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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伟长先生和胡海昌先生矛盾的一点看法 精选

已有 37495 次阅读 2011-3-2 09:35 |个人分类:科技史|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钱伟长, 胡海昌

对于钱伟长先生和胡海昌先生矛盾的一点看法

武际可

在力学界都知道有一个阶段钱伟长先生和胡海昌先生闹矛盾。最近又看到网络上有几位网友说到这件事。有的说:“好像压制过自己落难老师的论文吧!学术上可以,人格上不怎么伟大!”。有的说:“对他的恩师落井下石,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打击排除钱教授,特别是故意压制他的《广义变分原理》论文的发表”。这显然是对着胡海昌先生的。还有的说:“从与胡海昌院士争夺广义变分原理首创权不惜进行人身攻击的恩怨看,钱伟长其实还是很看重自己的专业地位的。”总之,不是把胡海昌先生说成是“欺师灭祖”的败类,便是把钱伟长先生说成是争名夺利的“小人”。这实在与在我们心目中的两人品德不符。这里有必要说说我对两位先生接触过程中得到的感受和一些看法。

在网络上说那些话的网友,看得出都是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要求很严格的人,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嫉恶如仇”的人。其实反问我自己,何尝不也是“嫉恶如仇”的呢。不过由于我对两位都有接触,就会得到和网友们的说法完全不同的结论。以下谈谈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看法。现在两位先生都已仙逝,希望这些看法能够有助于澄清事情的真相。

大约是1981年夏天,胡海昌先生要我写一篇关于钱伟长先生的新著《变分法与有限元》的书评在《力学与实践》上发表。我当时仅仅是副教授,而钱伟长先生是力学界的泰斗。我开始坚决推脱说自己资历不够云云,在场的有王大钧。我当时曾经说过,胡先生你写可能更好。胡海昌先生非常坚决地要我来写,我勉强接受下来了。胡海昌先生便把他手上的一本《变分法与有限元》的精装本给我。我后来猜想,他所以一定要我来写推荐的书评,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当时是《力学与实践》的编委,联系发表比较方便;二是当时北大搞有限元程序比较好,这本书的主题是变分法和有限元;三是我们写比胡海昌先生写会更客观,不会有学生推荐老师显得不够客观的嫌疑。

在拿到书后,我花了一个多星期仔细读。并且用铅笔在书边上做了批注。后来我去找胡海昌先生,向他说明,这个书评不好写。他问为什么,我说,主要是书中有一些失误的地方,如果作为书评,不能只讲好的地方,对书中的缺点也必须讲,这才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可是,如果把这些失误的地方一并讲出来,又有损钱先生的声誉。以此很难写。我接着说,一些失误的地方我都仔细用铅笔注明了,请你再看一看合适不。过了几天,胡海昌先生来找我,说我的看法很对,而且他还去向钱先生说了,钱先生很谦虚,把我用铅笔做笔注的那本留下了,换了一本干净的送给胡海昌先生。这件写书评的事就算告一段。

这件事至少说明:第一,在1981年,他们的关系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和谐的。这个书评到底是受钱先生之托,还是胡先生主动组织书评,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种情形,都表明二人关系是正常的。第二,有人说,胡海昌乘钱先生被划为右派,落井下石,阻止钱伟长变分原理的发表,也说不通。因为这本书的主要的新内容就正是钱伟长被《力学学报》退稿的用楞打乘子法来导出广义变分原理,如果胡海昌要阻止广义变分原理的传播,他何苦来组织这本书的推荐书评呢。

从各种资料反映,1983年可能是钱胡关系产生恶化的关键一年。1983年我去美国访问,1984年初回国后我就影影绰绰听到他们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些传言。到1985年收到钱伟长先生赠给我他在年初出版的著作《广义变分原理》,从行文中,我才从文字上证实两个人关系的恶化。不过就书中花了整整5页的篇幅来叙述楞打乘子法的历史中看出,钱伟长先生除了说楞打乘子法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之外,关键的几句话是把1964年《力学学报》的退稿归咎于胡海昌。说:“那时,他是《力学学报》的编委,同时又是广义变分原理独一无二的权威,……,《力学学报》编辑部对我的文章的审查意见,身为编委的胡海昌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责无旁贷的。”

为了弄清楚究竟是不是胡海昌应当对退稿负责的问题。我曾经询问过我的一位长期在《力学学报》编辑部工作的同班同学,她说,就她的记忆,胡海昌没有参与审那篇稿子。不过审稿单按照规定只保留5年,到1985年已经过了十多年了。没有办法查询了。退一步讲,即使胡海昌参与审查,他一个人也毙不了一篇稿子,需要互相不知道的两审才能决定退稿。另外人们都知道胡海昌是钱伟长手下的人,当时投送审稿人有避嫌的考虑,一般也不会送给胡海昌审查的。例如从北大来的弹性力学稿子一般不会送北大的教员去审查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右派的文章,一般情况大半是按照退稿处理的。

现在我们需要从钱伟长先生的角度来看问题。1957年钱伟长是全国著名的钦定右派。一切以前和他有接触的人都必须与他划清界限。否则会遭同样的命运。当时在力学所的一位青年团员钟**,不过是为钱伟长说了几句话,结果遭到了开除团籍的处分。力学所的党委书记因为在钱伟长受批判时去看望了一下,结果被罢了职调离了力学所。当时在力学所的年轻的研究人员作为钱伟长的学生胡海昌,更得与钱伟长划清界限,参加批判。当时所里的人无一例外地必须参加批判,这种参加批判,与其说对钱伟长的讨伐,不如说是为了每个人自己的安全。钱伟长对所有在批判中说了过头话的都能谅解。包括胡海昌。要不然就不会有前面介绍的我经历的1981年写书评的那一段事了。

