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锋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剑走偏锋 最大的优点是追求完美,最大的缺点是好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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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密浙江县域经济发展

已有 6002 次阅读 2008-3-12 15:43 |个人分类:生活点滴|关键词:探密,浙江,百强县,县域经济,徐剑锋| 探密, 浙江, 百强县, 县域经济, 徐剑锋

解读百强县神话,探寻县域经济发展新路

——访浙江徐剑锋研究员

 

<浙江经济>记者/冯洁

   

    相对于浙江的民营经济现象,县域经济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在浙江经济发展的稳健步履中,县域经济实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浙江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剑锋研究员注意到了这一独特的经济现象,一系列实证研究,使他对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性认识。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了这位青年经济学专家,与他共同探讨了浙江县域经济的未来发展思路。

 

县域经济的先发优势

记者: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剑锋:这些年,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通过以下一些指标可以看出:首先,就整个浙江经济而言,县域经济的各项指标,其中包括税收、出口、工业产值,占了浙江省经济总量的40%-70%。此外,从个体来考察,县域经济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0%。这样的县域经济占比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处于突出地位。这是由于,在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其经济主要还是以中心城市的发展为主导,而县域经济往往比较薄弱。

其次,从另一个指标,即由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全国百强县综合竞争力排名也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目前仍走在全国前列。当前,评价县域经济的指标一共有三个,一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百强县综合竞争力排名;二是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三是全国中小城市竞争力排名。在这三个指标中,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相对比较权威,在近年来的排名中,浙江百强县的数量始终稳居第一位,1996年人均GDP排名,浙江各市县前30位中,11个地级市9个入围,61个县(包括县级市)中有21个入围。到2006年,浙江人均GDP30名中,尽管由于行政区域变动,原排名在前20位的萧山、余杭与鄞州区不再作为县进行排名,仍有23个县或县级市进入前30名,比1996年增加了2个,前10位中仍有6个县市。从历届的全国县域单位综合实力测评情况看,浙江进入百强县市的个数不断增加,居全国前列。

此外,根据2007929日“人民网”组织的中国百强县调查(共111581人参与了调查),在七个可选择的县域板块中,被调查者认为目前最具活力的县域经济版块是浙江的有48016票,占43%。选择江苏的占29.1%,选择山东的占12.3%,福建占5.9%,广东与辽宁分别占5.5%1.3%

 

记者: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活跃因子,相比全国其他省市,浙江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先天的优势?

徐剑锋:我认为,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先发优势就在于浙江的人文精神和制度优势,而制度优势又建立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之上。

浙江从南宋以后,就陆续出现了浙东学派、永嘉学派,他们秉承一种务实、功利的文化,不善空谈,崇尚实际,追求物质富裕,注重商业文化,特别是现在的温州地区,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尤其深刻。

相比其他地区,浙江省并不羞于谈“利”。在我看来,人们对于财富的态度通常有这样三种:一种是“看着别人赚钱,却没感觉”,他们对于财富的态度往往比较麻木,更缺乏崇尚商业的文化,自然不会去追求、创造财富;第二种是“有感觉,却出于嫉妒”,这类人对财富也有追求的欲望,看着他人致富也会有感觉,但往往是带着嫉妒和仇视的心理,却缺少创造财富的动力;第三种,也是最积极的一群人,他们积极追求财富,并且善于从致富者身上获取信息和学习致富之道,也善于建立合作双赢的创业模式。浙江的人文精神恰恰体现在了第三类人身上。

浙江县域产业集群的产生与这一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以温州、台州为例,它们远离大城市,地理位置偏僻,资源短缺,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此基本没有扶持、投资,再加上工业基础薄弱,其发展并没有什么优势,这种文化也在计划的车轮下一度被压抑,但恰恰就在改革开放的契机下,温台人的重商文化发挥了作用,浙江精神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下又再度爆发,这从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看出。

从全国范围来看,温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工商制造业和专业市场,一种集聚型的经济在此出现,如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瑞安唐下的汽模配,平阳水头的羊毛衫,迅速打响省外,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销售网络,一种个体经济最初在此崛起。浙江人或许都听说过浙商的“四千精神”,即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想遍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这种精神正是对当年100万温州供销员的精辟概括。

当然,这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历史因素。在当时短缺经济的时代背景之下,全国都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宽松的市场环境,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后盾。

除了人文基础,浙江县域经济的崛起也不乏制度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待个体经济持抑制甚至是消灭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尤其在浙江省,私营经济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以温州为例,早在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此推行,较早地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这一有利的客观环境下,个体工商户在温州各个县域大量出现,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也在此诞生。这些私营企业利用其自身小而活的特点,建立了相对明晰的产权制度,为民营经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同属浙江,浙东北地区的情况与此又稍有差异。就绍兴、宁波、嘉兴、湖州等浙东北地区的县市而言,其最早出现的经济形态并非私营经济,而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些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往往是集体筹资,同时也建立了相对有利的企业制度,得以迅速发展。

