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cover of what things do 

技术哲学视野中的物之研究

Artifact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读《物何为：对技术、行动体和设计的哲学反思》

闫宏秀 杨庆峰

从哲学史上看，物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技术哲学的视野中，更有其独特的地位。鲍德里亚、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伯格曼等都曾对物做过剖析。特别是近年来，技术哲学中关于物的研究日渐凸显，如唐·伊德（D.Ihde）、彼得·克罗斯（P. A.Kroes）、安东尼奥·梅杰斯(A.W.M. Meijers)、林恩·贝克（L.R.Baker）、彼得·维贝克（P.P.Verbeek）、皮埃特·威玛斯（P.E.Vermass）、帕斯·波赫尤拉（P. Pojloa）等学者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与此相随，技术哲学界出现了“物转向（thingly turn）”。那么，物在人的存在中、物在人类社会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即物究竟做了什么？2005年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物何为：对技术、行动体[①]和设计的哲学反思》（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②]，以下简称为《物何为》）一书对此做了多维度的分析。

一

本书作者维贝克（1970－）是荷兰特温特大学哲学系技术哲学专业的教授、科学哲学、科技与社会国际顶尖项目主任，德夫尔技术大学特聘兼职哲学教授（苏格拉底教席），荷兰皇家艺术科学院“青年研究院”的一员，哲学与技术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技术的社会文化功能、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及技术物的伦理道德问题等。

在《物何为》一书中，作者以物[③]在技术文化中的作用、对人类的影响及物应当如何被设计等问题为靶向，从物性技术哲学的视角，展开对人与技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本书由回到物自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超越物的研究（philosophy beyond things）、源自物的研究（philosophy from things）和面向物的研究（philosophy for things）等四部分组成，可谓是对技术哲学领域中关于物之研究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之路向的一次系统阐述。

在本书开篇，作者指出从柏拉图用不变的理念取代变化的物伊始，哲学家就开始走向倾向于语词和理念的研究，从而使得哲学领域中关于物的研究比较缺乏。但物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哲学必须对其进行分析，转向物自身是哲学的使命之一。并且“真正哲学问题的解答可以通过对物的研究来进行，在哲学研究中不应缺少物的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以牺牲对物及物性的研究为基础的哲学倾向，这是不对的”。[④]

在其他领域也有物的相关研究。如在哲学领域和当代的后现代工业设计领域中都有所涉及，但这些研究并未实现真正的回到物自身，均未全面认知物的意义及其物性。如：在异化理论看来，技术是一种使人与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现实之间疏远的力量，技术所带来的是将人类改变为社会大机器中的齿轮，将实在改变为仅仅通过支配和控制来逼近的原材料。基于异化理论来分析物的这种路径事实上是忘却了物性，因此，其带来的是对物之认知的远离；即使是哲学界20世纪所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也将其视为是对物恐惧的一种表征，并且因为语言遮蔽了物的原意，也不能对物予以系统分析。因为语言学路径对物的分析采取将物还原为非物元素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物之功能和意义的解读是失败的，是不能真正把握物之真谛的，会将技术哲学引入歧途；后现代工业设计理论将产品设计视为基于符号而不是基于物质性的，其注重的是产品设计中物所蕴含和展现的符号之象征性意义；即使是目前有关于“物质世界”和“现代唯物主义”的探讨，也都是力图将人工物的物性排除。因此，在关于人工物及其物性的研究中，必须寻求一种可取代柏拉图主义、非物质论的路径来分析人工物在当代文化和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功能。

那么，什么样的路向可以完成上述使命呢？这正是本书力图要回答的问题。关于此问题的回答，作者既拷问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传统的哲学家对物的思忖之路径与观点，也吸纳了几位当代技术哲学家如伊德、伯格曼、拉图尔等人的概念和理论，但他不是借助于抽象与深奥的概念，而是以具体的实践[⑤]为立足点，采取在批判和汲取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其路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后现象学的理论及物性伦理之融合。

