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学校是停课了，尽管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读老三篇背主席诗词，成天还是无所事事。原来和爸爸学过的英文字母爸爸让我们赶紧忘掉，千万别在人前流露。那时我们每人都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随身携带。最奢侈的饰品是毛主席像章，大人孩子天天在一块比，看谁的像章更漂亮，更精致。而孩子们较低级的游戏是收集糖纸，特别是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玻璃糖纸。那时糖很难得，好不容易有一颗吃，糖纸也舍不得扔。我们将皱巴巴的糖纸洗过，贴在玻璃上，干了后夹在书里，成了一张张五颜六色漂亮美丽的贴片，也成了我们孩子之间的硬通货，一张漂亮的糖纸甚至可以换到一小包我们称为老鼠屎的盐金桔。

外面乱，公园去不成了，我和哥哥还有隔壁家的孩子就决定学着革命老前辈在校园里重走长征路。我们把学校地图当成中国地图，在上面画了条长征路线，定义了那幢楼是井冈山，那间屋是遵义，那栋房是延安，那个塔是雪山，那块操场是大草地，那条渠是大渡河。听说当初红军没有吃的要啃皮带，我们没有皮带，就偷出妈妈少有的面做成一条宽面当皮带留着中午当饭吃。当时一般的衣服都是蓝灰色，最时髦的服饰是草绿色军装。我们吵吵地希望妈妈给我们买身军装，妈妈没有足够的钱和布票就翻出了她当年抗美援朝参军时的军装，那可是真正的军装，虽然是双排扣的过时列宁装款式，虽然已经洗得发白，虽然太大衣长过膝，我们也兴奋地当成了宝。就这样，我们沿着老红军的路爬雪山过草地抢夺大渡河。对几个重要的战役，小朋友分成两拨，轮流当红军和白军，用泥块对打，打得个个成了泥猴，全没了红军的英勇形象，回家也自然少不了一顿挨骂。有一次我们路过了一个女生宿舍窗口，几位红卫兵大姐姐扔给我们几块糖，问我们干吗，我们说长征，使她们兴趣大增。她们说真正的长征是不回家的，我们问不回家住哪? 她们说可以让我们住她们宿舍，不过要家长同意。和红卫兵大姐姐们同吃同住同长征，这太让人向往了。我们一溜烟跑回家，一路想词怎么说服妈让我们住出去。没想到，妈刚见到我们劈头就说，你们跑那去了，到处找不到，酱油没了，快去给我打酱油!  如同一盆凉水浇头，我的勇气已减了一半。哥哥首先投降，乖乖拿起酱油瓶就去打酱油。我还是结结巴巴地向妈妈表示了要去和红卫兵同住的意向。妈妈一听就笑了，她们逗你玩呢。我剩下的勇气也立马烟消云散了。就这样，我们的出走计划流产，只好继续住家长征，弄得那些大姐姐见到我就问什么时候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长征? 还有一次，我们爬上了大礼堂后台的天花板上，在充满灰尘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个漂亮盒子。我们很紧张。当时总有传说，敌特有电台，有炸药。我们围住盒子半天，拿不定主意怎么处理。最后我们一致同意把盒子交出去。当我们来到红卫兵总部，胆战心惊地交出了盒子。红卫兵大哥哥表扬了我们警惕性高，打开盒子却什么也没发现。我们好生失望，又不好意思把盒子要回，一路灰溜溜地回家。

那个时候，中央的刘邓陶被拉下马，政府机关彻底瘫痪了，除了红宝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据。地区领导象走马灯似地换人，目不暇接，一会被打倒，一会反戈一击，一会又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出现，一会又再次有问题。不过全国人民都只听毛主席的话，那话句句是真理，还有一个换算公式说一句顶一万句，而且前所未有地管用。当最高指示一发布，都是事先通知有重要广播，大家组织收听，听完后不管多晚所有人都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热烈支持、坚决执行。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刹住了武斗风，一声大联合淡化了派别，几个芒果把工人宣传队推到前台。工宣队就这样在这个背景下进驻学校来管红卫兵的。小学也响应号召复课闹革命。大人们还要去校办厂去校农基劳动，而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上课了。小学的第一把手就是一位工人老师傅，他文化不高，很憨厚，虽然不太会说话他的话却很管用，没人敢有不同意见。过去的一套全被推翻，课本不能用，老师不会教。于是上语文课就是读人民日报社论，算术课就是说明地主老财是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的，音乐课就是唱语录歌，体育课就是跳忠字舞。

稍后战备吃紧，和苏联关系交恶弄僵，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全国立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城市也开始挖防空洞疏散人口。大人们每天灰头土脸地挖洞，我们下了课就去搬砖头。尽管如此，大多数防空洞后来都成了烂尾工程只剩下养蚊子的功能。不过我们还紧张地进行战备演习。每天学习如何应付原子弹，如何逃避氢弹。。家里的人一会这个人去演习，一会那个人去拉练。我和哥哥都成了捆背包的能手，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将背包捆起来背在身上，走上十几里路不散架。我们还学习野生技能，如何在野外寻食、觅水、随炊、露宿。我们还做了个防核弹光幅射的眼镜，就是用墨汁染了碎玻璃片当镜片，然后用一根铁丝做成眼镜架，再用破布层层包起来。我把防幅射眼镜和红宝书放在一起，随时用来准备苏修把原子弹扔过来时防身。我们都相信核弹打过来可以躲过第一拨的冲击波和后来的核污染。

最高指示又来了，这次是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直接把文革造出来在城里惹麻烦的红卫兵们和被他们麻烦的人一股脑儿送到了农村。于是＂下放＂成了流行语。很快下放扩大到干部和城市居民，爸妈的学校里也没有例外。第二批下放的名单上出现了爸妈的名字。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带着大红花到处跑，全然不知未来我们家面临的是怎样一段艰苦岁月。

年底，踏上了下放的汽车，告别古城，开往黄漫漫穷土地和白茫茫盐碱滩，也宣告了我杂色童年的结束。我的少年将在这贫瘠但孕育着绿色生机的广阔天地里开始。

（全文完. 关于农村的青少年生活，请见我的旧文：河北邦子 - 下放四十年后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