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近不惑之年，原本想逐渐向得过且过的教书匠角色转换。可近来接二连三到来的信息，却又让人难以安逸下去了。从杭州城西老和山脚既土又木学科出来的两位小学弟，不久前分别由其在南京、上海单位出色的科研业绩通过了今年NSFC杰青的答辩，前者上周已出现在今年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的名单之列。昨天下午在与来访的美国同行聊天时，又收到了昔日一位同届不同专业博士生同学的短信，这位老兄刚结束了在西北那所卫星发射中心的少将掌门生涯，回到长沙他曾学习和生活过的那所大学担任校长，使浙大我们那届毕业博士担任大学校长、副校长的人数又增加了一位。

    今年是我们那届博士生毕业20周年，今早在广东一家上市公司做老总的学友来电话开始商谈聚会的事。想想一周后本科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再过一个月后同届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也可能相聚，人到中年后，又能看到这么多同学和他们的满面春风，当然令我十分地欣喜和期待的了！

附：当年博士生的课余生活

    浙大很早就开始一年春秋两季招收博士生，但那时规模很小。那年春季我们一起报到的同学，连同本校几位直接攻博的，全校也就只有20个人的样子。我们被安排在七舍南端的二楼居住。这是铺着木头地板的老房子，两人一间很是宽敞。我们住朝南的，而同届的硕士生们住朝北的，也算是学校对我们博士生的一种特别照顾。

    当对这样的住宿安排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发现它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我们这批人来自于数学、机械、电机、土木、化工、光仪等不同的专业，课余饭后在寝室也不能整天学科交叉地切磋学问啊，尤其是那颇为难熬的周末之夜和星期天了。那能干嘛呢，外地来的几位老大哥又不能再去谈对象，而球是不会踢的，舞又跳不雅。于是，打牌、下棋和吹牛便成了我们首选的娱乐活动内容。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年轻气盛的，玩起来有时也就不在乎是通宵还是达旦了。可是，我们的窗户对面就是学校的首脑机关——行政大楼啊，而我们的天花板上还有学校保卫处和派出所呢。记得有一次，大家实在是玩忽所以了，干脆在天亮之前就用棉被封堵了那嬉乐房间的窗户。记得还有一次，大家玩饿了，也就顾不了学校一而再再而三的禁令，在宿舍里用电炉和铝质脸盆去煮点吃的充饥。孰不知，那菜肉香气是会透过封严的门窗缝儿漂到楼上保卫处值班室的呀，由此而来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个时候打牌，玩80分和红五好像刺激已经太小了点，而正好杭州整个儿地在时兴“拱猪”。“拱猪”时，牌是暗的，每人得步步为营地回避着作为“猪”的黑桃Q和将积分翻倍的梅花10。一旦某位的负分达到在“拱猪”前大家定好的门槛值，他就得爬在地上从桌下钻过去。我的几位同学是很精于算计的，而我又总是缺心眼。于是，在我参加的“拱猪”战中，多是少不了要去钻桌子底的。

    我们博士生班的同学早已是各奔东西了，但我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保持着联系，有时还会聊起大家在一起的那些不亦乐乎的岁月。无论现在职位高低，每当大家见面时忆起往事，顽童般的笑容总是会不自觉地挂上那已有丝丝皱纹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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