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朋兵（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4-08）

近些年，图像文献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材料，尤其在思想史、美术史领域，不论是中国学者如葛兆光，还是域外汉学家如巫鸿等，都主动把图像纳入学术史范畴考察，图像研究也成功地在人文社科这块沃土上开掘出了一片新天地。但是作为文学史料的图像文献，能为文学研究带来什么？其阐释的边界又在何处？

图像并不会开口说话，中国自古以来却有一个图像传统。郑樵《通志·图谱略》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古人治学不仅要看文，还要观图。《新唐书·杨绾传》也有这么一句话：“独处一室，左图右史。”由此可见，图史并用是古人的常规操作，这是因为，文字书写的历史与图像描绘的历史可以相互参照，以补文字文献之不足，即人们所谓“图像证史”。

中国早期（尤指商周秦汉时期）的文献文本形态及其概念，要比今天宽泛得多，一般以“图书”称之。所谓“图书”，实际包含了“图画”与“文字”两部分，如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图书，就是图文共生的例子。有些情况下，“图”并没有与文字相配，如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图”、子弹库楚墓所出“人物御龙图”，它们均没有相应的提示文字，图像的意义需通过帛画的纹饰、图案及其他器物信息相互比较才能明白。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以“书”为主的，在文中配有插图性质的“图”。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所谓的“图”，其作用只是辅助说明“书”内容的，所以绘制得相对简单、粗略，如马王堆帛书《胎产书》所附《人字图》、《天文气象杂占》所附《彗星图》等，属于一般数术实用类文献。

先秦以前，“图书”常被铸于金石、书于简帛，另外还被刻画于庙宇、墓葬等文化场域。秦汉以后，随着隶书的流行和纸张的发明，“图书”典籍以数万计的速度增殖，不但图绘、书写的场合与范围日渐扩大，如宫殿、乡校、官署等，而且图像所发挥的功能也备受人们的关注。汉代的图像大多配有文字“榜题”，以辅助说明图画情节，如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刻录的伏羲像，旁边就有题记文字。魏晋以降，书文献日盛，“图”大量佚失，造成了后世文献仅存“书”而不见“图”的尴尬处境，也给我们理解商周秦汉以来的“图书”形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随着20世纪的考古大发掘，一些失传已久、可与先秦两汉“书”文献相印证的“图”相继发现，这就为我们准确认识早期中国“图书”文献形态及复原历史文化的原貌提供了巨大可能。

图像不仅是文学与文化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文字文献生成的文化土壤。以汉大赋为例，宫殿赋在叙事上对空间方位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赋家可能将地图、方志等图籍资料作为汉赋知识的直接来源，如王逸在写《鲁灵光殿赋》时就派其子亲往图摹其状，考察地理实情，实际参考了当地图志材料。张衡《二京赋》的撰写亦与舆图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国学者余定国甚至断言《二京赋》“具有双重的地图学意义。首先是使用量度和测绘，常与地图学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政治隐喻，在描写汉高祖如何建都长安时，度量和测绘暗示了汉初的政治制度……张衡的赋也可能包含了有关的地图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应用的证据……除了可能是有关应用地图的描述，张衡赋中的一些用词也暗示它可能是根据地图撰写的”。再如《山海经》经文呈现出的方位叙事，表明它是据图而作，郭璞在给《山海经》作注时也明确提到曾参考过一种“畏兽图”。明乎此，可知图像文献对文学作品在材料来源、叙事方式、审美建构等方面均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只适合于案牍阅读的文字作品多了一层文学审美属性，作家作品所呈现的时空维度与物态容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中国古代的图像文献，除了一些宗教图画外，同时还承担着普及知识、宣传教化的重任。古代许多图画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产生，并不是出于吟咏情性和表情达意的主观需要，更多地在于政治辅化，如西汉刘向《列女传》和《列女图》、传为东晋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北魏司马金龙漆面屏风《列女古贤图》以及一系列女诫作品的涌现等，这种现象说明图画和文字是古代历史叙事的两种重要传播媒介，它们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承担着劝勉与训诫的历史文化传统。以至于到后来唐宋文人画、明清绣像小说、近代画报等文艺样式，无不在形式上图文并举，功能上神意兼通。图像的这种文艺功能，作用于后世的文学审美与文化传统，对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社会性与现实性确有裨益。

（来源：http://lit.cssn.cn/wx/wx_bwyc/201904/t20190408_4861025.shtml）

扩展阅读：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031.html（2015-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