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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川西小城的灾后重建

已有 2358 次阅读 2008-10-9 16:28 |个人分类:名记大作

编者按:虽然离“5·12”四川汶川地震已经4个多月了,但重建工作仍旧在紧张进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领导甚至表示,重建规划是一个包括“前三年”和“后五年”的八年工作计划。
 
在此过程中,如何保证重建行动经济合理?如何对重建城镇的功能进行科学布局?如何防止可能出现的次生危机?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福建援建四川灾区过渡安置房车队从福州冒雨启程前往四川彭州。 

 
  记者:刘丹
 
 
 
 
 
 
 
 
距成都仅25公里的彭州,地处成都平原与龙门山过渡地带,巨灾几乎倾覆了这座小城。这里离汶川最近的地方仅有30公里,4814米至489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脆弱的地质环境,让这座小城进入“重灾区”名单。
 
这座拥有78万人口、面积达1420平方公里的小城镇,在上轮规划中被定位为成渝经济区“后花园”,以旅游、商贸、农林产品加工为主要产业。在经历了几乎让彭州人灭顶的这场巨灾之后,彭州和其下辖的几个小城镇一起被纳入灾后重建规划这个“超级工程”中。
 
7月上旬,离那场灾难不到两个月,成都市已拿出成都灾区的初步重建方案,其中特别提到了彭州通济镇。它位于彭州北部山区,是彭州的一个中心城镇,距成都市65公里。在这份初步确定的重建方案中,通济镇的定位基本延续了上一轮规划的方向——“在重建中,该镇将立足于旅游及配套服务产业,发展现代科技农业博览园,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无污染工业,现代化的新型山水小城镇。”经过重建,这座“山水小城镇”将成为“现代化的新型山水小城镇”。
 
长期关注小城镇建设的建筑设计师廖晓正在试图与当地联系,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四川正在进行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小城镇规划事业”中。廖晓曾在国外长期从事小城镇规划,参与过美国和日本的几个小城镇规划的知名案例。在多年设计生涯中,廖晓逐渐对中国小城镇的发展产生强烈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大城市马不停蹄地奔向国际化的过程里,无论高耸的建筑还是舶来的新标准——“绿色”都为大城市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靠的阶梯。相反,数目更为庞大的中小城镇的发展命题却始终模糊。
 
“从另一个角度看,地震给了西部的小城一个机遇,它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关注:如何让这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经济相比大城市还欠发达的小城实现可持续发展?”廖晓说,“这不仅关系到灾后重建,还将是中国诸多小城镇尚待解决的难题。”
 
通济的取舍
 
福建是彭州的对口支援省份,福建给通济镇安排了一个东南沿海最富有活力的小城市作为对口援建力量——泉州晋江。在最新公布的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中,晋江名列第六,连续十几年稳居福建经济总量第一。以民营经济、品牌集群、产业聚集闻名的“晋江模式”成为通济镇党委书记钟大钧取经的对象。钟大钧说:“我们并不想简单地搞灾后重建,一定要有个新的提升!”
 
对于各地通过重建来实现提升的想法,廖晓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但作为一名小城镇规划专家,他有着自己的担忧。
 
“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在重建规划中,由于工程太大、小城镇太多、情况各不相同太复杂等原因,很多小城镇的规划很可能延续以往的一种固定思路——孤立地将城镇作为大城市的小模型,在原有基础上以当下时髦的标准配备齐全的功能。”廖晓告诉《科学时报》记者,“许多小城镇的定位目前都基本上延续了上一轮规划中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再添加一些符合生态、环保、绿色潮流的概念,比如有些地方划一大片绿地就认为是环保,有些地方将农林产品加工贴上绿色工业的标签。这都是有问题的。”
 
对于通济镇的规划,廖晓认为,通济镇有着自身天然的优势:依托彭州,彭州已经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牡丹花观赏基地。北部龙门山脉群山争拱,南部成都平原一马平川,同时背靠成都、重庆等大城市,高速公路、铁路与之相通,交通便利。通济镇作为彭州的中心城镇,“山水小城”的方向显然是需要延续的。
 
“在规划中,只要始终把环境问题放在不可以舍弃的地位,这里很可能会成为成渝人休闲度假的理想桃园。”廖晓说,“依靠成渝经济区强大的吸引力,这里的旅游经济和环保利益会在新的规划中被激活。”
 
尽管在十几年前,中国便提出了“经济回报”、“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三者兼顾的平衡发展模式,但在小城镇中,一旦在城镇规划时三者间出现冲突,政府和专业规划人士就必须作出“痛苦的取舍”。“至少在通济,生态环境是不可以被舍掉的那一块。”廖晓说。
 
“背靠成渝,并不等于在这些大城市周围摊小饼,通济并不需要发展成小彭州,彭州也不需要发展成小成都。它们应将自身放在成渝经济区之内考虑,对自我功能的发展作出取舍。”廖晓认为,通济镇经济规模较小、投资少;以往政府可能更多地考虑招商引资,自己来发展工业、商贸,但是“在把自己融入成渝经济区的大框架下考虑这些优势,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通济可以取用的不仅仅是丰富的自然资源,“通济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利用与晋江的对口,将劳务输出,进行项目对接,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这也是钟大钧目前正在晋江寻找的方案,“输出劳动力,一可以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二可以转移通济镇富余劳动力,三可以让这些技术工人学习晋江企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回来带动家乡发展”。
 
“地震后,对口支援地区给灾区输送了大量的救灾物资,这等于是输血;现在,应该着重考虑增强灾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廖晓说,“但是,发展哪些产业可以造血,发展哪些产业反而会失血,权衡取舍,就是规划师和当地政府的工作。”
 
值得借鉴的经验
 
参与了日本多个小城镇改造的廖晓认为,日本在小城镇建设问题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发展背景,它们的经验值得参考。
 
日本建筑界目前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三大难题: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农村地区人口过疏的同时城市中心区人口过密;三是旧城区改造。而这三大难题在小城镇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与30多年前的日本类似,正在经历一个城市大发展时期,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大城市,形成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多个城市圈。城乡差别加大,小城镇没有发展反而萎缩。
 
“小城镇萎缩的后果不仅仅是城乡断层加大、经济活力下降,还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文化问题。”
 
廖晓认为,小城镇改造的第一步应该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进行农村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过10年建设,日本村镇的基础设施水平已和城市基本持平,政府开始鼓励人们返乡工作。小城镇活力的重新焕发,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是刺激小城镇焕发活力的第一步,在改造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区域优势,重视发展特色产业。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农民收益、减小城乡收入差别,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建设协调一致,与此同时,还要保持传统风格。这样的小城才能迎来春天。”廖晓说。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小城镇有着特殊优势。廖晓认为日本的土地私有使小城镇改造非常困难,“钉子户”非常难拔,极易形成不完整和支离破碎的局面。“中国不一样,土地国有放大了规划的力量。”
 
从根本上,廖晓希望通过对中国小城镇创新性规划,彻底更改中国城市规划的传统思路和只重视大城市、忽略小城镇规划的误区。“中国的每一个小城都是富有特色和生命力的,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参与这次大规模的小城重建,找到一些路径,激发这些小城的活力。它们的活力将可能带动整个中国的新一轮发展。”廖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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