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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飞机的零分作文到NASA副局长 ── 德莱顿的人生 精选

已有 6244 次阅读 2018-1-28 08:01 |个人分类:航天人|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航天, 德莱顿

作者:蒋迅

本文已在《航天员》2014年第3期发表。


休·拉蒂默·德莱顿(Hugh Latimer Dryden

1898年7月2日,德莱顿出生于马里兰州南部的一个小城市波科莫克市(Pocomoke City),他的父母是塞缪尔·以撒·德莱顿和诺瓦·西尔·卡尔弗·德莱顿。他的名子取自当地受欢迎的卫理公会牧师的名字。在1907年的金融恐慌里,他的父亲失去了工作,於是把全家搬到了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不远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对於老德莱顿,巴尔的摩完全不是属於他的地方。但对於小德莱顿来说,巴尔的摩为他提供了以前完全无法想像的新的机会。


1912年初中毕业照,前排中为德莱顿

在他12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天上的飞机。那是一架只有40迈50马力的单翼机安托瓦内特飞机(Antoinette)。他对那个飞机的表现不为感冒。他对飞机有自己的看法。“飞机和我一起长大”,他后来对人这样说。在看到那架飞机之后过了没几天,他在语文课里写了一篇作文“飞艇对飞机的优势”(The Advantages of an Airship over an Airplane)。在作文中,他从商业、探索和娱乐的角度比较了飞艇和带翼的机器在乘客人数和运载货物上的优势,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他的老师认为他的文章“不合逻辑”并给了一个“F”。这是他第一次受到的“巨大”打击。好在这次挫折并没有阻止他活跃的的思想。那年,他初中毕业,比同班同学小三岁。


1917年,德莱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的照片

作为一名学生,德莱顿擅长数学,在高中时就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修课。他14岁毕业于相当于高中的巴尔的摩城市学院(Baltimore City College),是有史以来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最年轻的学生,而且他在全部172名学生中名列第一。他因卓越的数学而被授予了“皮博迪奖”(Peabody Prize)。本来德莱顿想进的是一所神学院,但因为年龄太小不合格,才不得不转为申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家境贫寒,根本付不起这所私立名校的学费。但他有幸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后,得以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只用了三年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两年后的1916年,他获得了物理学硕士学位,成为当时这个领域里极少的几个毕业生之一。他的论文题目是“飞机:体现在其使用中的物理原理导引”(Airpla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ysical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eir Use)。当时在这个领域里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麻省立学院的杰罗姆·胡萨克(Jerome Clarke Hunsaker)教授指导之下获得的。德莱顿后来和胡萨克合作也很融洽。


德莱顿摄于1912-13年间

德莱顿在学校的优异表现引起时任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主任的约瑟夫·S·艾姆斯博士的注意。艾姆斯称德莱顿是他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毫无例外地最出色的年轻人…”。由於艾姆斯后来在NASA的重要地位,德莱顿取得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

受到艾姆斯的鼓励,德莱顿决定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时候有一点小的插曲:美国于1917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激发了德莱顿的爱国激情。但征兵法规定未满21岁不能征兵,而他必须等到1919年7月。还有一个困难是经济收入。他的家庭显然不能再继续支持他继续念书。


1916年,德莱顿(右)和大学同学唱一战时期的歌曲“再见,祝好运,上帝祝福你”(Good-Bye, Good Luck, God Bless You)

