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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天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

已有 5095 次阅读 2019-2-3 10:21 |个人分类:人物篇|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王天铎, 记事

 一.点点滴滴

1.       仰望

1)大约是1982年,我还在南京气象学院上本科。有一天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关于《作物群体光合作用》的文集,是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殷宏章、王天铎主编的。对于学习农业气象专业的我,对这个内容相当着迷,而对文章简练的笔法、规范的格式,印象深刻,与当时的教科书完全不同。

2)王先生在学界知名的另外一个工作,是翻译《植物生理的数学模型》,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即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也就是说文革期间他就着手这项工作。能够这么前瞻性地介绍国外的工作,很不容易(后来记得一位旅居国外的知名专家说,当初他去英国读博,飞机上就带了这本书阅读。

2.       第一次遇见

1991年,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参加了在济南举办的农业气象会议。第一次见到许多农业气象界的前辈。有一位日籍的美国农业气象学家的报告,翻译者声音洪亮、清晰准确,这就是第一次见到王天铎先生的情景。碰巧我跟他的博士生傅伟住在一个房间,傅伟说,跟王先生在一起英语一定要好,冷不防,就蹦出个英文单词。

3.       申请博士后

1994年快毕业的时候,我联系到王先生,希望到上海植物生理所做博士后。我早听说王先生喜欢农业气象专业的学生。我的大学同学陈德兴,在他那里博士毕业已经出国,还有学弟施建忠刚刚博士毕业。王先生邀我去上海面谈。我介绍了我的一个兴趣,是计算不同作物株型的光合作用差异。这正是王先生和高亮之先生正承担一个攀登项目(973的前身)的内容之一。

4.       黄淮海之行

19941018日,王先生做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主席。他从上海赶到南京,答辩后我俩一同乘火车去沧州,与从北京来的罗焕炎先生会合(罗先生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井灌井排”治理黄淮海的盐碱地)。我们开启了黄淮海考察之旅,一路从山东、河南,访问当地的水利和农业部门,直到安徽蚌埠,我给他们送上火车。在这七八天的时间,我们吃住在一起。有时候在火车上我懒懒地放松一下,王先生就跑来跟我讨论,如引黄灌溉的问题。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只能静静地听着。感觉他给我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农业的一扇窗子。但是他回到所里后,跟施建忠说,于强的知识面很广。

5.       到上海

1994年底,我幸运地进入王先生的课题组。他了解到我妻子也是学习这个专业,就主动提出让她在课题组工作,当时他的经费并不是很宽裕。虽然我年底才进入课题组,他还给我一笔相当可观的年终奖。我的工资从博士生期间的119元,提升到1000元左右,妻子的也在800元左右。经济上第一次解放了。

6.       家庭聚会

1)第一次到王先生家,是送别贺东祥去美国做博士后,以及欢迎我的到来。吃饭前,先生说了几句开场白,就是期待贺东祥去美国顺利、于强在上海工作愉快。初来乍到的我,当时觉得特别温暖。饭后的一个节目,是王先生介绍他访问国外的情况。他把在国外访问的照片,制作成幻灯片。每次饭后都看,我记得看了很多遍。

2)王先生的夫人殷蔚芷老师,也非常热情。她是上海市英语特级教师,殷宏章院士的女儿。他们家是原来分配给殷宏章先生的房子,当时建国西路这个小院子集中了上海市一多半的院士。

7.       自由的学风

1)王先生不会主动问我做什么,从来没有催促我写论文、出成果。他常常过来聊天,天南海北,有说到当时为什么计算群体的光合作用。那是罗宗洛先生(所长)转给他1954年发表的门司-佐伯的论文,是有关太阳光在群体中负指数衰减的。而当时的大跃进、放卫星,作物亩产万斤,他觉得这篇论文可能会有用。有时候也谈到《福尔摩斯探案集》,为什么福尔摩斯要掌握伦敦不同方位的土壤分布,那是有助于判断罪犯的来路。后来他真把这个英文版的探案集给我,但我根本没有时间看。

