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　学者风范

推荐郑铁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14日发布

(按：天津外国语大学郑铁生的文章《大器晚成　学者风范》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4期第153-161页，感谢学刊责编惠寄并授权发布载我的博客上。博客所附照片是他在2017年5月13日无锡学术馆举行的追思冯其庸先生会上的发言，由徐菊英、黄安年拍摄。)

２０１１年入秋我对冯其庸先生进行了访谈。在此之前，为了准备访谈提纲，我集中一段时间重读了冯老的代表性红学论著。当时给我的震撼，至今都深刻难忘。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方面：

第一，１９７４年从冯老抽调到文化部红楼梦校订组算起，到１９７７年出版第一部红学著作《论庚辰本》，引发了他日后对《红楼梦》脂本的全面研究。１９８０年完成《曹雪芹家世新考》，而后不断增订，创立了曹雪芹家世“辽阳说”，仅仅五年多的时间，就构建了他个人学术体系的核心，开创了当代红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可以说冯老以后数十年的红学论著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奠定了他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正如张庆善所说：“冯其庸先生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红楼梦》思想艺术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他的许多著作文章都是新时期红学发展标志性的成果。”①

第二，冯老全身心开始研究《红楼梦》，已是５０岁开外的人了，之前虽然手抄录过《石头记》，但还没有显现在红学研究上有多深的造诣。假如按照人才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审视，他已经超过人才创造的最佳岁月。但也不尽然，齐白石６０岁以后变革自己的画风，人们称之“衰年变法”，一举登上中国画的巅峰。冯老５０岁以后短短数年学术成果像井喷一般，进入创作的高产期。６０岁以后连续出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曹学叙论》、《红楼梦概论》、《论红楼梦思想》等，大部头的著作连续推出都是在８５岁之前。这在当今学术界也是不多见的。

第三，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不到两年时间他主持完成三件事，即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的创建是１９７９年一年之内完成的，第二年就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时间如此集中地完成了红学事业的几件大事，这在当代学术史是罕见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思想解放的历史机遇给全国的学术团体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分别先后成立了国家一级学会。学会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虽有常设的挂靠单位，但因是松散型的全国组织，也只能做一些沟通学者、组织会议、编辑通讯等服务性的工作，仅此而已。如果一个学会有那么几位学术造诣高的、又热心学术事业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学会的学术活动就搞得很活跃、人气很旺、学术成果很多。冯其庸先生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领头人，不仅具有其他学会的优长，而且还具有其他学会没有的优势，形成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三位一体的格局，把学科建设的思维和做法带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建之中，创造出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学会的实绩，这是他对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独特贡献。

我将以上对冯老的感知概括为八个字：大器晚成，学者风范。所谓大器晚成，喻指学术权威，承前启后地支撑起了当今人文的某一领域；所谓学者风范，是指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意识的大学者。这两点应该说是学人的最高境界。

一，强烈的学术意识和勤奋的精神铸就“大器晚成”

冯老著作等身，大器晚成，是他强烈的学术意识和勤奋的精神铸成的，而这又是长期学术实践和砥砺造就的。

强烈的学术意识首先表现在学术眼光和文化自觉上。叶君远《冯其庸传》和冯老口述自传都记载着一件事，１９７４年下半年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找冯其庸商量做点文化上“有意义的事情”。冯老审时度势和出于文化的自觉，提出整理《红楼梦》校注本。他对袁水拍说：“毛主席对《红楼梦》这么重视，这么称赞，而《红楼梦》又没有一本真正经过认真校订的可靠的读本。你提出来，组织一个班子重新校订《红楼梦》，肯定会批准，而这部书如果校订完成，那就是文化上的一个大工程。”②冯老之所以有这种学术眼光和文化自觉，是和他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分不开的，也是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价值、研究对象和研究现状的深明洞达，知道哪些是处女地，哪些有学术价值，哪些还有开拓的空间。这件事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打开当代《红楼梦》研究事业的重要节点，而且校注组像个大熔炉，为当代红学的繁荣冶炼出一批人才。

