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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博主提到留学生住黑屋，觉得他们很苦。让我联想到我租过的房子，拿到这里晒晒。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刚出国时，得到东方基金会的资助两年去里斯本大学做研究。那里的接待学者事先就给我找好了一套公寓。对当时的我来说非常奢侈，租金花掉了我资助费的一半，也让我很心疼。不过我不好说什么，还是千恩万谢地住了进去。这套公寓挺大挺高级的，一切设备齐全。可是对于我们当时国内还在基本线上生活的人来说，过分的先进会遇上了很大的麻烦。接待学者将我从机场接来，将我往公寓一放，说了声有事到楼下电话亭打电话就走了。我愣了半天，回过神来，开始审视公寓里的一切。那个感觉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乡巴佬穿越到未来世界。公寓里没有英文资料，更没有半个中文字。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和中文绝缘了。当然基本家具认识，没问题。打开行李，将衣服挂出来。电视机认识，没问题。打开来，一句听不懂，全在说葡语，只好看图猜意。烧点水吧，水龙头认识，煤气灶认识，没问题。可是火柴在哪儿？当时不知道煤气灶还有电子打火机，还好发现墙上有个大铁盒子（后来知道那是煤气电子热水器）里有点明火，找了一张纸，搓成一条，将火引了过来，才没饿死。以后好久都不知那大盒子是干嘛用的，就一直采它的母火来点煤气灶，而洗澡则一直淋冷水。洗衣机认出来了，应该也没问题。可是怎么开呀？我把脏衣服放进去，按了所有能按能转的地方，它就是不动，别是坏的吧？我找出了说明书，还是葡语，看不懂。对自己说要记得赶紧买本葡英字典，对了，还有地图。不过我的拧劲上来了，钉在那儿慢慢琢磨了很长时间。忽然灵机一动，我将按钮拔了下，居然拔出一节，而洗衣机转了！那个高兴，不亚于我解了一道数学难题。天慢慢黑下来，灯还是会开的，可那卷轴窗帘从没见过，怎么放下来？又经过一番研究，终于将窗帘放下来了，很有成就感。放窗帘时，见到楼下有家超市，去买点东西吧。列了一张清单，但清单上物品的葡名都不知道。钱已换了些，拿出来认认，当时还没有欧元，葡币叫埃斯库多，票面值很大，数零数了半天。然后就鼓足勇气去了。到了当时只在电影里见过的超市，怯生生地，半天才从人流的走向中找到出入口。里面所有商标都不认识，还好标签上的数字大概是价钱，商品有模样，猜吧。可是清单上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也问不来，因为售货员听不懂英语，更不理中文。呵，见看得明白的拿，到付账柜台上给张大票子找就行。我还算表现得不错，听说有国人将洗涤精当菜油，那猫狗食当点心买的呢。就这样在我进研究所研究数学前，这套公寓足足让我研究了一星期，期间还对付过吸尘器、洗碗机、电熨斗、烤箱、搅拌机和面包机等等。当然，我也干了不少“坏事”，例如锯下拖把柄一截当擀面杖，拿着抹布当枕巾等等。但那时最难受的还是语言，记得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了齐奥塞思库，知道他出事了，罗马尼亚政局发生了变故，很想知道详情，结果就是不得而知，过了好多天，跑到市中心才买到一张过期的英文报纸。很多人说刚出国时会遇上“文化冲击”，而我最开始的时还来不及被“文化冲击”，而遭受的是“技术冲击”和“语言冲击”。不管怎样，我的留学生涯的开始还是蛮奢华的。 

东方基金会的资助结束后，我住不起这套公寓了，就搬了出来。当时已经会说一些葡语了。先住进了一家葡国人的家里。那样给了我近距离了解葡国人生活的机会。葡国人热情却不守时，勤快却又很悠闲，生活水准很高，会花大量时间保洁，也会花大量时间喝咖啡。常常下午一小杯Espresso可以耗上3小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房东会给你打扫房间，会给你洗衣服，但就是烦你做饭。后我又和别人分租一套公寓，公寓里的其他租客全是青田偷渡客，有单身，也有夫妻。他们挤在一起，典型的蚁族。他们在葡国没有身份，全在中国餐馆打黑工。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不会说葡语，无任何权力福利保障，全听餐馆老板摆布。挣点钱全部寄回家。他们等待着几年一次的大赦，一旦身份洗白，他们就可以向老板一样，自己开餐馆了，然后再去蛇雇家乡别的黑工。更重要的是到了那时他们才能荣回故里。一代代就这样下来，已经有很长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很抱团。当时他们打听到不知法国还是西班牙将要大赦，准备偷渡到那儿洗白身份。那时申根还没有开放边境，不过欧洲大陆各国边境绵长，偷渡对他们来说太小菜了，到别的欧陆国家就象赶集一样方便。不过，公寓里的所有公用电器，除了电灯以外全是坏的。虽然做饭不再遭白眼，但煤气灶、炊具脏得全没了原来的模样，只能看见黑乎乎一片。厕所？不提也罢。而这段租房经历给了我近距离了解海外无身份中国人生活的机会。

接下来我在德国呆了一段时间，却几易住处，但全是住在德国人家里。德国人规矩很多，但修养很高，几乎人人会说英语。他们是最好相处却最难亲近的人。

后来到了英国，最早的时候就是住的黑屋。那一套公寓，我和另一位中国人分租。因为我后到，没什么选，只剩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屋了。再后来我又搬到了另一套很大的公寓，和另一个女孩分租一个房间，家具很简陋。如果住在老外家里是“插队”，这儿可是“知青点”了。公寓里全是中国留学生。有画家，有语言生，有公派者，有读博生，也有小孩。为了支撑家庭，夫妻俩人常常是一人读书，一人打工。工作地点最多的就是中国餐馆。楼下的厨房就是我们的客厅。那里有个大冰箱，每个人占其中一小角，于是“借冰地”就成了寓友们之间的常有的互动。我一直记得厨房里那张大餐桌，铺着餐馆那种一次性桌布。每天晚上象是流水席。灶上永远煮着在餐馆打工的寓友带回的猪大腿骨，鸡脖子等下料。一进厨房，汤香就扑鼻而来，而且马上有人招呼，今儿我们啃某某的大腿，或者快来嚼谁谁的脖子！接着边吃饭边聊天，山南海北，全是带点各地方言口音的中文普通话，十分温馨。当然寓友之间时不时也会有点小摩擦。但现在想起来，这些小摩擦都是那么甜蜜。

我的租房交响曲在我买房子后按下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