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有的学科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而是被相关学科所“挟持”而被动的取得进展。

       所谓的数字化革命就是一个例子。在计算机工业高度发达后，几乎所有技术类学科的进步都是与计算机的应用分不开的。在硬件的油水被用干后，软件就成为目标所在。因此，应用数学的地位开始上升。

       这一个时代的特征是：硬件进步推动软件进步。从1978年到现在，这个特征并没有大的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典型的技术开发小组的构成是：几个本专业的，一两个搞计算机硬件的，一两个搞软件的。（在1980-1990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此资源配置下，计算机专业成为热门专业。

       这种结构的目标就是将计算机应用于本学科专业。这类论文是当时的热门论文。因而当时的“优秀人才”是：专业（50%）+计算机（50%）。也就是说，专业上的“半吊子”开始走上学科专业领导岗位。

 

       在上世纪90年代，将有关的个别小组的工作成果在高层次上进行综合的国际性竟争开始了。此时，一个典型的技术综合小组的构成是：几十个本专业的高手，每个相关学科的一两名高手，十来个搞数学的，几十个搞计算机硬件的，上百个搞软件的。

       这就是在数字化、计算机时代的实际意义上的技术开发小组。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充分的领教了“干看”的难堪。

       到了2000年前后，在计算机硬件软件的专业化高度发达后，商业市场化竟争使得我国的“技术开发小组”成为主要用户。这一特征在我国发表论文上表现出色。因而，“优秀人才”是：专业（30%）+计算机（30%）+管理组织（30%）+人际关系（10%）。。也就是说，有专业背景的"管理者"开始走上学科专业领导岗位。

      

       无法否认，这就是我国目前的现实。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因而对过去的指责流于空谈。

 

       我们关切的论题是：如何针对关键学科问题、有效的组织科学技术研究资源、并将之置于本专业的高手之下。

 

       要建设创新型科技大国，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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