强烈的学术意识还表现在问题意识上。材料是史实，而问题是史识。一个具备了基本学术素养并有过科研实践的人，只要他认真阅读和思考，都会捕捉到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点。也就是通过对材料的筛选、诠释、解读，力争得出一些更接近事物本真而又具有突破性的判断，力争具有原创性和重构性。冯老是一个有心人，带着问题意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捕捉新材料。他多方寻找《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经研究发现了曹雪芹家族五代的族谱。通过《清实录》、《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文，揭开曹振彦是正白旗、从龙进京，是辽阳人。以后又得到两篇《曹玺传》，基本廓清了曹氏家世。几乎所有的资料并非新出土的或者新发现的，而是久置他处无人问津的材料，一旦遇到有问题意识的学者，就会从中发现新的素材，获得新观点。比如两篇《曹玺传》早就存放在地方志里，如果不是冯老有心，多方打探，也很可能至今沉睡在档案文库中。

强烈的学术意识和勤奋的精神相结合，就会撞击出巨大的创造能力，就会产出丰硕的成果。冯老６０岁到８５岁推出那么多著作，你不能不钦佩冯老的勤奋。他在《八家评批红楼梦》“后记”中自述：“校书是一件苦事，我是每天夜里校的，通常我总要校到深夜一二点，有时第二天清早起来复看一下最后的几页，往往会发现因为精力不济或眼花，有些字就漏校了……当时我的身体实际上已经是勉强支持了，心绞痛时发，严重时一天发作三次。这样的情况持续有一个多月，但我的校改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有时常常是嘴里含着速效救心丸工作的。我望着大堆的排印稿，犹如万里长途，望不到尽头，也像是爬一座高山，抬头见不到山顶，觉得十分吃力，真有路长人困之感，但是尽管如此艰难，只要我喘过气来后，我又满怀信心地奋力以赴。”说这话已是８７岁的高龄了，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雄心。又如在新疆考察西域古国遗址、玄奘路线时，常常汽车开在没有路的沙漠上，颠簸得人五脏六腑如翻江倒海，难受极了，一天下来，骨头都颠散了。年轻人都趴在床上不想动了。而冯老却在记笔记，一写就是大半夜，有时写下一千多字。这是多么坚韧的毅力和勤奋的精神啊！

二、从红学专家到走在大国学路上

纵观冯老一生治学的道路，其研究的对象最突出的是两大范畴：红学和西域文化。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也显现出不同的治学特征，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属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就是国学。冯老为了消除对国学传统的看法，他提倡弘扬“大国学”。

红学研究当然是“大国学”题中之义。新红学研究方法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凭借考证出成果最多。解放后新红学考据方法在当代依旧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像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大家，不管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的长板与短板如何评价，但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都是以考证见长，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冯其庸治红学虽然较全面，如叶君远《冯其庸传》所指出：“冯其庸的这些红学著作，有的属于文献整理，有的是对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有的是版本研究和对于文本的思想与艺术的研究，有的侧重于考证，有的侧重于理论和审美的探析，林林总总，几乎涉及红学所有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③但给人留下最深刻记忆、被学术界所公认、也是贡献最大的还是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版本考，这正体现了冯老在当代运用乾嘉学派考证之法研究红学。

瞿林东先生在《１８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序》中指出：“１８世纪的中国史学以其著名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历史考证，久负盛名，其影响所及直至于今。当时的考据也有弊病，那是考据末流所为……故就整体与主流来看，１８世纪中国史学的历史考证之学，实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④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适应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在《红楼梦》研究中引进和运用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灌注在新红学之中。他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虽然乾嘉考据学存在烦琐考据的弊端，然而“汉学家的功夫，无论如何烦琐，却有一点不烦琐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⑤冯老年轻时期受教于无锡国专和上海无锡国专，那里聚集着一批国学功底深厚的大家，给他影响至深，他晚年深情地回忆当年王蘧常先生讲《庄子》、童书业先生教先秦史、顾佛影先生讲唐诗、葛绥成讲地理学，回忆王蘧常先生等介绍他认识词学泰斗龙榆生、戏曲名家赵景深，还认识了书画大家白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灌输和熏陶，所以冯老说：“这些情节回忆起来，对我是无形中的一种教育和提高。”