2)在植生所,老师的办公室都在阴面,而我们属于实验室的格局,在阳面。王先生的办公室是开放的,我们学生中午吃过饭,他不在,我们就去看看一些邮件和杂志等材料。有过去的学生来信,也会让我们看一下,出现错别字,他要改好,虽然他不准备寄回去告诉学生。王先生是澳大利亚植物生理学报的顾问,我当时特别惊叹,外国人的稿子他都能改。而我连英文字母拼写对否都没有把握,我是在上海第一次用Word,发现可以自动识别错误的字,解决了我的一大问题。

3)“你们要尽早出国”

有一天,他拿到一个国外招聘的材料,说你们年轻人要尽早出国,不然语言关难过。我当时很奇怪,我才到这里什么都没干,怎么就让我走啊?后来才了解到,对过去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从来不计较自己划算不划算。现在供职于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学生说,在上海一篇论文也没做,就出国了。王先生也非常大度不计较。

8.       能言善辩之士

1)殷宏章先生,与钱学森先生同时出国留学,获得加州理工大学CIT博士学位。五六十年代,殷先生担任植物生理所所长,手下有几位年轻人,他们受欧美之风影响,思维活跃,经常交流辩论,被称为能言善辩之士。其中就有沈允钢(院士,后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王天铎等人。

2)了解到这些情况,我跟王先生也常常没大没小。如果学生唯唯诺诺,他会觉得相当无趣。如果跟他反驳,他就非常兴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谈到Ball-Berry气孔模型。他问,气孔导度和光合速率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即哪个是驱动哪个是响应?我说,从模型来看,它们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哪个变化在前在后的问题。他说,那怎么可能,总要有一个先变化,另外一个跟着变化。我仍然不服气,争论很久,他也不相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模型有局限,它是稳态的情况,没有考虑光合、气孔的瞬间变化。

9.       严师

1)半年以后,我写了一篇论文交给王先生。当天下班后,他就打电话到我宿舍的门卫,我赶忙跑到楼下接电话。听他说:我发现你稿子里有好几个大问题!我紧张得不得了。第二天才知道,也就是一些文字表达的错漏,这在过去我都认为是小问题。比方说,植物生理说碳代谢,我想当然,编造了“水分代谢”的概念。

2)不放过一点细节。有同学说了Profile(廓线),他马上纠正发音,“重音在前面”。王先生还跟我单独强调过,发音中重音的位置非常重要。后来,我真的领教了,我跟美国农业部一位专家,说Project(项目),他理解成Projector(投影仪)!就是一个重音在前,另一个在后。

3)我的第一篇英文稿子,发在植物学报上的,王先生改了六遍。每次的修改意见都是计算机打出来,相当于论文的篇幅,甚至更长。回想起来,这要老师花多少心血?

10. 在禹城站

(1)王先生的好几位学生都在禹城站做实验,他很欣赏禹城站的条件,还有技术人员的经验。他当时担任 禹城站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我因为在博士生期间吃过没有数据的苦头,也对禹城站情有独钟,常常过去做实验。王先生想弄清楚作物冠层的微气象,设计了一个架子,用电机带动传感器可以上下移动,但是很笨重。我费了很大的劲把它从上海托运过去,但是还没有实现自动观测。禹城站给我实践的机会,没想到我博士后出站半年后就入选禹城站的百人计划,担任研究员、业务副站长。 

  11.   北上

  回忆过去,1994-1996年,在王先生这里做博士后的两年,是我18岁离家以后最幸福的时光。我有充分的自由去学习,没有任何杂事和干扰,甚至没有任何压力。我从气候专业,跨到植物生理学科,系统学习了有关的知识和方法。这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1996年底,我结束了在上海的博士后工作,来到北京。我和王先生工作上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他经常到北京来,住在中关村叶铭汉院士(他的连襟)家里,骑着自行车到地理所来,到农大来。有一次我搬了新家,也请他和殷老师住在我家里。

