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学问的人，对学问外的东西，只能安于平淡。

      

就个人精力看，如果做学问占据心智的80%，则用20%的心智与他人的100%心智竟争，难于取得实效。而如果只用5%的心智与他人的100%心智竟争，则必定大败。

 

就时间上看，如果做学问占时为10小时，则想用业余时间与“专职”竟争，也是败。

 

如果从经验累积上看，一个搞30年学问的人，如果只用20%的精力做学问外的，则只等于6年的“专职”者。还是败北给同龄人（差24年）。

 

因而，即便是做学问50%精力，也只有50%精力与“专职”者竟争。在学问上，30年也就打折扣成15年；而其它则是15年对30年。

 

由此可以看出，做学问的，在一般性社会生活中是低能的。而且，学问做的时间越长，其低能表现的越彻底。

 

因而，一个做学问的人，对学问外的东西，只能安于平淡。否则，学问是做不下去了。

 

假如规定高端人才的入选法规为：至少有30年的“全职”做学问的积类，则： 30年100% 投入者远优于30年50%投入者（相差15年）。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平均的做学问精力如为50%，则与国外同龄人群对比，的确是：无高端人才。

 

反过头来，因为我国自78年才开放大学，鼓励搞学问。以本科入学为起点时间（20岁算），则第一二代本科生即便是100%心智投入，也就只等于国外50岁左右者的学问积类者。

而，如果安50%心智投入，则只等于国外35岁左右者的学问积类者。

 

什么叫反差？这就是。因而，即便是学问内，也只能安于平淡。

 

因而，第一二代本科生即便是100%心智的继续投入，也只是在10年后，才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才结构。

 

但是，近10年来的“官化”把这一时间又推后了10年。因为这批人是科研的“骨干”，因而，高水平也就相当于：40岁左右者的学问积类者。

 

这种积累不足特别地表现在：与基础科学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上。

 

总上：急也没用，对学问外的东西，只能安于平淡。即便是学问内的，与国外同龄对比，因功力不足，也只能是安于平淡而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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