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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文: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

已有 513 次阅读 2018-8-8 07:14 |个人分类:美国问题研究(07-11)|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22年前文: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8月8日发布(第19844篇)

 

《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文写于1995109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7页。学术交流网200256网上发布www.annian.net/show.aspx?id=404&cid=23。收入黄安年著《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第426-43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文章一开始就谈到:“在回顾与展望的世纪交替时期, 中华民族处在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即能否在未来的21世纪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环球诸民族之林, 重振500多前中华民族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一个新的交汇点。是一个在世界上人口适度、素质上乘、环境良好、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共同富裕的强国, 还是人口失控、素质下降、环境恶化、政局不稳、经济呆滞、技术落后、贫富悬殊的弱国, 或者停留在左右摇摆、大起大落、扭曲发展的缓慢道路上。这是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人们面前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走向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既是可贵的有利机遇更是充满着严峻的挑战。”

    文章结束时谈到:“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持悲观见解,无所作为是没有根据的, 而对它持盲目乐观见解更是不切实际的。某些舆论甚至引用包括来自西方传媒, 说什么中国很快甚至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还有的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将在5年内赶上日本, 10年内赶上美国。这种误导对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是十分有害的。“哥德派”导向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不是成熟的表现, 不利于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居安思危, 保持忧患意识。”

    “历史的经验应当注意。居安思危, 在繁荣发展时期时刻注意潜在危机, 防患于未然, 具有危机感、时代感、紧迫感总比整天沉醉于大好形势, 躺在大好形势上丧失警惕要强。苏联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高调和美国20年代繁荣时期高唱“无比繁荣”带来的后果人们是难忘的。警钟应当长鸣!”

    22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比起当年要强多了,中国抵御各种外来风险的能力比当年强多了。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没有变,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的不断施压升级来“重伤中国经济”,企图迫使我们改变中国特色道路,我们务必清醒看到“外部形势明显变化”,强化危机意识、补上“卡脖子”短板的紧迫感,广开言路,倾听民意,凝聚民心,万众一心,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站好岗、放好哨、献好策、出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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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得胜利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 人们翘首迎接21世纪的到来也只剩下了四年两个多月了。在回顾与展望的世纪交替时期, 中华民族处在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即能否在未来的21世纪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环球诸民族之林, 重振500多前中华民族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一个新的交汇点。是一个在世界上人口适度、素质上乘、环境良好、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共同富裕的强国, 还是人口失控、素质下降、环境恶化、政局不稳、经济呆滞、技术落后、贫富悬殊的弱国, 或者停留在左右摇摆、大起大落、扭曲发展的缓慢道路上。这是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人们面前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走向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既是可贵的有利机遇更是充满着严峻的挑战。

 

一,跨世纪中国的可贵有利机遇

    1.美苏两极雅尔塔体制解体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世界和平主潮中可望继续保持国际和平环境所提供的机遇

  在这个当今世界和平大潮中, 尽管局部战争增多, 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总的说来不是越来越大了, 而是相对缩小了。中国有可能赢得更长的世界和平的国际环境, 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大业。在新的格局形成中, 一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 多极共存中新兴力量发展机遇增多, 有可能突破旧格局的传统框架开创新的局面, 问题在于能否及时捕捉机遇。邓小平1990年3月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 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利用。”[1]国际形势在利弊相较的总体上说是利多弊少的。

  

    2.新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新产业革命同步发展的机遇

    当代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纪之交已进入新的突破时期, 以信息高速公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为先导将会引起了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新的革命性的变化。在这场大变革中固然现代化强国、科技大国占有基础和实力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和前两次科技革命时引起的变化一样, 后起之秀往往会异军突起的。面对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更加密切,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大的总形势, 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在内的有一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新的大变革中, 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2]这就给处于起飞时期中的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开发生产力的难得机遇。

 