2)我刚来的时候,他带我去黄秉维先生家、也到过娄成后先生家。他当时也是希望我多见识见识吧。黄先生说他想做的是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在娄成后先生家里,王先生说的多是编辑的事情。他仔细分析两个人修改一篇稿子,工作量不是一人一半,因为两个人通篇都要看。娄先生笑看着自己的学生,在他眼里王先生就是一个孩子。

12. 参加美国农学会

2003年,我和王先生去参加在丹佛召开的美国农学会年会,是马立望组织的Session,要我们分别做了特邀报告。在我做报告的时候,我发觉王先生听得特别仔细。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他午睡前,跟我说刚才你报告中有几个问题,现在说一下免得一会忘记了。哪些单词拼错了,发音的重音在哪里都一一指出来。本来我感觉良好的,今后是更加慎重了。

13.   “我是王天铎的学生”

1)这句话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也给我带来巨大的恩惠。在地理所老一辈人对我都比较关照,是因为王先生的缘故。前几年,我把《傅抱璞文集》给刘昌明先生。刘先生说,我还以为你跟王先生读的博士。唐登银先生曾经担任副所长,当初就是他们选我做百人计划。

2)我到西农工作,第一次见到山仑院士,王先生也多次跟我说过山先生和他的团队。当我说“我是王天铎的学生”,八十岁的山先生突然站起来,紧紧握我的手说,“王先生怎么样?”。后来山先生送我一本《山仑传》,其中就描述了他与王先生的交往。 

二.我所了解的王先生

1. 身世

王先生说一生中有三次跟庚子赔款有关:(1)他的祖父是北京教会的医生,1900年义和团包围教堂,祖父自杀了。家里受到庚子赔款的资助。父亲王明道是遗腹子,是中国著名的基督教领袖。他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2)他考入清华大学。(3)他上海的家是日本人用庚子赔款的钱修建的。

2. 学术渊源

中国植物生理学界,有三位巨头,在抗战期间,他们都住在云南大普集(地名待查证)。这三位都跟王天铎先生有直接的师承关系。

(1)           娄成后院士,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王先生在本科时期(院系调整后),跟娄成后先生学习。他说当时只是一个本科学生,娄先生和组里的老师并不以他年轻,对一些幼稚的问题,都很包容。

(2)           汤佩松院士,中科院植物所。汤先生从北京去上海植生所工作,就带了王天铎一人过去。几年后汤先生又调回北京了。

(3)           殷宏章院士,王先生到上海后与殷先生的女儿殷蔚芷结婚,直接在殷先生的领导下开展比较宏观一些的研究工作。

3. 计算机应用

1)王先生在全国也是国际上最早开展作物模型研究的专家之一,同样一个时代。尤其在作物群体光合作用的计算,前苏联的Ross的划时代的专著(植被辐射传输)里引用的。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报道的作物产量数万斤(见下图),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给出的上限是亩产5万斤。殷宏章、王天铎当时联系华罗庚,请求在数学上给予协助。华罗庚派了一位过去跟工厂做数学推广的,如建立纱锭与温湿度的相关关系。他在作物产量的量化上也用此方法,不问机理。合作失败。后来,华罗庚又换了一位数学专家。这位能够深入了解植物生理的问题和需求。把门司-佐伯的太阳辐射在冠层中的衰减,结合光合作用的光响应曲线,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冠层光合作用定量公式。六十年代,殷宏章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作物群体产量的文章,算是对大跃进产量卫星的一个结论。

2)王先生对计算机的应用特别着迷。他打字特别快,几乎可以跟上语速。他参加人大会议,用笔记本电脑做记录,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在新民晚报、人民日报上都有图片报道。

3)王先生买的笔记本电脑和家里的打印机等办公用品,都是自费。当时一个笔记本要9000多元。我说你完全可以用课题经费买呀!他相当不满,我用公家的钱买的东西,拿回家去,这算什么?我心头一震,还有这种思维方式。我说,你在家办公、做课题,完全可以。他不认可。

