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庆油田的勘探发现以及后期的油田开发，其社会价值是巨大的。

 从科学研究角度看，当时的理论以及国外权威是不看好大庆的。那么为何当时的决策是把大庆作为一个前景区呢？

 对此，缺乏系统性的历史资料。就地质学界的口头流传资料而言，认为地质力学理论是在宏观上肯定大庆可以作为前景区的理论，它是基于大尺度区块构造而得到的推论。但是，就当时而言，这样的结论并不能得到学界的普遍支持和接受。从而，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有结论：这个推论是以行政手段来落实的。

 勘探决策基于地质力学，属于构造推断，但是它不能取代石油地质学。在整个勘探期，石油地质学基于自身的理论在勘探过程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前景区，从而决策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从而，在具体学科的指导下，终于确定了这是一个大油田。

 显然的，除了在早期的决策阶段地质力学发挥了作用外，在后期的初期勘探、中期、后期勘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石油地质学及其它具体的地质学科分支。因此，就实现大庆油田的发现而言，归功于石油地质学。

 这样，就思想上的发现而言，归功于地质力学；就具体的发现而言，归功于石油地质学。从而，从科研学术角度看，存在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不同学术结论。

 就当时地质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来判断的话，这个发现属于石油地质学，而不是地质力学。这是因为他们使用这样的论据，地质力学还预测了其它几个区块，对于大庆区块，理论上并没有把它唯一化。

 这个传统在我国学术界是保持至今的：在取得成功后，否认初期决策的理论引导作用（因为有几个理论推论），用整个研究过程的曲折以及艰难历史，以延续时间上、研究力量投入上的绝对数量无情的碾压初期阶段的几个理论推论的决定性作用。

 这个传统具有普遍性的群众基础。也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基础。这个传统的发挥极端就是：对于科研获奖项目，以具体的研究力量（及时间延续量）投入来评价贡献量。一般的，由于研究初期的决策者给出的是几个理论推论（预测），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它几个都是不正确的。所以，除非这个决策者也是后期研究的主要参加者，一般的是把这样的人物排斥在获奖者名单外的。

 获得成功的研究群体的论据是：这个人对于他的几个推论给出了同等强度的论证，并没有把走向成功的这条道路作为唯一的推论。

 因此，就历史看，学术界轻视理论的普遍现象起源于理论研究的包容性（也就是学术理论的多样性）。一般的，包容性最大的理论是抽象理论，从而抽象理论最为受到轻视。学术界普遍的偏好具有唯一性的理论，也就是单一化的理论，排斥竞争性的等价理论。

 这种排它性导致：初期研究决策的单调性（单一性），从而在实质上是隐含了对于其它理论的否定。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种决策的单调性演化为科研项目审批及验收标准的单调性。从而，在学术研究上，类似于大庆油田发现的决策模式被彻底的排斥了。

 历史始终是我们的导师。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