    3.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要形式的提供的机遇

    和1945-1990年代时的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以激烈的政治、军事较量不同, 走向21世纪的冷战后多极化格局, 转向了以军事、政治斗争为后盾而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形式。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意识形态的较量虽然一直存在, 但是它实际上并在许多情况下是以退居后台的形式表现的, 并不总是将意识形态因素或什么“反共主义”作为处理国际的和国家关系的固定不变的原则基础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各国有选择发展制度、发展模式的自由、不干涉它国内政等原则已越来越为国际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国家所肯首。尽管西方国家不喜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也不喜欢西方国家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并把他们那一套制度和价值观强加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头上。然而这并不是说, 我们警惕西方国家的“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意味着要把意识形态因素夸大到其他因素之上, 以至忽略了导致苏东解体和新中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发展不快的关键性原因。实际上对于不同会制度国家来说都不容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家关系划线的准则, 都在实际上以利于国家利益的和平与发展为准则。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和速度、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情况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在跨世纪的90年代, 世界经济在起伏中保持增长势头, 而站在发展浪尖上的是亚太地区, 这处于亚太地区中心地位之一我国来说, 显然是一个有利的发展机遇。

 

    4.西方国家周期性危机阴影的断续困扰、前苏东国家解体后尚未摆脱困境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危机客观上提供了中国的发展机遇

    邓小平在1983年说:“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3]1985年又说:“我们要抓住时机, 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4]1991年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 就是个机遇。......机会难得阿!”[5]1992年他又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时机, 现在就是好机会。”[6]别国的困难或动荡自然会影响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当然, 这样的机遇并不总是常在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别国的困境和大发展缓慢的基础下, 而主要靠自身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在当代世界的改革潮中, 我国正是在世纪末改革潮中后来居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在改革开放政策调整上有较充分的回旋余地。[7]

 

    5.振兴民族和文化新精神提供的新机遇

    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多样化并存的时代, 有一个在新的条件下再创民族文化新精神并在全球发挥影响的问题。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 有过举世公认的辉煌。自15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开始落后了。正如邓小平同志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 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 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 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8]我们知道15世纪前后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一个由中世纪转向近代世界的时代,在这个关键时期的反差是中华民族迄今仍深受它的影响, 整整500多年的被动和挨打局面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在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似乎正面临着一场文化崛起的新浪潮。它的影响要比文艺复兴时期要广泛和深远得多, 但是人们对这场已悄然到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还相当滞后。这对于一个走在全世界全方位开放前列的中华文化无疑带来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遇。它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又可以充分地借鉴近现代西方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优秀文化, 从而创造新文化,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一个团结振兴的新兴中华民族,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当代世界具有竞争力;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华文化,更具有竞争力。相形之下, 基督文化在总体上已经走过了它的高峰期, 而伊斯兰文化在一些方面与现代化的协调和创造生机的活力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二,跨世纪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尽管中国发展的机遇难得, 但是面临的挑战同样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里涉及社会生产力能否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否建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增长,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协调的良性循环机制、能否真正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 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能否保持和发展健康富有活力的民族精神、以及开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等问题。客观地说, 在这些方面同样面临这十分严峻的挑战。

 

    1.实现2000年的“小康”目标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艰巨任务

    我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提出到本世纪末达到人均800美元的“小康”目标。[9]这是按GNP10年翻一番的速度来计算的。 据1995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994年全年GDP总值是43,80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8%[10]按当时1美元等于8.45人民币的美元比价汇率和全国人口12亿计算为人均GDP3,650元,合432美元。[11]而按1995年10月的通常1美元等于8.31人民币的美元比价汇率计算为439美元。从1995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结束后的2000年只有5年。以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样是11.8%来预测, 则到1995年底为48,968万亿人民币。这样“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将于1995年提前完成。”[12]按此测算, 1980年时的国民生产总值13,686亿人民币左右。1979年时我国大陆总人口为97,542万。据此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411元人民币。《建议》提出:要在“2000年, 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这一目标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按“九五”计划年增8%的速度计算, 则到200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预计达74,483亿元人民币, 按到1999年底我国人口预计12.75亿计算则人均5,841人民币, 超过比1980年翻两番的5,644元。而如果“九五”年增速在9%--11%之间, 则超过更多。

 

  然而, 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

  第一, 控制人口增长是个严重的任务, 原定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 现在到1995年初就被突破, 如果2000年全国大陆人口到13亿形势就相当严峻。[13]

