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来了。这一年的8月，他从威尔士考察回来，收到剑桥
大学植物学教授亨斯楼给他的一封信，让他赶快申请当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当
时英国海军计划派贝格尔号到南美海域考察，制作海图。船长费兹洛伊担心旅途
的寂寞会让他精神崩溃——其前任在南美海岸自杀，况且他的家族有自杀史，其
叔叔用刀片割破喉咙。因此他希望旅途中能有一名绅士做伴，最好是一名博物学
家。亨斯楼自己想去，但让妻子很伤心。另一位候选人——也是名牧师兼博物学
家——则由于神职工作无法脱身。他们联合推荐了未婚也未授神职的达尔文。
老达尔文反对儿子参加航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达尔
文沮丧地给亨斯楼回信谢绝推荐，然后到他舅舅韦兹伍德家打猎散心，意外地发
现舅舅非常支持他参加航行。两人一起给老达尔文写了一封长信。针对老达尔文
的顾虑，韦兹伍德指出这次远航实际上对达尔文的职业发展很有好处，毕竟，研
究博物学对神职人员很合适。老达尔文同意了。
达尔文连夜赶去见亨斯楼。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这是一场误会：费兹洛伊早
已答应把位置留给一名朋友。几天后，达尔文在海军部遇到费兹洛伊。费兹洛伊
告诉他，其朋友几分钟前决定不去了，他还想去吗？达尔文兴奋得几乎昏倒，勉
强点了点头。费兹洛伊却心存疑虑，因为他迷信面相，认为达尔文的鼻子形状表
明他不会吃苦耐劳。在经过几天相处增进了解后，费兹洛伊和达尔文定了协议。
达尔文算是船长客人，不支付薪水，坚持不下去时可以随时离队。
贝格尔号于1831年12月27日扬帆起航，绕地球一圈，于1836年10月2日回到
英国。达尔文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采集了无数标本运回英国，还未回国
就已在科学界出了名。这5年的见识，让达尔文从一名正统的基督徒变成了无神
论者，不可能再去当牧师了，成了职业博物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思考生物
的起源问题，最终创建了进化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种种巧合促成的贝格尔之
航是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提供了这一机会的费兹洛伊为此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物种起源》发表后，
这名虔诚的基督徒愤怒地宣称它带给他“最剧烈的痛苦”。6年后（1865年）一
天的早晨，费兹洛伊起床走进卫生间，和他叔叔一样，用剃须刀结束了这一痛苦。
2009.2.10.
（《中国青年报》20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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