1918年,艾姆斯想到了一个既能满足德莱顿爱国之心又能帮他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他把德莱顿推荐到了美国国家标准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去做暑期实习工作。一开始,他被派去检查压力表。几个星期后,在艾姆斯的帮助和影响下,他被转到局里新成立的风洞部门。这是美国极少的风洞之一。这使得德莱顿一下子就接触到了这个领域的最前沿研究。正好艾姆斯越来越多地需要到华盛顿特区去处理NACA事务,而且他已经把好几个学生推荐到了国家标准局。艾姆斯索性把自己的课开到了国家标准局的会议室里。这就让德莱顿能保住他在标准局的饭碗的同时选修艾姆斯的实验课程。艾姆斯直接教他做风动试验,甚至允许他在工作之余自己搞试验。就这样,他一边工作一边开始选修流体动力学的研究生课程以完成他的应用物理博士学位的要求。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圆柱上的空气力量”(Air Forces on Circular Cylinders),描述的是阻力和发动机上的空气流动。1919年春,在他20岁的时候,德莱顿获得博士学位,是有史以来从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最年轻的人。他这项研究标志着他一生对於湍流和边界层问题的研究,对空气动力学领域的影响达十年之久。


1935年,德莱顿和全家在大西洋城

1920年是德莱顿的一个黄金年度。他在事业上的顺利发展一点不影响他谈情说爱。1920年1月,他与早些年在教堂周末学习班上认识的一位姑娘结婚。从此开始了长久的爱情生活。不久他们把家搬到了华盛顿特区。从此他们开始了一个长期恩爱的生活。再过了不久,他被任命为一个新创建的标准局空气动力部主任。一路顺利的他决定研究接近音速的飞行问题。

要知道他选择的这个课题是多么的冒险。1920年赢得“史奈德杯”奖的世界最快飞机的时速只有172.6公里,而在海平面的音速是1,225公里/小时。


1928年,30岁的德莱顿

他与莱曼·布里格斯(Lyman J. Briggs)博士合作,研究接近音速时的机翼。他们也对空气动力学研究中的气流,湍流,尤其是边界层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的工作促进了P-51战斗机P-51 Mustang)以及其他二战期间飞机的机翼的设计和超音速风洞的建设。他们一起在美国领先获得了超音速机翼在风洞中的升力和阻力数据。这为他在空气动力学领域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更让他赢得荣誉的是他改进了风洞的设计,使得风洞数据更为精确可靠。有了这些改进之后,德莱顿可以更精确地观察边界层中从层流向湍流过渡的临界状态。这导致了为优化层流而对机翼和螺旋桨的改进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的结果证实了1907年由普朗特提出的“主层流”(pivotal laminar flow)概念。这使得他开始得到了美国和世界同行的认可。

1934年,德莱顿被任命为国家标准局力学与声学部主任,并在1939年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的成员。同年,他被选为华盛顿哲学会(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会员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Fellow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他在第四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上做了“平板附近边界层流动”(Boundary Layer Flow Near Flat Plates)的报告。两年后,由国际上气动专家编写的文集《空气动力学理论》(Aerodynamic Theory)中收录了德莱顿的气动降温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莱顿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的顾问,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亲自为海军领导开发了一个称为“蝙蝠”的导弹项目。在这个由多机构(海军、麻省理工和标准局)参与的项目中,他充分表现了领导才能并取得了显著成功。1945年4月,美军把“蝙蝠”成功地应用在“冲绳岛战役”中,击沉了数艘日本驱逐舰并成功击中地面目标。


