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学院“十二、五”规划也没写完，没想到一篇不经意的博文引来这么多口水，害得我不得不就此事再吐点口水。

首先，我支持打假，也痛恨造假，我本人就曾经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打过假。但我们要搞清楚打假的目的是什么，如果高喊着打假的口号，行泄私愤之实，那就违背了打假的本意。

还是从本科毕业论文说起，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大概是中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培养环节，对此我一直持保留态度。事实上，从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开始，用人单位便纷纷开始进入人才市场招聘，大学生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为自己谋划未来的出路，到得第二学期，相当多的学生开始四处奔波，有些干脆在用人单位被试用，成了用人单位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学生做出像样的本科论文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只有那些立志继续深造的优秀生或许可以。

胡震应该是川大物理学院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否则川大不可能把他委托给北大做毕业论文，资料显示，胡震跟随钱思进先生做毕业论文历时5个月。不可思议的是，钱先生在胡震离开北京前的两小时内才知道胡震的论文内容，以至于无法要求学生及时修改便在相关表格上签了字。假如还有人认为钱先生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就真的奇怪了，川大把学生委托给钱先生指导，钱先生也接受了，钱先生就是这样指导的吗？钱先生既然接受了川大的委托，那就是一种承诺，放羊式的指导算不算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正常情况下，本科生由于缺少研究经验，导师应该从资料收集、开题报告、撰写过程等各个环节全程跟踪，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可从钱先生的博文以及新闻中可以看出，钱先生似乎从头到尾没有过问，只是在最后需要签字时才看到学生的论文，钱先生就不觉得有点失职吗？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是：宁可自己的事情耽误了，也要把别人委托的事情做好，否则于心难安。川大把学生委托给钱先生实在是委托错了人。

退一步讲，钱先生在最后发现了学生的问题，也在相关表格上签了字，但你既然对造假深恶痛绝，应该及时跟川大沟通，敦促川大要学生修改论文，这样也就消除了后患。钱先生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担心影响学生前途？现在这样不仅是影响前途，还可能毁了一个学生的前途。

在学生入学后，钱先生发现学生造假的论文并未修改，理应及时采取措施，或者将学生退回川大，或者勒令学生重新撰写毕业论文并重新答辩。为什么再次纵容，说什么为了给学生改过自新的机会，什么叫改过自新？至少您应该要学生把过错改过来吧？为什么当时不要求改呢？

假如钱先生在上述各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把好关，就不会有今天的打假事件出现。打假的目的是什么？是治病救人，是纠正社会与学术风气，钱先生的打假行为能达到这个目的么？我看不能，只会结怨。我们一再高喊反对学术不端、反对造假剽窃，可当我们可以防范造假于未然时为什么不去防，却在时隔数年后才想起去打假？假如是数年后才发现也就罢了，打假恰恰发生在学生想出国之后，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钱先生认为胡震出国是一种背信弃义行为，我想知道的是，胡震在入学时是否答应过您什么？您是否明确向他提出过将来不得出国读博士？如果没有，何来背信弃义之说？胡震造假了不能出国，那您别的学生能不能出国呢？如果他们也向您提出出国的申请，您是否也认为他们背信弃义呢？如果不是，为什么独胡震不可以提出出国要求？他的造假论文（姑且认为造假）是卖身契吗？

一个真正爱护学生的老师会培养学生好的习惯，平时从严要求，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而不是秋后算账，学生一旦走入歧途，导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能又有人想骂娘，认为我是反对打假了，你读不懂本文那是你的事。

补充：我的两篇文章都是建立在假定钱先生所言属实的基础之上，刚刚读到了胡震本人的回应，个人觉得，胡震的话更符合逻辑。当然我不好对孰真孰假作出评判，因为我并不知情，但无论钱先生所言是真是假，他都让自己陷入了窘境。

成都晚报采访胡震的文章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