二

对物的意义和功能之解读是本书的核心问题。作者首先从先验哲学传统、经验哲学以及现象学等路径对技术研究进行剖析。他认为，海德格尔、伯格曼等传统哲学家对技术在文化中的作用持悲观态度（其中某些学者还有技术恐惧症的征兆），采取从先验论的方式进入主体，注重对技术可能条件的研究。毫无疑问，该路径对技术在人类存在中的意义和功能进行了宏观分析，但其研究比较抽象，不足以揭示物的真谛。首先，该路径不是指向具体的物，未能把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具体的技术相结合，即缺乏对具体物的研究。不过，“一旦技术哲学离开先验论的领域进入具体的物性，就能全面解读技术”；[⑥]其次，将对技术的研究还原为非技术的、技术可能性的方法是不能理解技术自身的。如海德格尔的技术理性，雅斯贝尔斯的大众生产体系等都牺牲了技术的功能和物性的维度。因此，该路径类似于俄耳甫斯的诱惑（the Orphic temptation），是后思式的（backward thinking），而真正的技术哲学应当是前思式的（forward thinking）。

技术哲学之经验研究又如何呢？此路径质疑传统哲学将技术视为人类异化之源的观点，采取将具体的技术置于具体的语境中去研究，通过此种研究，发现技术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作用。如经验研究以微波炉为例，对微波炉的外观设计与用户之间的关联性、微波炉与人类饮食习惯的变革等进行分析，进而揭示了技术设计与性别、技术对家庭关系、对文化的影响等。该路径重在考察人对具体物的体验、及具体物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等，但上述考察是围绕具体物而展开的微观分析，缺乏哲学分析，故不能实现对物的全面研究。

对于技术哲学的现象学传统，作者借用霍达（Gilbert Hottois）的观点，认为该路径缺乏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特质——技术科学的分析，并且该路径力图将技术科学强行塞进其现有的概念体系之中，将技术科学仅视为对现实的解释而未洞悉其操作性。但事实上，技术科学已经进入现实并作用于现实，因此，此路径对物的分析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鉴于以上分析，哲学不仅是需要面向物，并且需要面向物的哲学以到达哲学的全面发展和对物的全面解读。本书作者维贝克的“物转向”意指一种与后思式的那种超验定向的技术哲学不同的经验转向，它走向更前思式的、语境定向的。它反对传统哲学那种单一的、基于异化理论而对物予以过于宏观分析的方式，反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以物及物的实际用途、材质和特定的社会语境来对物予以过于微观分析的方式。“物转向”应当是将对物的研究重心放在技术自身，而不仅仅是技术得以可能的前提。因此，本书对传统技术哲学和现代技术哲学的一些代表性人物进行深度和综合性的述评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塑造一个新的技术哲学框架。

三

本书第一部分是批判传统技术哲学。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分别代表了技术哲学中传统现象学的两端：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现象学，[⑦]且这两条路径在技术哲学的传统现象学研究中形成互补，但现象学的理论产物甚至现象学本身在当代都已受到批判。传统技术哲学的先验方法论、后思式、追溯技术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力图通过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形而上学假定的哲学反思来理解技术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伴随时代的发展日渐呈现。就雅斯贝尔斯而言，他将技术视为中性并且技术自身不能产生自身的目标，故这使得人应对他们用技术做什么负责，并且在恢复人对技术的控制的同时，也为人类重获人性提供了机会。如此，他将其技术哲学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主要围绕人类社会被改变为大众化、机械化而展开，认为技术对真正的人构成了危险，将人异化并成为大众文化的附属品；后期主要关注由技术所带来的危险的本质以及如何克服这种危险。那么，雅氏对物的理解是否恰当呢？在作者看来，雅氏虽然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存在主义式的技术哲学路径，但存在问题。维贝克通过对雅氏的大众生产所带来的全新的、均一化的物质环境和大众文化形成的全新的、均一化的社会环境的描述与批评，指出雅氏对技术的否定性评价占据主导；雅氏以技术可能的条件来诠释技术的方式必定会带来对技术理解的畸形。此外，雅氏只阐述了技术在此在、实存中的意义，而对技术在超越中的意义则未予以说明；针对海德格尔而言，维贝克认为“物物化”（The thing things）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非常重要，但这种对物何为的思考是从物自身之外而讨论物的，没有将物还原到非物的层面。在海氏路径中，将座架视为技术的本质，将技术视为解蔽、最大的危险等。作者认同对海氏技术哲学研究之“单一”、“ 抽象”、“怀旧”的特征，说其“单一”是因在其路径中没有为可供选择的技术实践留余地；说其“抽象”是因他仅专注于技术之思而不是具体的技术；说其“怀旧”是因其常用过去来与现在进行不适时宜的对比，但这些批评在作者看来都是外在的，仅仅是囿于对海氏结论的分析而不是对其分析自身的分析。然而，真正的批评不是基于路径的结果，而是指向路径本身。因此，作者分析海氏对技术的概念之法及此概念的含义，进一步揭示出海氏技术哲学的三大特征是源自其先验风格及其用历史的视角来分析传统物、用非历史的视角来研究现代技术。但海氏早期对具体技术在存在分析为解释学技术哲学提供了物质基础之路径，这有助于我们解读物何为。