1945年5月,德莱顿(左一)和冯·卡门(左三)在被占领的德国

1944年秋,德国战败后,他和冯·卡门一起带领科学顾问小组到欧洲调查那里的空气动力学研究状况,特别是冯·布劳恩搞的V-1导弹研究,以及对未来预防美国城市遭受空袭的展望。1945年4月,他们二人组成了一个“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Air Force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并带领这些人到了欧洲。他们从法国入境德国,在不伦瑞克新发现的德国秘密气动实验室。德莱顿与那里的科学家见面,仔细了解了他们的研究项目,发现了正在进行的后掠翼研究。然后到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所在的慕尼黑,在那里他全面调查了V-1巡航导弹和V-2弹道弹道的研究情况。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拆箱的瑞士风洞,他要求立即转运到美国去进一步考察。冯·卡门则到俄国去考查。他们在访问了英国、瑞士、法国、俄国和德国之后回到华盛顿特区,开始起草《现状》(Where We Stand),其中详尽总结了欧洲气动研究现状。然后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再次到欧洲和亚洲去进一步考察。而德莱顿则留在华盛顿开始写报告的第二部分:对未来的展望。他和25位专家在几个星期之内写出了33篇报告,而他则行使了总编的职责。与此同时,冯·卡门在法国撰写报告的引言部分:“科学,建立空中优势的关键”(Science, the Key to Air Supremacy)。德莱顿还亲自写了导弹两节。最后的报告《迈向新高度》(Toward New Horizons)有13大卷,涉及了空气动力研究的所有方面。这个报告对阿诺德将军和美国路空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个报告,戴世强老师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评论:悦读过笔-1:调研报告的典范──《迈向新高度》的启示(I)(II))。根据戴老师的介绍,《迈向新高度》的主笔是冯·卡门,但德莱顿在其编写中表现了良好的科学素质,清晰表达和严格推理。为此他获得了总统杜鲁门颁发的国家自由奖章。

德莱顿在标准局工作了近三十年。其间他主要研究了风动实验中的湍流问题和边界层问题。他经常与NACA的同行合作,并在NACA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1944年,他被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二战于1945年结束。大战使他显示了他的天赋。1946年1月,他成为标准局助理主任,六个月后提升为副主任。

但谁都没有意识到,这时候一个新的机会正在悄悄向他走近。1947年,NACA负责航空科研的老主任(George Lewis)乔治·路易(George Lewis)身体不佳,打算退休,於是开始物色接班人。而路易的第一人选正是德莱顿,因为他表现出来的研究和管理双重才能无人能比。

1947年9月,德莱顿成为NACA负责航空研究的主任。他主管开发火箭发动机驱动的X-15实验机North American X-15)。他还建立了垂直/短距起降飞机,即V/STOL飞机的研究项目,以及再入大气层研究项目。笔者以前介绍过的印裔宇航员卡尔帕娜·乔拉在成为宇航员之前就是研究V/STOL飞机的。


1949年4月,已担任NACA主任的德莱顿

1949年,经NACA主席杰罗姆·胡萨克(Jerome C. Hunsaker)提议,NACA干脆把德莱顿头衔中的“负责航空研究的”修饰词去掉,这使他成为第一位担任“NACA主任”这个职位的人。这个时候,NACA在兰利、艾姆斯、路易斯研究实验室、沃洛普斯岛以及高速飞行实验站里一共六千多人。高速飞行实验站就是现在的NASA德莱顿飞行中心。他下决心带领NACA进行改革,他要搞出更多的科学结果,他要全力搞高速飞行的研究。“NACA在二战中主要搞应用研究,是对莱特兄弟设想的现有飞机的性能进行‘快速修补’的事情。现在,有了建造火箭发动机的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超音速和在大气层之上飞行的可能性。”

德莱顿立即开始建造高马赫风洞。1954年,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空军-海军-NACA飞机研究委员会主席。他们调查了像X-1,X-2,X-3,X-4,X-5,YF-92A,D-558-1 和D-558-2实验项目的数据,设想出了高超音速飞机X-15火箭飞机。一连数年,X-15一直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这后来成为美国载人空间项目的技术基础。

德莱顿最终下决心解决飞行器的大气层再入时的受热问题。这主要还是为了导弹再入而要解决的问题。NACA科学家哈利·艾伦的钝体理论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介绍艾伦和他的钝体理论。

1955年,他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内政部长(home secretary)。期间,他被要求评审一项预算和整个NACA预算相当的将为国际空间物理年大会而发射的卫星的计划。当这个项目有了一个清晰的科学目标后,他支持了这个计划。在他的领导下,NACA为这个计划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从这时起,德莱顿就坚定地表现出了向空间发展的决心。尽管他领导的大约八千人多数是在搞大气层中的高速研究,但是他已经开始把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安排在与空间研究相关的项目上。这对后来美国在冷战中最后胜出起到了关建作用:因为当肯尼迪总统宣布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后,德莱顿的人马已经做好了准备。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震动了全体美国人民。苏联的这颗卫星是对国际空间物理年的献礼,美国也曾表示要发一颗。但就在美国即将在12月6日发射之前,苏联在11月3日又成功发射了第二颗卫星,而美国的发射却没有成功。美国直到来年1月31日才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探险者1号”。