那么,为什么钱伟长先生,被冤枉二十多年,遭受众多人们的指责和批判,都忍辱负重地在磨难中度过来了,而且对于批判过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他的学生,都能够原谅,为什么为了一篇文章,却动那么大的肝火,以致闹到和学生断绝来往的程度。

这一点也不奇怪。他清醒地认识到反右时人们批判他都是“奉命”批判的。而后来学术上的看法才是真心的。再加他推断胡海昌又是广义变分原理的权威,又是学报的编委,不可能不参加处理他的稿子。这实在是他最痛心之点。再者,一个真正的学者,别的方面可以不在乎,但对他的劳动成果是真正心爱的。高尔基说:“尊重人,首先是尊重他的劳动。”钱伟长正是这样的学者。他真正珍重的就是对他的学术成果的尊重。当他得知胡海昌是否定他的成果的“首犯”时,可以想见他的痛心和感情的转化。这一切都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不过悲剧恰恰就在于这只是一种推论,而不是事实。根据的是一种以讹传讹的传言和猜测。

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好像胡海昌,1954年的论文,经钱伟长推荐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后就已经是名人了,其权威性足以枪毙钱伟长1964年投向《力学学报》楞打乘子的稿子。其实,胡海昌在力学界虽然接触过的人知道他业务不错,不过也还没有权威到足以毙人稿子的地步。而且无论是胡海昌1954年的论文,还是钱伟长的1964年的论文,一直到“文革”结束,人们也不过认为那是一篇很普通的论文。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它们的重要性是随着有限元方法在世界,特别是“文革”以后在国内的普及才逐渐认识的。胡海昌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逐渐出名的。而钱伟长楞打乘子论文退稿是由于胡海昌的运作的传言也正是1983年前后才传开的。

1982年,海昌、钱伟长、罗恩、匡震邦、薛大为,五人分享了广义变分原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当时评奖委员会考虑到“文革”时全国学术期刊一律停止的情况,只要是确实证明在这期间做出过开创性的研究的,无论发表与否都可以参加评奖。所以钱伟长和其他几位没有发表的论文也都一同获奖了。胡海昌也是在1982年才被选为院士的。那种说胡海昌利用自己的权威压制钱伟长的稿子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在1964年,胡海昌只不过是《力学学报》数十位编委中的普通一员既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威望。我自己曾经连续担任过《力学学报》三届编委,对于一个普通编委的权力和对学报的影响程度是了解的。我担任编委时,编委的权力已经有所扩大,也就是编委有权推荐稿子,不过编委推荐,也就是能够顶替两审中的一审而已。编委绝对没有决定退稿的权力。

在这场矛盾中,也许钱伟长的责任就在于没有核实事实而单凭传言来做推论。不过我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对一个对国家和民族以及学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已经遭受过二十多年的非人待遇,有什么必要再在他过世以后还揪住他仅仅由于轻信而扩大到人品如何如何而不放呢。退一步讲,即使他当时要去核实也是很难做到的,1983年钱伟长已经是70多岁高龄的人了。至于后来发表的许多对广义变分原理看法的文章,虽然其中有一些过头话,也主要只能看做他们不同的学术观点,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都不能往人品上做无根据的推论。

最后,要说一说胡海昌先生。他是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当时毕业实行由国家分配工作单位的制度,最初他被分配到治淮水利部门工作,由于他体弱,而且他的特长在理论研究而不在实际施工。系主任钱令希又把他推荐给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室主任正好是钱伟长。无论在任何时候与胡海昌谈及他的成功,他都会深情地提到终身得遇两位老师,就是钱令希和钱伟长。我是在1990年采访过他,所谓采访实际上是一次约好专门谈他个人身世和成长过程的谈话。那次谈话,已经是外间传说,钱伟长对他“清理门户”脱离师生关系之后,在谈及钱伟长时他还是充满感激之情,感激他及时把广义变分原理的稿子推荐到《物理学报》。他还深情地说到,他是南方人,到北方连过冬的被褥都没有,是钱伟长先生借给他钱才制备的。我想,在得知老师已把他打入另册之后还能够说出这样深情的话的人,任何人不会把他看做一个如外间传言的“欺师灭祖”的人吧。

钱伟长先生快人快语,有时又会说一些过头话,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1957年落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因此与一些同行和学生产生过误会。而胡海昌则为人有几分木讷,说话还带有几分口吃。他从来不会为自己辩解什么。外间有许多关于他的流言,他也从来没有为此发表什么声明,有时谈及此事时也不过自艾自叹,甚至伤心落泪。

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我作为曾经与他们交往的人,有责任把我的感觉和看法说出,任那些流言蜚语继续伤害他们,于心不忍。愿他们在天堂相遇,和好如初。

他们两位都为我们的科学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我对他们都很尊敬,让我们永远把他们带给人类的好处铭记于心吧。至于那些以讹传讹的流言,是谁、是怎样流传开的,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让钱伟长先生信以为真的,我没有兴趣去追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流言终结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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