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由于工作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困惑，转而求之于书，读了一些中国古典文献。其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我的入门书，由此，看了《道德经》、《易经》、《庄子》、《论语》、《大学》、《中庸》以及各种注记。《史记》《战国策》翻了翻，没有通读。《资治通鉴》《吕氏春秋》《淮南子》类似，不深入。后来者如王阳明全集，朱子章句等稍有理解。顺便也看了《黄帝内经》等。有些理解的深入一些，有些则是半懂不懂。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人的书对我有很大启发。但是看了，自然就有些体会和感受。就我粗浅的读经典的经验，感觉到中国古代经典文献有很多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特点，有些特点算是缺点，有些算是中国特色。以下几个方面是一家之言。

特色一、藏头露尾

  现代人的著作观是巴不得世界上所有人知道自己写了什么书，在中国古代，人显得非常谦虚，甚至不留名。比如，著名的《道德经》作者连司马迁都迷惑，这是个千古之谜，迄今未解，虽然有些考证，但是估计没有进一步资料的情况下，不能确认谁是作者。《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入门经典，居然也没有作者，只能看做是汉代某些大牛的隐姓埋名之作。《庄子》中有许多篇的作者不能是庄子，可能是其门人。《易经》十篇中，好多篇的作者依然不能确认。这点和佛家经典类似。大多数依托某一名人或者干脆就是虚拟人物为作者，描写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大道藏几千卷书，都号称释迦摩尼口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很多书只能是后来得道高僧的演绎。

  这种藏头露尾的习惯可能来自于一方面言论的风险较高（这对于老子名字不可知不适用，不可解）。其次，在很早时代，写书乃贵族专权，普通人没有实力写书，即便有思想，也没有办法刻那么多的书简，更别说流传。依托名人可能会得以流传。

特色二、"述而不作"

  即便到近代，中国有思想的文人除了写日记，公开出书依然是非常吝啬，大多数情况下是"述而不作"，就是只讲学，不写书。如，论语就是头一个典型。《庄子》还自己写了几篇。后来的弟子们都附会老师的书上搭便车。到了王阳明，也是口述讲学，自己没有写书，只有书信和往来之作。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现象。佛经都是口头语录，圣经也不是耶稣的作品。在所有的宗教中，只有《古兰经》是穆罕穆德本人钦定的作品。《柏拉图》是语录。在中国，这和秦朝之后的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关系，在某些集权时期，都出现因言获罪。因此，大多数有思想者不愿意自己写书，而让学生们记录。这也许只是其中一种猜测。也有人说，这些人得道了，觉得没有必要写，写出来可能会误导。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既然不想说，那就索性连讲学也不做了，何必如此。一定另有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同时出现在世界各地，显然不是偶然的。

特色三、立而不论

 中国古典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立而不论，就是光有论点，缺少论证。不管是《论语》、《道德经》还是《黄帝内经》，只有很丰富的论点，没有论点的论据和深入的讨论和解释。这给后人带来了极大的理解障碍。尤其是《道德经》和《论语》，由于其语言的简练和时代特色，至今很多语句还不能精确的理解。《易经》更是晦涩，虽然有晋代和后来的很多注疏，都不能让一个有一定文学基础的人很容易读懂，这大大影响了这些思想文献的普及。同时，由于语言定义和理解不同，后学往往产生很大的分歧，当然这种分歧有时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比如，孟子和荀子有不同的理解，王阳明的学生也分成了很多派，固然跟学生们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也跟原始文献的粗糙性有很大的关系。

特色四、含糊不究

 中国古典文献另一个特点在于很多地方是含糊的，但是这些含糊的地方居然遗留几千年不变。《道德经》和易经等早期文献含糊的地方很多，中间很多版本不一致，缺漏之处甚多，伪造之处也不少。到了清代，考据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缺少实证，因此难免陷入争议。这是不够科学的一方面。另外，很多道理说得不清不楚，语言的含糊性增加了其神秘性。唐僧翻译的第一部书《瑜伽师地论》中，很多地方属于猜测，甚至到了神学程度，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习惯。把不知放在那里，或者干脆用神秘去掩盖。这些阻碍了中国人深入的思考。

特色五、因循守旧

  古典文献读起来还有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前人的论点后人不敢碰，因为那些作者都已经被称为圣人，圣人的话是不能改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连圣人自己都不能解释那些他们自己说过的话。孔子自己就自相矛盾，因为《论语》的很多话是孔子在不同年代不同心情下说，他自己也认为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也在不断地提高。反之，他的早先的论点有些并不完整，也并不是都站得住。这种对古人的因循守旧式的继承往往会歪曲，甚至恶意利用。最有害的莫过于明朝开始的八股考试，用朱熹的语言论述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思想的禁锢，因循守旧更加严重。《瑜伽师地论》我还没有看到更好的解释版，但是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一本百科全书，有地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等包罗万象的书籍，用现代科学可以解释其中很多现象，当然，该书总结的非常系统，但是缺少现代科学的注解，就只能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就只能不断的读下去，不能深究，只能努力的揣摩其原意，而不能灵活的理解其含义。

 中国文化是灿烂的，哲学、文学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几千年来继承下来的许多特色并不见得都是好事。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路线能够看出明显的不同。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被人称颂，但是后来者往往不是简单的吹捧，而是否定中的前进，用新的思想去补充，用新的思想去提高，这可能才是对前人的智慧最好的尊重，也是最好的继承。在科学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的情况下，很多前人的思想和看法应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和提高。唯有如此提高和改进，这些看似高高在上的理论和思想才能走入现代人的社会。当然，解读者并不缺少。现代如南怀瑾、钱钟书等人，都有系统而又详细的注解。但是如南怀瑾等人，摊子铺的太大，难免就有太多的不合适之处。每个人最好都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角度进行局部化的改进和提高，似乎更为稳妥，而不是全面开花。尽管我们相信一通百通，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和思想的局限性。

 灵活的继承中国古典文化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阶段。看到社会中有许多不当的解读古代文化经典，难免会误导一代人。这是学者的责任。同时中国不仅仅是中国人需要那些经典来充实自我，同时也可能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文化自觉的一个必然过程。经过了批判改进提高的过程，中国可能有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想出现，以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向危险的未来前进，这可能是中国给世界能够带来的最大的贡献，而不是那些GDP。

后记：过年了，本来想写点纪念春节的文章，后来发现很难写，还不如纪念一下古代的先贤。这里不算是批评的言论算是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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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春节年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