  第二, 这是按人民币计算的, 但如果按美元计算,则人均800美元的目标则就相当困难了。如到进入2000年时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价为8:1计算, 则应为人均6400元人民币, 则12.75亿人口共81600亿人民币。按“九五”年增11.8%的速度计算, 到2000年时为76,505亿人民币, 实际人均750美元, 而如果到2000年时为12亿人口则人均为797美元了。而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如何直接影响到人均人民币和人均美元的计算。

  第三, 还有一个相当严峻的通货膨胀问题, 即必需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位数之内, 因为连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率使11.8%的GNP增长率大打了折扣。当然, 到2000年时香港已经回归我国, 按全国人均计算会有所提高

但是原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未计算香港在内。

 

    2.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一项新的攻尖任务

  中共中央14届5中全会《建议》提出今后15年“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的宏伟目标。这是一项世代人梦寐以求的伟大事业。现代化的内含在不同历史时期标准是不同的, 有近代时期的现代化,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的现代化, 90年代的现代化水平, 也有根据预测下世纪中叶时的现代化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历年提供的全世界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三类GNP和GDP来分析, 至少达到上中等国家发展水平时才够格称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而在现代化国家中又有上中等国家、发达国家和最发达国家之区别。这里面的幅度和弹性是相当大的。中共中央《建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保持年均增长率7.2%的情况下就可达到。这时如设定2,000年是GNP为8万亿人民币, 人民币与美元比价为8:1不变, 则到2010年时为16万亿人民币合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比1992年的德国GDP的数字17,893亿美元要多. 比日本当时的36,701亿美元要少。但是按预测2010年时人口控制在14亿, 则人均GNP只有1,429美元。(未把香港的GNP计算进去), 而1992年时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是按1992年人均GNP2,695美元划分的, 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P是4.020美元, 全世界人均GNP是4,280美元。[14]

  

  我们不妨以达到1992年时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P是4.020美元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如果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比价不变, GNP年均增长率保持7.2%不变, 人口在10年间增长1亿不变, 则2020年时为GNP 4万亿美元, 人均2,667美元; 2030年时为GNP 8万亿美元, 人均5,000美元。2040年时为GNP 16万亿美元,人均9,412美元。这超过了1992年时高收入国家人均GNP在8,356美元的标准。如果把香港、澳门的GNP计算在内, 如果在下世纪上半期内实现和台湾的统一, 无疑是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15]

  

  但是, 第一人口的增长控制每年增长在1%内, 2040年前稳定在不超过17亿人口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二, 连续60年保持年增长率为7.2%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历史上, 包括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美国最快发展阶段的1869-1901年GNP在30年间翻了两番, 即15年翻一番。

  第三, 保持人民币和美元的稳定比价,使人民币成为国际上的硬币同样是十分艰难的。

  第四, 通货膨胀率务必控制在两位数以下, 否则GNP和人均GNP的实际增长率在相当程度上被抵消了。最后还有一个国际激烈竞争因素, 世界在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以包括发达国家的停滞发展为条件的,世界银行几乎每年都提高了划分上中等国家人均GNP的标准。1983年上中等国家人均GNP标准为2,050美元,1992年为4,020美元,几乎翻了一番。[16]因此要到达21世纪中叶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准, 当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才行。  

  上面说的只是GNP和GDP数字, 还有一些指标是同样需要重视的。如:能源使用石油当量人均用量1992年中国600千克, 美国7,662千克, 全世界平均为1,447千克, 我国为世界平均数的41.5%; 1970年每个医生负担的人口中国为1,500人, 美国为630人; 高等教育占年龄组的百分比1991年中国为2, 美国为76;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70年为18,1992年为27, 在22年中增加9个百分点,据此速度城市人口超过50%将在21世纪的40年代, 而美国1920年城市人口即占全国的51%, 1970年为74%1992年为76%。[17]

  

    现代化最发达国家当推美国, 把中国的GNP和美国作一比较。1992年我国的GNP是5462.34亿美元, 而美国是59,355亿美元, 中国是美国的9.2%。按美国GNP年增长率为2%计算则36年翻一番。这样2028年时美国的GNP为118,510亿美元, 2030年时为123,298亿美元, 这时,中国的GNP为美国的65%。2040年时美国的GNP为150299亿美元, 中国为美国的106.45%, 超过了美国。但是如果美国的GNP年增长率为3%, 则24年翻一番, 2016年GNP为118,510亿美元, 2040年为237,020亿美元, 那时中国为美国的67.5%。2050年时, 美国的GNP为318,535亿美元, 那时中国的GNP为32亿美元, 略超过美国。不过美国人口只为中国的五分之一, 所以按人均GNP来说只是美国的20%左右。尽管如此, 再经过半个世纪的持续奋斗拼搏, 到2140-2150年间,在GNP方面超过美国, 这是中华民族世代英灵梦寐以求重振中华的宏伟大业!