西域文化也是“大国学”。冯其庸先生从６０岁到８０岁一直醉心于西域文化的考察，不畏艰险，跋涉万里，孜孜以求，以获真知，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千古名言。玄奘是贞观元年（６２７）夏天西行，第二年８月到达印度。贞观十九年（６４５）从印度回国，到冯老重新确认玄奘往返路线，已经过去１３５０多年了。这中间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诸多时期，又有多少学者研究玄奘取经的路线，都因为西域自然环境艰险，人迹罕到，而没能亲历其境，或语焉不详，或留有空白。可见真正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绝非易事，因为它不仅仅是不畏艰险、劳顿等这些素质，还涉及一个思维和方法的问题。早在１００多年前，丹纳《艺术哲学》就提出了影响文学艺术的三大因素———种族、时代、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地域、环境、风俗、语言、政治、军事等重要条件。考察历史文物更是如此，冯老在考察玄奘返程路线时，雇佣放羊人当向导，询问地理沿革、风土俗情等诸多问题，解决了许多书本上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学者风范是一种担当责任、社会责任

我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三十多年来主攻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特别是担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后，亲历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发展历程。同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又投入《红楼梦》的研究，和红学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对中国红楼梦学会也有了解和认识。因此，在各个学会的发展状况的对比之中，对冯老的学者风范，也就是他为中国红楼梦学会所作的贡献体会更加深刻。

冯老在《风雨平生》口述自传中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我们的宗旨是把全国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团结在一起，大家认真地把《红楼梦》研究当作一件重要的长期的学术工作来做，当作一门艰辛的学问来做。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还有之前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的创建，对《红楼梦》的研究，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和引导作用。”“这三件事对《红楼梦》研究的推动非常大。”⑥从冯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三件事从时间上来说，是一个连续的创建流程。从领导核心的构成来说，冯老是红楼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红楼梦学刊》他是第一任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由他倡导创立、他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三个机构始终以冯先生为核心。除了历史机缘为他们提供得天独厚条件而外，以冯老为首的红学专家一开始就主动地把握了话语权。创立红楼梦研究所，打造常设的学术平台，不断提升红学研究的水准。创立《红楼梦学刊》，把握好学术话语阵地，坚持正确的红学研究方向。抓好一系列学术基础建设工程，如校注《红楼梦》，主编《红楼梦大辞典》，编写《八家评批红楼梦》等，惠及当代，泽被后世。总之，只有掌握话语权，才能带着学科建设的思维和做法开拓红学事业。

这一系列的创建活动显示了冯老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是一位有大家风范的学者。在他的带领下，把握时机，召开了诸多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团结了全国老中青红学研究专家，迎来了解放后第二次红学发展机遇，如刘梦溪所言：“如果说在红学史上，索隐派和考证派曾经各领风骚，尤其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那么，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７年这十年，则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的天下，……因为文学批评不断借鉴和吸收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使小说批评派红学拓宽了视野，可以建立批评的多种方法和多种途径。”⑦也即是说红学的春天到来了。８０年代改革开放释放的空前的生机，使当时红学研究十分活跃，涌现出一大批小说批评派著作，如张毕来的《漫说红楼》、蒋和森的《红楼梦概说》、王朝闻的《论凤姐》、徐迟的《红楼梦艺术论》、刘梦溪的《红楼梦新论》、张锦池的《红楼十二论》、周中明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陈昭的《红楼梦谈艺录》、傅憎享的《红楼梦艺术技巧论》、白盾《红楼梦新评》、曾扬华的《红楼梦新探》、杜景华的《红楼梦艺术管探》、周书文的《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吕启祥的《红楼梦开卷录》等等。

冯其庸先生逝世了，而他创建的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三位一体的格局，对于红学事业的发展、红学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种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注释

①张庆善《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７日。

②冯其庸《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２７页。

③叶君远《冯其庸传》，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２页。

④罗炳良《１８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１页。⑤胡适《胡适文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５页。

⑥冯其庸《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７２页。

⑦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５页。

（本文作者：天津外国语大学，邮编：３００２０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