直到19931994年间,浙江各地区陆续推行企业制度改革,无论是个私企业,抑或是乡镇企业,经过三到五年的改革,纷纷完成了向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企业在制度层面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一部分国有企业吸纳了民营资本,建立了较为清晰的产权制度。正是这种先发的制度改革优势,为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总的看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在于其古已有之的人文精神,即一种重商的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经营者优势(企业家优势),再加之制度层面的优化效应,才共同构成了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

 

发展潜力的深度挖掘

记者: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但在发展潜力指数方面却与县域平均水平基本接近,在全国的得分和排位也明显靠后。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剑锋:的确,通过县域经济评定的三大指标也可以看出,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指数较全国水平偏低2003年以来,浙江共有30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行列,几年过去,这个数字始终保持平稳,并没有增长的趋势。而与此相对,近几年山东的百强县数量已从15个增加至22个,相比之下,浙江再后劲方面仍显不足。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首先是产业结构存在问题。浙江目前的产业分布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如传统加工业,由于技术、投资要求不高,这些产业的进入门槛往往比较低,产业集群扩展也相对容易,但随之而来却是发展的瓶颈。我们知道,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往往需要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但就浙江的实际来看,中小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规模化的优势当然只是天方夜谭,惟有通过企业“抱团”,形成一个前后相拥的原材料、机器设备、物流体系,大部分企业形成采购分工协作,压低市场价格,以此建立一个个产业链,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才能降低成本,在竞争中占尽先机。

正因为进入容易,也带来一个问题,这种产业结构往往会被其他地区轻易地模仿,从而产生结构裂变。当要素优势远远不如其他地区,这种产业集群的优势实际上也不复存在了。正如温州皮鞋产业,就遭遇了这样的困境,面临土地价格上涨、环境治理严格化、劳动力成本增加的现实,再加上产业本身的要素成本比较低,缺乏技术和研发,企业利润率偏低,温州鞋业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挤压,近年来,频频有企业将总部外移至中心城市,也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在产业结构发生裂变的态势下,转移和衰弱成了企业的两难选择。

其次是当前产业组织仍存在问题。浙江县域经济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大量的中小企业历经了产业集聚的过程,最终诞生了一批“小巨人”企业。出于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往往需要扩大规模以提升竞争力,从原来的依赖专业市场、依赖产业链,走向自主布局,实现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向上,企业形成自己的采购网络;向下,从包装到物流都实现自主运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对发展环境的要求也会相对提高,物流、信息、人才都是其扩大规模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身处县域,其发展往往受到限制,这也迫使一些企业不得不实施外移计划。目前,已有200多家台州大中型企业、2000多家温州总部外迁至上海等大中城市,县域经济发展陷入了“两难”境地:不优化产业组织,势必导致县域中小企业在要素成本的竞争中失去优势,最终走向衰弱;优化产业组织,又会导致企业在扩大后逐渐外流至大中城市,脱离县域经济。

此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浙江地理环境的限制。“七山一水二分田”是浙江地形的典型概括,浙江山区面积占了70%,这种地貌促使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地处平原的县基本都属于发达县或百强县,而大部分山区县仍停留在欠发达行列,而这些欠发达县大多集中于浙西南地区,与浙东北的发达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另外,从数量来看,浙江目前61个县中,30个被纳入了全国百强县,而中等县的个数仅为67个,其余皆属欠发达县,呈“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就基础设施和外部发展条件而言,大部分欠发达县要进入百强县难度相当大,具有后发优势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中等县,因此,这也是导致浙江县域发展后劲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已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但正如您前面提到,其发展也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要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和突破,您认为当中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应当从哪些方面挖掘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

徐剑锋:针对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我认为相对应地,也应该从三方面加以努力和突破。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县域经济中,大部分企业主要是依靠成本竞争实现赢利,其进入门槛低,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模仿为主,缺乏自主研发,这种产业结构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正如过去永康生产的保温杯,一度很红火,不少企业纷纷投入生产,最后的结果是价格压低了,利润空间缩小了,整个产业也崩溃了。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大力促进产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每个企业都应当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以技术获得竞争优势,而不是依靠压低价格。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出现了专门的研发部门,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大型企业取得技术合作,从而获得比较高的产品准入门槛,通过各种技术壁垒进行攻关,如通过前端工艺外包、后端工艺升级,从而形成一种产业协作链,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然,所谓高新技术,并不一定是新兴产业,事实上很多传统产业也可通过技术改造,增加其技术含量,实现产品差异化,以提升品牌形象。此外,在目前浙江资源要素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应尽量规避其劣势,发挥其内在优势如所有权优势、经营优势、资金优势和市场信息网络优势,才能凸显其核心竞争力。