虽然美国失败的发射不是由NACA领导的,但美国媒体和国会毫不留情地把罪责推到了德莱顿得身上:因为他领导完成了基础性研究,才使得苏联捷足先登。这听起来也太强词夺理了。德莱顿没有理会,继续领导NACA向空间研究的重心转移。


1958年4月,德莱顿在成立NASA的准备工作会议上

面对苏联在空间上的巨大压力,美国决定迎战而上。这时多个国家机构都想成为这方面的领头人:空军、陆军、国防部先进科学项目机构(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和NACA都希望得到这个角色。德莱顿一边游说总统,一边成立了一个空间技术特别委员会,成员就是编写《迈向新高度》的一群人。他还指示兰利中心的人员开始做载人航天飞行的研发准备,并把路易实验室的一位助理主任调到华盛顿总部,负责从NACA向NASA的结构改组任务。最终艾森豪威尔总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NACA,德莱顿功不可没。

虽然如此,德莱顿的影响也小了许多。艾森豪威尔在挑选第一任NASA局长时,把这位NACA现任主任剔除在外。看到这个情况后,麻省理工学院主动给他一个“杰出教授”的职位。据德莱顿的女儿回忆,当时德莱顿也是非常非常失望的。但德莱顿想的更多是他手下的八千员工的未来。他的回信是这样说的:“当我不会被任命为NASA局长这件事变得明朗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给予了很多考虑。我决定,不管任命如何,只要我认为我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为了我过去十年中的同事的平稳过渡,我将留在那里。”1958年10月1日,NASA代替NACA正式运作。艾森豪威尔任命格兰南(T. Keith Glennan)为第一任局长,格兰南提议由德莱顿担任第一任副局长(Deputy Administrator),而且把这个提议作为他接受任命的先决条件。格兰南担任局长职务两年多;德莱顿担任副局长七年多,直到他1965年突然病逝。

格兰南是明智的。因为来自大学背景的格兰南清楚地知道,他必须依靠德莱顿,只有德莱顿知道这个前身为NACA的巨大机构的方方面面,而且他对空间技术体系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他的国际知名度也为他在国际合作发挥了作用。

以后两年的机构改革主要是由德莱顿具体执行的。他的冷静、执着的管理技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先是把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拉进NASA阵容,后是把冯·布劳恩的四千科学家和工程师转到NASA旗下,再把原属国防部的一些项目归入NASA管辖,最后在马里兰建立了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负责非载人的发射和空间科学实验。


1975年7月17日,美苏两国宇航员的历史性握手

结构调整完成之后,德莱顿开始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是继续为载人航天飞行做准备工作,另一个是与苏联就空间合作进行耐心的而有效的谈判。这两条看似相互矛盾的工作正好反映了他的一个理念:在自我强大的同时进行国际交流将是互利的。他与前苏联代表安纳托利·布雷贡拉沃夫(Anatoli Blagonravov共同签署了有限的但却是史无前例的合作协议,两国在气象、通讯和磁场数据领域里开展合作。1959年,他参加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0月,NASA提出国际合作的建议。在他的影响下,美国与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也展开了合作。可以说他是现在已经很时髦的空间合作的原动力。

与此同时,德莱顿为美国成为空间探索的领袖奠定了基础。在NASA的最初两年里,NASA提出了一个十年发展计划。德莱顿为这个计划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个计划在当时很大胆:一年花一到二十个亿,每月发射两颗卫星。1959年,美国十七次发射中失败了七次。但随后的发展顺利。“探索者6号”(Explorer 6)地球科学卫星,“先驱者5号”(Pioneer 5)磁场探测卫星和“TIROS-1号”气象卫星都取得圆满成功。德莱顿不失时机地宣布,在NASA的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水星计划”之后将有一个“阿波罗计划”。