第二部分是对现代哲学家如拉图尔、伊德、伯格曼等人的反思，并力图勾勒出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作者认为此路径力图解读技术物在人类存在中的具体作用，其核心词汇是调节。作者指出技术既非中性的，也非决定性的，因此，“调节”包括技术物如何调节人和其所在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技术自身的关系等。易言之，调节有两个维度：一是技术塑形人与世界关系，即技术调节着人与实在并提供调节的形式；二是任何调节都是产生在特定语境之中。而这两个维度恰是传统现象学的解释学路径和存在主义路径的延伸。关于调节作用，技术社会建构论分析了社会对技术的作用，但忽略了技术自身的能动作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不仅将技术还原到社会相互作用的网络之中，而且还分析了技术自身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共塑。在其看来，物（非人的）和人都是行动者（actant），任何现象都是行动者网络关系的一部分。如用来写书的计算机是由软件制造者、硬件制造者、工作场所、大学管理者以及运输计算机的汽车等所组成的网络的一部分，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对写书过程均有影响。但此路径不能解释传统技术哲学中关于技术在人类存在中作用和技术如何影响人类存在等问题，因此，必须予以超越。

后现象学以传统的现象学概念和方法为背景，但对传统现象学加以改造，如后现象学的意向性包括物自身的意向性和技术调节的意向性，其研究路径是物之现象学，包括两个向度：一为解释学后现象，是拓宽了的解释学，如伊德。他将体验分为微观知觉和宏观知觉两个维度，并将体验者和被体验者交织在一起。其研究以具体的物为基点，除了通过对人与物的调节关系、改变关系和背景关系等分析来解释人、技术、世界之间的关联性之外，还将物研究扩展到物、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即进入了对技术调节的文化语境和解释学的科学框架的分析，将科学视为技术解释学。这种对物如何共塑人类体验的揭示与拉图尔对人的行为也受技术调节的分析正好形成互补，即拉图尔理论有助于后现象学对物之调节的研究。因此，可通过对拉图尔思想的转译，使之融入到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中；二是存在主义后现象。如伯格曼通过对具体物的分析来阐述技术在人类存在中的作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装置范式、聚焦物、聚焦实践是其核心词汇。但作者认为其研究有缺陷。如其仅局限于技术阻碍和提供不可能性的参与形式，而忽视了装置自身也能产生或促进参与；对存在之技术调节的分析太悲观，认为当今大多数技术与过去的技术相比，使得人与世界的参与越来越少，阻碍了人的幸福。因此，可用拉图尔的理论来考察行动调节，用伯格曼的理论来考察存在调节，并将二者融合起来分析物与人类行动的共塑。基于这些分析，作者撰写了后现象学的词汇表，[⑧]并通过对掌上电脑（PDA）的考察来说明后现象学不仅仅是基于对传统技术哲学批判基础上而进行的框架建构而已，更多的是使得对具体的物进行详尽分析成为可能。

第三部分是基于工业设计基础上技术物的哲学。用后现象学的框架来分析美学在设计中的作用，是后现象学实践价值的一个明证。关于设计的两端即物的功能和意义的分析，作者引入符号学的理论，并以桌子为例，分析符号学和后现象学的重要差别。符号学不关注桌子是如何规范围坐者的关系，而是讨论在这种关系，桌子是如何指称文化的；后现象学则关注桌子如何塑形文化；符号学重在指称，后现象学则重在调节，但物调节不能用功能来解释，因为物在完成其功能的过程中，还会创造超越功能的作用并塑形人和世界的关系。故需要通过物美学的分析来对此加以阐释。后现象学认为物美学包括视觉、触觉及如何使用之，即物美学还包括物自身以及物如何与世界联系以及如何调节人的体验等。因此，设计除了是技术物自身内在的逻辑、功能的履行、物的效用与社会文化效用的结合之外，还应赋予物以道德性。如荷兰的“永远属于您的”公司的设计者们，将其对可持续的认知诉诸于技术物，包括对技术物的处置。他们认为可持续设计应该是耐久的，这种耐久性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心理的维度。设计者可通过技术手段制造和达到物的寿命的延长，更能通过加强人和物之间的感情即文化维度的耐久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