二是优化产业组织。企业做大了要走掉,不做大整个产业又会走向衰弱,面对这一“两难”困境,政府首先应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交通设施、通信网络的建设,以及对落后县域的扶持,为其创造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同时要培育产业组织的中心--卫星体系,让中心企业和行业内的中小企业通过各种长期合作协议或相互参股,达成一种稳定且具有长期效应的合作关系,促成产业内部的分工协作。当然,从长远来讲,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要使县域消失,特别是对那些经济较发达、靠近中心城市的县域,其最终是要拥抱中心城市,成为这些城市的一部分,而不是就县域而县域,如此一来,当地企业就不存在转移与否的问题。

三是促进中等县的发展,同时把山区经济发展作为中心工作,带动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当前,应重点发展龙游、平阳等半山区县,使之成为发达县,进入百强县的行列。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应当发展山区经济,挖掘山区县的经济潜力,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通过下山移民、鼓励人口适当集中,培育工业强镇。目前,大部分欠发达山区县以农业集群为主,如庆元的蘑菇、开花的茶叶,却缺乏相应的工业配套产业链。因此要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利用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形成与之相关的农产品加工环节和产业链,并通过政府引导形成产业集群。此外,除了自源型发展,也需要借助外力,抓住长三角,尤其是浙东北地区产业转移的契机,吸收区外投资。

 

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记者:当前,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居领先地位,但从分布来看,这些发达县主要集中于浙江东北部,这种格局不利于浙江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应当如何从外部层面扭转这一局面?

徐剑锋:的确,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地域方面,这主要体现在:浙东北地区大部分县域除淳安等个别地区,基本都进入了全国百强县的行列,而浙南地区则主要集中于温台沿海平原一带,此外还有浙中盆地的义乌、东阳、永康,普遍呈块状分布。这体现了一种“俱乐部趋同”现象,表现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即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会带动周边县域的发展,使之呈现块状分布。

正是基于此,我们应当抓住这一规律,重点扶持一些中等县,培育新的增长极,通过“俱乐部趋同”效应,打破浙西南的劣势;同时政府应积极培育专业市场,通过引导甚至是入股的形式,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带动周边县域经济的发展。

 

记者:当前浙江县域内的城市化水平仍只有40%。县域城市规模小、城镇布局分散、功能薄弱。在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如何通过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其城市化进程?

徐剑锋: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浙江以乡镇工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小城镇,城镇化又促进了乡镇工业发展,城镇化与乡镇工业形成良性互动,提升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以义乌市与绍兴县最为典型。90年代末,实施城市化与城市提升发展战略,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以城市化来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新阶段。以经济强镇为中心的乡镇行政区域调整与社会经济一体化推进,城市化快速提升,大大促进了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但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其发展也容易受阻。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城乡一体化规划,强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同时促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强化发达县的县城功能,培育中心城市卫星体系。

 

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创新

记者:区域经济的发展,体制因素无疑是最大的外因。浙江县域经济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的成果,您认为在体制方面有哪些经验性的做法,值得推广?

徐剑锋: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创新,主要表现在“省管县”体制和“强县扩权”、“强镇扩权”。

浙江省根据面积小、县数少、县域间差异大等省情,选择了 “省管县”体制。除宁波外,其他县的财政直接由省管理,预算内的县财政直接与省财政结算。上世纪90年代,浙江省还先后两次出台扩大发达县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省管县”的体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它有利于防止地级市的财政截流,调动了县域发展的积极性。

但是,“省管县”的体制对于不同地区也应区别对待,它更需要站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考虑。当县域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就不应过度强调县的独立权力,而应该营造一种有利于融入中心城市的发展局面;相反,对于那些落后的、中等发达的县域,反而应该强化“省管县”的体制,只有这些地区发展了,中心城市才能形成。

2007年,“强镇扩权”开始实施,大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下放给强镇。而早在2002年,“强县扩权”的战略就已推行,地级市经济管理采取权限下放。 我认为,强镇扩权也应当因地制宜,对于那些发达镇,还是应该向县域的中心城市(县城)靠拢,而不是过度地扩充镇的权力,反而是那些中等镇和欠发达镇,政府更应该大力扶持,强调各尽所能,最终走向县(县域)、城(县城)合一,以城代县。当然这在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还需要接受实践的考验。

 

记者:从体制层面来看,您认为在引导浙江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徐剑锋:首先,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县域的发展最终还是要拥抱大城市,成为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其次,政府要充分挖掘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将扶持重点转向中等县和发展中的欠发达县,培育新的增长极,以点带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再者,政府应关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两难”困境,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引进环节等方面有所作为,促进县域产业集群形成与稳固;同时要完善相应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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