4. 期刊与SCI的争论

1)王先生担任《植物生理学报》主编,约25年。不同于很多刊物主编都是挂名,他每篇稿子都亲自提修改意见,用电脑文字输入,而且非常严谨。这让一些作者觉得修改很麻烦,也有个别作者看英文改得很好了,又改投国外的期刊。王先生在对编辑工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2)王先生对SCI作为评估指标持极为否定的态度。认为多数SCI刊物并不高于国内的刊物水平,又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做了很多分析,并在中国科学报等媒体发表。我常常跟他争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发SCI是必不可少的。他则是站在国家的更高的角度看待SCI这个问题。我写了一个《十年来师生关于SCI的争论与实践》的博文,也引起了关注。

5. 英文修改

1)王先生不管到哪里去,包括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他对英文表达,持有错必究的态度。访问一些单位、实验站,给英文介绍修改,然后交给管理人员。直到去年他仍然对上海的几本专业期刊,提出文字修改的意见。虽然已经出版了,他把意见打印出来,然后交给编辑部。

2)地理所李文华院士编辑出版一本生态方面的英文专著,请王先生看看英文。他不仅看英文,对其中的科学问题和科学表达都写了很中肯的意见,让李先生非常感动。

6. 不是院士

1)鉴于王先生的水平和影响,学界普遍以为,王先生是院士。我就纠正过几次。十多年前,《自然资源学报》(或资源科学)刊登了一个名单,列出在刊物上面发表论文的知名学者。王天铎被列在院士行列。我打电话给编辑部,说王先生不是院士。他们相当惊奇。

2)我问王先生是否报过院士。他并没有主动报过,是沈允钢先生问他要的材料。最后没有获批,但是走到哪个环节他也没有问过,沈先生也没有告诉过他。

7. 实事求是

王先生参加一个项目,分配经费的时候,按照参加人数比例。研究所本来比大学人就少,我建议王先生多写几位光合实验室的人,但是他不同意,结果课题分得比较少。

8. 嗜书如命

(1)王先生涉猎广泛,知识面非常之广。在文革期间,他应该属于逍遥派,他有大量的时间看书。跟他交谈每次都会有很大的收获。由于他英语很好,八十年代,英国气象学家Monteith来访,就由黄秉维先生邀请到地理所做翻译。Monteith提出的Penman-Monteith蒸发公式,有广泛的应用。

(2)有一个小故事,一次王先生陪夫人去医院做手术,殷老师进手术室以后,他发现没有带书很无聊,就回家拿书。王先生还没有回到医院,殷老师已经从手术车推出来了。

9.无怨的人生

从来没有听到王先生抱怨自己的境遇(他父亲王明道因为信仰被关押25年,母亲也长期坐牢,1978年以后才被释放)。他从来没有他说自己在哪里吃亏。王先生的心,纯洁得像个婴孩。他在禹城站,对各色的花草充满好奇。他穿着朴素,吃饭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同时他还资助贫困学生。对同事和后辈的要求,无私奉献。有学生报考他的博士生,他亲自买书寄给他们。有的后来没有报考,他们仍然像朋友一样交往。我是王先生唯一带过的博士后,从1994年到现在一直没有中断联系。他给我修改的稿子,我粗略估计有15万字。

125日,惊闻王天铎先生在上海不幸去世,享年90岁。回想自1994年跟随王先生到现在已经25个春秋,和先生在一起的一点一滴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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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6日,王天铎先生与荷兰Wageningen大学教授、Agricultural Systems主编,Penning de Veries在上海。

产量人民日报.png

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六十年前都困扰着亿万人民,包括政治家和科学家。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殷宏章和王天铎等人,开展了群体光合作用的实验,并应用数学模型,率先量化了作物冠层光合作用,指出了作物产量的上限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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