1951年,德莱顿访问兰利时谈航空学研究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德莱顿搞的这些项目。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肯尼迪在选举中获胜后曾经成立了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民主党科学委员会主席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特别空间小组,这个小组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尖锐批评美国航空、航天和导弹项目的报告。威斯纳认为,人类无需飞出地球轨道。而且肯尼迪在竞选中一直在批评共和党执政期间的美国在空间上的落后,所以在肯尼迪当选了总统后也需要有一个调查报告。所以,由威斯纳领导搞出这么个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报告列出了七大罪状。作为在NACA任主任又在NASA任副局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德莱顿显然是被威斯纳指责的主要负责人。其中一些关于政策的批评应该说与德莱顿无关,因为政策的确定需要更上层来确定。关于航空学的指责则显然是错误的。报告说美国忽略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但航空学本来就是德莱顿的老本行,德莱顿在超高速飞行研究上花了很大的功夫:X-15飞机和后掠式飞机就是最好的例子。德莱顿被深深地刺痛了。但他在危机中仍然沉着冷静。他呼吁NASA的人保持耐心,让肯尼迪正在物色的新局长来回答这些指责。他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NASA的日常事务里,继续勇敢地承担着副局长的职责。肯尼迪总统任命了新的局长韦伯。跟前任局长格兰南一样,韦伯也以保留副局长德莱顿为其接受任命的前提。

关于“阿波罗计划”要一点解释。“阿波罗计划”其实最早不是肯尼迪总统提出来的。“阿波罗计划”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就已提出。相比“水星计划”中在地球轨道上搭载一名宇航员,“阿波罗计划”要搭载三名宇航员,而且可能能登上月球。但艾森豪威尔对航天计划似乎并不热衷,“阿波罗计划”的经费始终没得到落实。


1961年3月,NASA副局长德莱顿和NASA局长韦伯在国会会见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

当时美国在与前苏联的太空竞赛中一直处於下风: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也把第一位宇航员送上了地球轨道。在美国后院,古巴也发生了革命。美国怎么样才能追上苏联呢?刚刚当上美国总统的肯尼迪非常担忧,他太想摆脱“苏联第一”这个令他惊慌的词了。1961年4月,就在加加林返回地球一个月后,肯尼迪把NASA局长韦伯和副局长德莱顿招到了白宫面谈。德莱顿告诉肯尼迪,要想胜出,美国不能一步步地跟在苏联的后面紧追,而是要另出奇兵:登月。后来肯尼迪发表了要在1960年代末实现登月的著名演说,没有提到是谁最先向他提出这个想法的,德莱顿也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有文献说当时的副总统约翰逊提到“未来登月的计划不仅可行,也绝对可以使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获得领先地位”,但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不太可能出於一个政治家。这件事是在阿姆斯特朗登月40周年后的2009年才由美国作家和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指出。事实上,德莱顿看得更远。他指出,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真正的价值和目的不仅仅是完成登月,而是在於全国的齐心协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必将对国家未来工业力量和军事力量产生关键的影响。

从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在此看到德莱顿为人低调,不争名利,荣辱不惊。他曾经说:“在有机世界里,级别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承受痛苦的能力。因此,生活的目的不是要废除痛苦,因为那样的话就必将同时除去灵敏度。生命的目的是消除其残忍,野蛮和无用的形式。心甘情愿地面对劳碌,麻烦和痛苦,这些都是科学家以及其他男人的目标。”这就是他的生命哲学。