 

    3.中国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问题上形势相当严峻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 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8]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地区、行业、集团、阶层的不平衡发展呈现扩大趋势, 解决好贫富悬殊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道路。GNP和人均GNP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人均GNP的情况说明整体富裕水平, 但是说明不了共同富裕问题的全部问题。下面所列中国和几个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所占百分比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

              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 [20]

最低的20%   最高的20%    最高的10%

中国   1990年     6.4          41.8            24.6

美国   1985年     4.7          41.9            25.0

日本   1979年     8.7          37.5            22.4

英国   1988年     4.6          44.3            27.8

法国   1989年     5.6          41.9            25.0

德国   1988年     7.0          40.3            24.4

  世界银行公布的这个统计数字说明, 在贫富悬殊问题上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相差无几。中国比日本和德国要严重, 和法国相当。9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最低和最高两个20%之间的差距呈现会扩大趋势。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能解决好效率和平等的原则关系,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保障社会安定将遇到相当大的麻烦, 也势必影响长期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发展。199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建议》指出“在全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 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悬殊”, 这是应当引起特别重视解决的。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地侵蚀了我们党的集体, 否则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何以体现, 岂非不需西方的就自我“西化”“演变”了。然而, 要解决这个问题决非走平均主义大锅饭、穷社会主义的老路, 也不仅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问题, 它还涉及制止不正当至富的法制和恰当的税制等问题。

  

    4.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上要付出高昂的学费

    如何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伟大试验, 资本主义的一套有用的应当借鉴, 但决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负面影响对推行改革开放,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无干扰。习惯势力、保守思想、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损害的集团及个人的不满情绪对转轨观望以至消极抵制。还会有一些人乘机混水摸鱼以图私利者, 给改革转轨大抹其灰。加上转轨没有经验, 无先例可行,有可能出现失误。所有这些说明中央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要求建设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曲折是不现实的。问题是不要有大的反复, 有了缺点和失误及时纠正, 以免学费的代价不要太高。借鉴当代世界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这里尤为重要的关键是必须切实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协调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关系;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实践第一和社会生产力第一的检验标准。

 

    5.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社会主义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曾预言说: “在今后的数十年中, 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 共产党统治者们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 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 而更象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的和致力于现代化政党的特点。”“中国正在发展着的、有时甚至是腐败的商业共产主义, 几乎不能当作社会革命的楷模。”“在将来的某一时刻, 几乎可以肯定就在一、二十年内,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必然要面临生产上的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经济多元化与反对政治多元化的一党专政互不相容的情况。”“在中国, 取得经济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淡化。”“中国政权努力使自己的国家迅速进入环太平洋繁荣国家之列的努力很可能成功而不是失败。然而, 要取得成功, 它采取的政策就必须与马列主义的理论越来越远, 而与其非共产党邻国的经济上十分成功的政策越来越相似。商业的、部分腐化了的共产主义可以获得很高的增长率, 但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观念必须大大淡化。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将要求进一部摒弃马列主义学说。”[21]最有力回击布热津斯基一厢情愿的预测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实际行动, 坚持改革开放。如果在我们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 也是社会道德的大沦丧、政府官员的大腐败、传统美德的大抛弃, 封建腐朽的大泛滥、拜金主义大流行, 那岂不是不幸被老外言中了? 那不是自我演变了? 我们不能再也走穷社会主义的老路, 再也不能重捡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棒, 高唱唯意识形态论。但是, 我们绝不能以淡化、软化精神力量和弱化文化道德素质换来现代化, 如果那样, 就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四化。对那些丑恶现象是实现四化目标的大敌, 是不能软化的。

 