毋庸置疑，作者将物置于哲学的论域中，可谓是对物的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双向充实。作者在批判与吸收传统与现代技术哲学以及拉图尔理论的基础上，塑造一个新的框架来力图物何为给出充分的解释。那么，其是否成功地完成了此使命？

首先，此路向是否还是现象学的传统呢？作者力图通过传统现象学的改造来重构一个现象学来研究技术，可谓是对现象学改造之后的重新应用。这与伊德的路径比较一致。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新人，要回应上述问题必须对伊德的后现象学与传统现象学的关系有所了解。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曾将现象学引入到对技术的分析，并且已形成一条纲领。但传统现象学虽研究人和物的关系，但偏重于宏大的、先验的叙事，缺乏对物之意义形成的分析，不能分析技术体验、技术对人类体验的作用。后现象学则被看作是传统现象学的批判，而批判中有着与传统现象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伊德所言后现象学是实用主义、现象学和经验转向的融合。

但是，这种联系一直受到质疑。伊德曾被指责为缺乏现象学精神，由此割断了与现象学的关联。因此，他的后现象学备受质疑。在现象学中，人的体验被视为是关系性的。体验是在文化语境中的关于某物的体验；而在后现象学中，这种关系是构成的并塑形着人类自身。主体和客体不是绝对的两端，他们互相决定。关于主体、客体的共同构成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也有说明。意向性或者是从主体指向客体，或者是从客体指向主体，尽管主体性构造了世界，世界被给予主体，但若无世界，主体无法获悉自身。主体和在世的客体是意向性的两端。胡塞尔的现象学赋予自我和构成行为特殊地位；而后现象学则未赋予内在体验和外在体验特殊地位。

其次，此路向是否超越了传统现象学及伊德等人呢？作者用具体物的研究来超越传统现象学的先验性，将文化批判维度和设计的伦理维度引入来弥补伊德等人的后现象学框架中伦理学维度的缺失，从而使得物的分析更为详尽。但是维贝克的研究纲领是否明确呢？是否对物何为给予全面阐述呢？通过本书，可发现：作者力图基于对传统现象学和伊德等人的反思与汲取来构建一种纲领，但此种构建的有效性以及纲领的完备性是有待考证的。如卡普兰曾指出维贝克：“对物所产生的物质条件、物设计的社会政治维度和物的应用语境、自由的道德政治理论是如何有助于我们对技术的评价”等并未给出系统的说明，其关于物道德的阐述也不系统。“维贝克倾向于分析主体和客体如何共塑而不是社会与主体的共塑。他把技术调节视为个人的而非社会的。”而事实上，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维贝克遵循最小的社会部分而不是贯穿伊德－拉图尔－伯格曼的研究，反而追求一种关于我的体验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而不是我们的体验的解释学现象学。他对人－技术关系的分析是微观知觉而非宏观知觉的。因此，关于技术调节的分析是一种令人惊奇的无政治意义的分析。”[⑨]关于这些质疑，维贝克曾予以回应。如：对先验论的拒绝不是否认技术以语境和意义为条件，而是技术的社会文化功能不能被还原为这些条件；技术不是简单地促进人的行动和体验，技术还塑形着人的行动与体验，并且这种塑形虽然全部发生在语境之中，但不能将其还原为语境和意义；《物何为》根本不是反政治的，而是为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打开了一个视角，使他们可以将物变得更美好。[⑩]此外，维贝克即将出版的《技术道德化：关于物的道德性的理解与设计》（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一书就将是对物道德的一次细化。

再者，当反现象学（Anti-Phenomenology）开始有所萌动时，现象学以及后现象学的研究又该如何去面对？但毫无疑问，《物何为》一书对于物的关注、对技术哲学路径的分析与构建以及对工业设计的反思极具开创性与启发性。

本文发表在《哲学分析》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