除了来自舆论的打击外,德莱顿还受到了病魔的打击。一次常规检查发现了他胸部的一个肿瘤。1961年10月的切片检查证实了那是一个恶性肿瘤。尽管他必须经常去医院,而且药量越来越大,他一点都没有减少自己的工作量:演讲、会议、研讨,一个接一个。他根本不让人知道他的病情。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德莱顿在载人航天飞行上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水星计划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他的印记。双子座计划Project Gemini)和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gram)更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与他的辛勤劳动和低调的服务。他和韦伯分工合作。韦伯负责争取国会和白宫的支持,他则在技术上、项目上和经费上做决定。他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来帮助韦伯。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他:德莱顿在解决一团乱麻的时候不是采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也不是亲自把它一点一点地解开。他会耐心地去教对方如何去解扣,但又不让对方感觉是在被人教。很多时候,他的聪明和判断甚至不被人察觉到。他的这个特点早在1920年代他与布里格斯博士合作时就显现出来了。他也曾帮助过他的导师艾姆斯。

到1965年,德莱顿的病情已经很重。可他仍然不放弃工作。他9月底飞到夏威夷去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并在10月1日做了“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The Nation's Manned Space Flight)的报告,然后10月11日到西雅图在国家科学院的会议上去做题为“大学在空间探索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exploration of space)的特邀演讲。回到华盛顿办公室后他仍把日程排得满满的。然后他再次出差到纽约,再到芝加哥。11月16日,他来到医院去进行定期治疗。他本以为会很快离开医院,但因病情恶化,他不得不留在了医院里。1965年12月2日,德莱顿在病床上平静地了离开了人世,终年65岁。特别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阿姆斯特朗登月的动人时刻。


德莱顿一生获得过很多褒奖:表彰他为二战胜利作出贡献的“总统奖状”(President's Certificate of Merit);1944年,国家科学院院士并从1947年到1950年任工程学组的主席;1950年的丹尼尔·古根海姆奖章(Daniel Guggenheim Medal);1955年到他去逝任国家科学院内政部长(home secretary);1956年的莱特兄弟纪念奖杯(Wright Brothers Momorial Trophy);1958年巴尔的摩城市学院名人堂(Baltimore City College Hall of Fame);1958年由国家公务员联盟颁发的职业服务奖(Career Service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League);1960年由富兰克林研究所颁发的艾略特·克瑞森奖(Elliott Cresson Medal from The Franklin Institute);1962年由史密森尼学会颁发的兰利金奖(Langley Gold Medal from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4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荣誉会员;1965年工程方面的“国家科学奖”(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ward in Engineering,);16个荣誉博士学位;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Member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美国科学院院士(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国工程学院创始人之一(Founding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月球上一座环形山以他命名。他没有机会领取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这个奖是1966年2月由他的夫人代领的。更多的奖励可见胡萨克和罗伯特·西曼(Robert Seamans)合写的德莱顿传记。最后要提的是:1976年3月26日,NASA将飞行研究中心命名为“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这时他去世已经快十年了。然而,2014年1月16日,美国政府把它又改名为“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同时把这个中心的一个试飞场命名为“德莱顿飞行区”。有意思的是,NASA在2014年2月6日在NASA电视频道上发布了新视频:Hugh Dryden: The Man and His Legacy。演讲者是也许是反对改名“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的麦克·格恩 (Michael H. Gorn)。格恩介绍了德莱顿的一生和贡献,特别对他的亲近随和做了特别的描述。格恩说:“现在仍然是‘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听起来感到是那么的无奈。


在德莱顿病逝前大约三周前,德莱顿在医院里怀抱小孙子

纵观德莱顿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个在人类航天史上被淡化了的人物。虽然这跟他低调的作风有一些关系,但更多的是由於他为冷战初期美国的落后处境所背的黑锅。但历史证明,NASA能有后来的载人航天的辉煌是与这位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领导者紧密相关的。随着“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的改名,德莱顿的名字可能会在公共场合里逐渐消失,但终会有一天人们会重新认识到他的历史地位的。

这是笔者【NASA人的故事】系列中的一篇。请到这里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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