    6.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实际上被推上了前台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已见端倪。复关中的激烈竞争, 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日本、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激烈竞争, 都充满火药味。而西方经济的复苏, 前苏东地区经济行将走出最困难阶段, 我国周边国家经济的腾飞, 这些都使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苏联在前台不同, 90年代初期以来的新形势越来越显示中国的社会主义被推上了前台, 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一极。中国总理1995年9月35日在“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的《说明》中说:“我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 如果搞得不好, 这种差距还有可能扩大”, “某些西方大国不原意看到中国按照自己的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功, 总是想方设法对我国进行牵制。”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有些人很清楚中国的进一步强大, 中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壮大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提到的布热津斯基1993年出版了一本《失去控制: 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的书, 书中称:“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如果这种速度保持下去, 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个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 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一)中国即使非常务实, 实行可以称为‘商业共产主义’的政策, 但仍称自己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 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对抗。”“第一种选择无疑地将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反响。中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22]对于布热津斯基猜测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在本文里暂且不表, 但他把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目标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要提到是, 冷战虽已告一段落, 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依然横行。西方敌对势力加强了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攻势。近几个月来美英政界和舆论界公开鼓吹“遏制中国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扩充军备论”。美国《时代》周刊说什么:“必须从它尚处早期时期开始”遏制中国的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公开抛出题为《遏制中国》的文章, 说什么“目前紧张局势的真正根源是中国。”美国《纽约时报》在6月28日还发表文章鼓吹恢复东南亚条约组织。它们把遏制的对象由苏联换成了中国。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威胁了发达国家纯属无稽之谈, 按发展威胁论的逻辑, 岂不是发达国家已威胁了不发达国家五百年了。此外,  还有一个对我们不利的客观条件, 目前我国的总体环境恶化趋势仍在持续, 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在总体上尚未形成良性循环。为此, 必需在发展减慢发展速度上付出代价。

    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持悲观见解,无所作为是没有根据的, 而对它持盲目乐观见解更是不切实际的。某些舆论甚至引用包括来自西方传媒, 说什么中国很快甚至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还有的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将在5年内赶上日本, 10年内赶上美国。这种误导对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是十分有害的。“哥德派”导向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不是成熟的表现, 不利于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居安思危, 保持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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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经验应当注意。居安思危, 在繁荣发展时期时刻注意潜在危机, 防患于未然, 具有危机感、时代感、紧迫感总比整天沉醉于大好形势, 躺在大好形势上丧失警惕要强。苏联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高调和美国20年代繁荣时期高唱“无比繁荣”带来的后果人们是难忘的。[23]警钟应当长鸣!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第三次浪潮“对穷国和富国,却开辟了崭新的, 也许是解放的可能性。”,三联书店, 1983年第424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375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

[7]参见拙文:《跨世纪的当代世界改革潮》,《历史教学》, 1994年第3期。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9]邓小平文选中的提法还有:“二十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文选39,70,79,102,117,161,223,266,289,305,320

下同);“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3-57,64,98,162);“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至1000美元, 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1987.4.16, 3-215,224,);“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3-226)。

[10]199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并见199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

[11]据1995年2月15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1995年2月15日凌晨中国人口已开始进入第12亿。(人民日报等各大报1995年2月16日报导)

[12]199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第14届5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13]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中号召:“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1988年6月30日我国总理在亚洲30亿人口日的电视广播讲话中还号召:“力争做到在本世纪末把总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左右。”1987年11月11日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抽样调查结果: 1982年7月大陆总人口为100,818万, 1987年7月为107,233万, 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14.8。1995年9月25日我国总理在“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说“到2000年和2010年分别把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和14亿以内”,而2000前“每年大约增加1400万人口”, 如果继续到2010年就会突破14亿大关。

[14]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表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

[15]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把台湾列入1992年的高收入地区, 香港人均GNP为15,360美元。

[16]1985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3年, 1994年。

[17]据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计算。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142,172,216,229,265,364,373-374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0]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3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

[21][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175、235、273、2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

[22][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 潘嘉玢、刘瑞祥译:《大失控与大失败》(原名《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第207-20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23]黄安年:《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观述评》, 载《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收录于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第360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写于1995年10月9日

 

  (《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7页。)

  

     说明:学术交流网2002年5月6日网上发布www.annian.net/show.aspx?id=404&cid=23)

 

照片14张是《老话题与新挑战》一书中该文的照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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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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