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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大震创伤的自然保护地如何恢复

已有 1957 次阅读 2008-6-10 16:46 |个人分类:名记大作

 
 
 
 
大地还在颤动,灾难尚未过去,对灾区人民的救助和安置仍在紧张进行之中,重建工作刚刚开始启动,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经历大震创伤的自然保护地如何恢复

 

在本次地震中,四川多处发生山体滑坡,大面积植被遭到破坏。
                                        崔文斌/CFP
   
 
    记者:王丹红
 
 
 
 
 
  
“5·12”汶川大地震震撼世界,也牵动了关注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人们的心,因为这里是我国自然保护地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域之一,60%的大熊猫保护区和80%的大熊猫种群分布在这一区域。
 
这里有卧龙、黄龙、九寨沟、白水江、米亚罗、长宁竹海、唐家河……地震灾区内分布着30余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区,它们具有国家乃至世界性的重要价值,它们受到的危害以及恢复和重建将不同于一般地区。
 
近日,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两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就四川地震灾区自然保护地的恢复与重建开展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应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启动此次地震对保护地的影响评估。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家林业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林业大学、内蒙古教育学院等组织和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十分有限
 
“地震发生后,我们能做什么?”讨论会主持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BA)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提示与会者:“面对这样的大地震,人类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都十分有限。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在保护区的恢复和重建行动开始之前,作出较为清晰的目标判断。”
 
他提出了以下问题供与会者讨论:
 
这次地震对景观类型保护地的影响;对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类型保护地的影响;紧急救助措施的环境影响;防疫消毒等的措施对动植物、水体等影响;暴露出的游客安全保障问题;重建过程中百姓可持续生活与生产方式的选择;民居、建筑、设施防震标准的确定;震后重新规划和布局应注意的问题;观察野生动物习性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会;保护地内外灾情对比展示出的保护地生态服务功能;注意对地震遗迹的保留等。
 
“这次震区正处在生物多样性最热点的地方,是灾难,也可能是机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中国区主任解炎说,“以前,我们头疼的是保护区内人太多,无法让他们迁移出来。重建时,是否可以将保护区的功能定位考虑进去。”
 
科学要发挥作用
 
“四川地震发生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上一次地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到google上查,但没查到。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习,作为专家,应该监测和记录这些事件,积累这些重要资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与地球科学处处长N Ishwaran博士说。
 
“现在有大笔资金在支持重建,商业愿意进入,当地居民则希望恢复原有的住房,但重建过程有很多问题必须当心。”他强调了重建中科学所应发挥的作用,“2005年的印度洋海啸之后,政府规定在离海岸500米之外的地方才能建住房。但当地人和商人仍在500米之内建房子,因为有经济利益。因此,必须有权威机构来阻止错误方向,提出建议。”
 
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环保作家沈孝辉指出,因为认识上的误区,人类从自然保护的角度做了很多没有效果的工作。
 
沈孝辉举了1983年的箭竹开花事件——箭竹一般存活60年左右开花死亡,然后从种子到成林,需要10年。当时宣传力度很大,以为熊猫的生存受到威胁,连小学生也将零花钱捐出来了。但实际上,这次开花并没有对熊猫造成什么威胁。这就是教训——灾害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科学的态度是,首先要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对策。
 
解炎的观点言简意赅,她认为,就野生动物而言,减少人类对它们的干扰就已经是保护了。
 
“汶川震区最大的灾害不在别处,而是滑坡。”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韩同林说,因为地处峡谷地带,坡度陡,人口密度大,植被破坏严重,这里大量出现滑坡。“据我所知,在植被覆盖很好的地方,灾情并不是那么严重。这样看来,造成灾难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掺杂有人为因素。”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献溥指出,地震区处于横断山,对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很重要,也是世界自然遗产集中的地方。这次卧龙受灾严重,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可以让我们按生物圈的管理模式重新考虑。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魏娟带来了联盟2005年10月所出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对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中自然保护地现状受损情况的评估。她建议加大对保护区中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在重大自然灾害中的应对能力。
 
需要当地社区的参与和保护当地文化
 
“确保更广泛的社会公正,尊重农村社区和他们所积累的智慧等。只有那些能反映社会、文化、精神和经济需求,并有坚实科学基础的实例,才真正有用。”
 
这句话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纲要。
 
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白爱莲说,福特基金会强调以人为本,救灾战略一是要对灾害进行合理及时的评价,一是要真正了解对方需求,恢复保护区时更要考虑对社区的影响。
 
“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法中,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共管的字眼,所以也没有让社区参与重建。很多地方建立自然保护区时覆盖了已有的村庄,但从来没有考虑那些土地的使用权是否已经得到合理补偿。”白爱莲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毅强调:“重建问题真的需要用科学态度来严肃对待,这个过程也真的需要社区的参与、整合和发展。”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文军对此表示同意:“以前社区内部存在的自组织、自我管理等模式已经慢慢被官僚体制削弱了。借助这次机会,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恢复和重建社会的自组织、自管理等。社区居民本身就有凝聚力,至少在这个阶段有合作的基础。”
 
避免“一窝蜂”
 
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另一个咨询会上,专家们再次呼吁: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在恢复重建的统一规划中,应注意保留两个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与自然融合的生活方式和地方性知识。在移民方面,要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划一,特别要尊重当地社区的意愿和选择。
 
他们强调,保护地的评估与规划要避免“一窝蜂”。首先,对人的救助安置与恢复重建不同,前者需要快速应急,后者需要慎重远虑。保护地的恢复重建更是如此,其评估和规划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确保质量。
 
其次,保护地的恢复重建尚未提到日程上来,为避免周边地区已开展的恢复重建给保护地带来负面影响,建议开展恢复重建对保护地的影响评价。
 
第三,目前组织对保护地受到地震影响的综合评估有一定困难,可以采取先专业评估再综合的办法,并提倡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避免重复投入。
 
第四,对保护地的评估应当确保客观和中立,防止部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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